2020年2月7日星期五

瘟疫~古人怎對付



1894年香港發生鼠疫一次過奪去超過二千五百多人的性命
瘟疫

周、秦、漢世典籍認為,“疫為鬼”,即疫癘之疾,是鬼神作祟,故有“儺”而“驅鬼逐疫”之儀式。如 《周禮·春官·占夢》說:“遂令始難(儺)歐(驅)疫。”鄭玄注:“疫,癘鬼也。” 儺(儺,音挪),《漢語大字典》說:“古代臘月驅逐疫鬼,祓除不祥的迷信儀式,是原始的巫舞之一。” 《周禮·夏官·方相氏》說:“以索室歐(驅)疫。”鄭玄注:“疫,癘之鬼。” 《論語·鄉黨》說:“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何晏注:“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楊伯峻《論語譯注》說:“儺,音挪,古代的一種風俗,迎神以驅逐疫鬼。解放前的湖南,還有雇請巫師以驅逐疫鬼的迷信,叫做‘沖儺’,可能是這種風俗的殘餘。” 《周禮》《論語》,儒家經典也!

瘟疫自古已經有,就是人類建立文明之前都已經有,人類注定被瘟疫折磿,看看古人怎論疫病。
明/吳又可《瘟疫論》之《原病》



原病
病疫之由,昔以為非其時有其氣,春應溫而反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因風雨陰晴,稍為損益,假令秋熱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

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之癘氣,在歲有多寡;在方隅有濃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則其所客,內不在臟腑,外不在經絡,舍於伏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界,是為半表半裏,即《針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

胃為十二經之海,十二經皆都會於胃,故胃氣能敷布於十二經中,而榮養百骸,毫髮之間,彌所不貫。凡邪在經為表,在胃為裏,今邪在膜原者,正當經胃交關之所,故為如折;

如浮越於陽明,則有目痛、眉棱骨痛、鼻幹;
如浮越於少陽,則有脅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

大概述之,邪越太陽居多,陽明次之,少陽又其次也。邪之所著,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凡人口鼻之氣,通乎天氣,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異耶?若其年氣來盛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則又不拘於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或遇饑飽勞碌,憂思氣怒,正氣被傷,邪氣始得張溢,營衛營運之機,乃為之阻,吾身之陽氣,因而屈曲,故為病熱。其始也,格陽於內,不及於表,故先凜凜惡寒,甚則四肢厥逆。陽氣漸積,鬱極而通,則厥回而中外皆熱。至是但熱而不惡寒者,因其陽氣之周也。

此際應有汗,或反無汗者,存乎邪結之輕重也。即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經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裏,表雖有汗,徒損真氣,邪氣深伏,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漸退,表氣潛行於內,乃作大戰,精氣自內由膜中以達表,振戰止而複熱,此時表裏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濕透,邪從汗解,此名戰汗。當即脈靜身涼,神清氣爽,劃然而愈。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為順,即不藥亦自愈也。伏邪未退,所有之汗,止得衛氣漸通,熱亦暫減,超時複熱。午後潮熱者,至是鬱甚,陽氣與時消息也,自後加熱而不惡寒者,陽氣之積也。其惡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陽氣盛衰也;其發熱或久或不久,或晝夜純熱,或黎明稍減,因其感邪之輕重也。疫邪與瘧仿佛,但瘧不傳胃,惟疫乃傳胃。始則皆先凜凜惡寒,既而發熱,又非若傷寒發熱而兼惡寒也。至於伏邪動作,方有變證其變或從外解,或從內陷。從外解者順,從內陷者逆。更有表裏先後不同∶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裏偏勝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而又分傳者。從外解者,或發斑,或戰汗、狂汗、自汗、盜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心下脹滿,或腹中痛,或燥結便秘,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利,或嘔吐、噁心、譫語、舌黃、舌黑、苔刺等證。因證而知變,因變而知治。此言其大略,詳見脈證治法諸條。

古人是如何預防瘟疫(病毒)的?

人吃五穀雜糧,甭管唐朝人、宋朝人,還是二十一世紀的人,只要是人,就有可能生病。不過,說起來也奇怪,雖然都是病,但有些病在某一個時代可能會威脅到人類的生命健康,但換個時代可就不一定了,比方說往前推五、六十年,那個時候的中國人還掙扎在溫飽線上,不存在三高的問題,工作壓力也沒有那麼大,也沒聽說過過勞死,但那個時候的肺結核,卻是個要命的病;還有糖尿病,只要得上了,就等於宣告了只有等死的份兒。

但現在就不一樣了。對現代人的健康威脅最大的,怕是要數心腦血管病了吧?電視上整天各種預防心腦血管疾病的廣告,分分鐘提醒著人們這種病已經成為了現代人生命健康的第一大隱患。而肺結核、糖尿病,卻早就可以被控制和治療了。

那麼回到一千年以前,威脅著大唐人民生命健康的又有哪些疾病呢?

那些躲都躲不掉的“疫”,唐朝時對百姓生命健康造成重大威脅的一些疾病就是傳染病。

如果時間往回倒推一千來年,那時候的唐朝,疫情可是時不時就會來鬧一次的。翻開《兩唐書》,我們隨便摘錄幾段,就能看出來整個大唐疫情發生的頻率:

貞觀十年(西元636年)關內河東大疫;
貞觀十五年(西元641年)三月澤州疫;
貞觀十六年(西元642年)夏穀涇徐戴虢五州疫;
貞觀十七年(西元643年)夏,潭、濠、廬三州疫;
貞觀十八年(西元644年)廬、濠、巴、善、郴五州疫;
貞觀二十二年(西元648年)卿州大疫;
永徽六年(西元655年)三月楚州大疫;
永淳元年(西元682年)六月關中初雨,麥苗澇損,後旱,京兆、岐、隴螟蝗食苗並盡,加以民多疫癘,死者枕籍於路,詔所在官司埋瘞;
垂拱三年(西元687年)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疫疾,民死者眾;
景龍元年(西元707年)夏,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疫死者千數;
寶應元年(西元762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
廣德元年(西元763年)是歲,江東大疫,死者過半;
貞元五年(西元789年)是夏,淮南、浙東、浙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眾。

看這個記載,疫情發生的頻率很高,幾乎每過幾年就會有一次,要麼“死者眾”,要麼“死者千數”,聽起來實在嚇人。再看看每一次疫情發生的區域,幾乎都會遍及好幾個州府。可以想像,當時的老百姓,真是受夠了疫情的苦。

那些來自朝廷的關懷

疫情這麼嚴重,過幾年就來一次,看著老百姓受苦,誰會最著急呢?是皇帝。皇帝心裏其實比誰都著急。

唐玄宗李隆基就是一個把老百姓的健康時時刻刻掛在心上的好皇帝,他知道民間疫情嚴重,於是親自搞了個配方,叫廣濟方,是一個專門應對疫情防控的方子。他把這個方子下發到全國各地,讓全國的老百姓都按這個方子防疫。

可是方子發下去以後,唐玄宗還覺得不放心,萬一要是有人看不到,或者看到以後又忘記了怎麼辦呢?於是他又下了一道詔書:

朕頃者所撰廣濟方,救人疾患,頒行已久,傳習亦多,憂慮單貧之家,未能繕寫。閭閣之內,或有不知。 償醫療之時,因至夭橫。性命之機,寧忘惻隱,宜命郡縣長官,就廣濟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件錄,當村坊要路榜示。仍委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

意思是說,為了能讓更多的人看到這個廣濟方,記住這個廣濟方,無論是鄉間還是城市,各地的官員你們要把這個方子刻在路旁的木板上,好時時刻刻提醒老百姓防疫。

你看,這還真是個為老百姓操碎了心的好皇帝。

像唐玄宗這樣關心疫情的好皇帝不止一個,文宗皇帝也特別重視傳染病的防控工作,尤其關心疫情嚴重地區老百姓的生活,送醫送藥,下詔書減免戶稅,並且下詔要求地方官員處理好那些無人收管的屍體,防止再次傳染。

除了這些細微的關懷以外,要想更好地預防疫情發生,其實更有效的辦法,還是對醫學常識的普及和教育,這一點,大唐的皇帝也想到了。再來看一條唐玄宗的詔書:

……開元十一年七月,諸州置醫學博士敕。敕,神農辯草,以療人疾,岐伯品藥,以輔人命,朕全覽古方,永念黎庶,或營衛內癕,或寒暑外攻。因而不救,良可難息。自今遠路僻州,醫術全無,下人疾苦,將何侍賴?宜令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一員……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老百姓的健康問題實在是讓皇帝感到很是擔憂,於是便在各州設立醫學博士一名,來促進該地區的醫療衛生工作。

醫學博士咱們前面提到了,他帶著一個助手和一二十名醫學生組成了當時官辦的地方醫療機構,他們承擔了各個地區的醫療教育工作,當然,同時也承擔著傳染疾病的防控工作。

講到這裏,忽然又想起了那位智嚴和尚。我們說他當時住在一個叫癘人坊的地方,癘人坊其實就是一個隔離麻瘋病人的醫院。這其實是大唐政府對傳染病防控的又一種手段——將傳染病人隔離治療。不用說,這當然對預防病情的蔓延與擴散,有著積極的作用。

從另一則記在《高僧傳》裏的故事,我們還能看到這種隔離醫院的入住方式和供給:

收容癘疾,男女別坊,四時供承,務令周給。

意思是說,被隔離在這些醫院裏的傳染病人,男女要分開入住,病坊裏會按時為他們供給飲食和藥物。

傳染病要治,更要防患於未然

有句話說:“禍從口出,病從口入。”這個道理,其實在唐朝的時候人們早就意識到了。關於疫情,他們也早就想到,除了醫藥的防控以外,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也是至關重要的。



唐初有一位叫巢元方的醫學家,他寫過一本醫書《諸候源病論》,其中就提出了飲食衛生的概念,指出人們食用正常的肉類食品是不會有問題的,但是一定不要吃那些患傳染病死亡或吃了毒草死亡的動物,否則也會感染上病毒,導致死亡。

另外孫思邈的《千金方》裏還提到了關於水淨化處理的問題。這個辦法其實非常簡單,就是將配好的藥材沉到井裏,以起到改善水質、防控疾病的作用。他說:

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裏無疫。飲藥酒得,三朝還滓置井中,能仍歲飲,可世無病。當家內外有井,皆悉著藥,辟溫氣也。

這是這位醫學家從醫學的角度提出的水治理措施,同時,孫思邈還提出了居住環境和人類健康的關係。他說:

……必在人野相近,心遠地偏,背山臨水,氣候高爽,土地良沃,泉水清美,如此得十畝平坦處便可構居……

這其實說的就是居住環境對人身體健康的影響。背山臨水,氣候高爽,不正是我們現代人嚮往的田園生活嗎?人少,污染小,空氣又好,病菌自然就少,當然有利於健康。

但總有些人不可能離開城市去鄉村生活,而且城市要發展,也不可能把人口全都遷居到鄉村去,所以城市的環境衛生就不可忽視了。特別是城市的排汙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則,病菌就有可能從中滋生,影響人們的健康。

所以唐朝那會兒,首先就有一條法律規定,在城市裏一定要注意環境衛生,誰家要是亂倒垃圾亂排汙,那可是要挨板子的。不信可以去翻《唐律疏議》,裏面就有一條這樣的規定:

其穿垣出穢汙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論。主司不禁,與同罪。

看到了沒,亂扔垃圾真的是要挨板子的。

好吧,就算垃圾可以自行處理,那麼生活中的污水應該排放到哪兒去呢?別發愁,大唐的地下排汙工程其實已經相當到位了,完全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雖然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看到當時的整體情況,但從西安的一些唐朝遺址上也能看到當時的狀況:在西安市東門外中興路一帶,曾經出土了唐代的排放生活污水與雨水的地下水道;大唐西市遺址裏,也有完整的地下排汙管道。這些或許可以說明,唐朝的地下排汙設施已經相當完備了。

關於漢末瘟疫

古代瘟疫如何恢復?以漢瘟疫之害,看看道家哲學防止疫情的思維

我國古代有文獻記載的瘟疫之害當屬東漢末年的瘟疫之害,僅僅在漢桓帝時期就發生過三次大的問題,再到漢靈帝在位二十二年就多達五次之多,可以說每次的瘟疫的之害,對於百姓的災害更是刻骨銘心,在曹植的《說疫氣》有記載:

建安二十二年(漢獻帝在位時期),厲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複族而喪。

漢獻帝設立建安為年號的第一年,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就有幾乎三分之二的人因為患上瘟疫不治而亡,在醫療機制不全的健全的古代,更可怕的是當時的人們多半缺乏對於瘟疫的認知,致使常常都是一人有病,連累到全族人,所以通常成為了蔓延之勢,人人望而生畏。

可以說,從古至今,天災通常都是大起之勢,給人們的生活造就了很多的磨難,不管是治療過程還是善後問題,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古代人對此又有什麼妥善的解決辦法呢?

道家思想的興起背景

(一)古代人對瘟疫的認知
關於疫癘,古代人也是靠著種種跡象來歸納總結,對於瘟疫通常是發病時間迅猛、傳染力度強、死亡率高,這些發病特點,在部分人看來,就是天上的瘟神在作祟,故此,瘟疫被冠以神秘的色彩。

人們通常只能總結出它的規律來應對,《禮記·月令》指出:“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對於往後,也並沒有搞清楚瘟疫,只能通過發病的規律來認識瘟疫。當時的社會不便流行的瘟疫如鼠疫、天花,人們主要還是認為是由“乖痰之氣”引起的。葛洪在《肘後備急方》指出:“屍注、鬼注病者,即是五屍之中屍注,又挾鬼邪為害也……”所以這種在年歲中和鬼毒相注而成的癘氣,在那個時代,成為了人們認識瘟疫的第一步。

對於瘟疫的染病方式,人們還是從規律中總結出來的,此類具有代表性的是東漢張仲景的著作——《傷寒雜病論》,書中記載:


東漢醫家張仲景
           
千般痰難,不越三條:一者,綴絡騷郴,入藏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 竅,脈相傳,壅寒不通,為外皮膚所巾也……

這裏的痰難,通過皮膚經絡麗入,最終流至髒臆,由此可認為提出來的理論,與現代還是有所相近。

(二)道家思想興起的背景
道家在這個瘟疫頻發的時代發展過程中,一直始終秉持“以醫傳教、借醫弘道”,前文提到,人們對於瘟疫的認知是對於神明的敬畏,而道家,避開老莊思想的前提下,就是以太上老君為首的宗教背景。
道教在其原本的道家學說理論中的“自然之道”一脈相承而來,在瘟疫之下,人人望而生畏,而道家的思想本身就結合了理論學說:“在人之身,則為神明,推崇心也,因此教人修道"。

關於中國的傳統養生之學中,眾多學說也是好靜不好動,所以道家所闡述的思想——教人修心,在那個混亂的年代,主要起到安穩人心的作用。

不同於其他學說,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主張的學說“正心 ”、“修身治天下”,這點要和道家主張的學說有所區別的是,儒家學說更傾向於通過後天的道德修為來實現身心健康,但是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是秉持“道法自然”的理論,主張自然無為的健康觀,簡單而言便是,遵守自然。

在那個人人混沌的年代,道家思想主張的“無名無形、無為而無不為”更能順應大勢。

道教和道家的祛疫方式
(一)道教的鬼神祛疫
在道家看來,宇宙是晝夜輪替、寒來暑去,永遠周流不息而又迴圈不止,這是一種極為自然的社會秩序,在具有神話學說中,萬物是由“陰”和“陽”組成,這點上,道教認為觀辯天地陰陽的變化,則可以推斷演算出人事的吉凶 。

簡單理解也可以認為是,只有陰陽運行順暢為天下太平吉祥,但倘若陰陽失調則:“瘟黃時熏也,人之不養靈根,恣食辛厭,不義不仁,六屬不和,香火不修,神只不佑,致使家遭瘟疫,身染毒暴,大小疾病,人口死亡……這點來自於在《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注卷上》。
在具有神話色彩的方式上,道教便利用人們對於厲鬼作祟而引發的瘟疫的恐懼心理,所以“治標治本”的對於祛疫也依託於神鬼之說。

針對於此,道教利用其一些奇特的圖案或文字組成的符,稱其為天神所授予具有召劾鬼神消災解難的工具,即便是肉體凡胎的道士持有此符則可以依“法”鉗制鬼神,在加上特定的咒語,可以感應上天諸神,得到他們的幫助消災解難。

“符”和“咒”是道士施展法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那個時候,人們對於瘟疫,加以藥物,輔以法術,便能得到妥善“治理”。

可是這種終究還是要靠藥物的療效,對於“法術”人們無非就是祈求個心裏安慰。

(二)道家“自然無為”防疫
老子作為道家學派的創始人,將道作為世界萬物的本原,故此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對於這種理論上的法則,老子則是提出普遍的法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所以不同於道教基於天地的法則,主張極為自然的法則,故此秉持“聖人之道,為而不爭。”這種在養身、健康方面極為管用,主張效法自然 ,達到“天人合一 ”的理想境界。

這種學說的主要目的還是安撫人心,但不同道教,一個是被動的接受,一個是主動是接受。如果說道教主要通過行動來安撫人心,那麼老莊的道家思想便是從內心解決到達“天人合一”認知。

所以,這種思維,在個人認知上,講究順其自然,譬如“一身正然浩氣,則鬼神不侵”,這種絕對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信奉鬼神學說,而是通過研究自然,發現無為,達到與自然一般的開拓心境,所以就能防疫氣所侵。

道家學說對於瘟疫的思想加持

道教生態思想和以道家生態思的哲理內核,同樣秉持“道生萬物”的思想。萬物之道即清靜無為,田園生活般的自然恬淡和嚮往狀態歸複,因此主張人們在生活上和心理上都能虛明澄靜。

這可以說為是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道家理念在自漢往後衍生出,還是發生了諸多變化,其核心不變的還是秉持無欲無念的境界歸複。故而老子便維持精神的高潔在現世的夾縫之中保全生命,所以在此後的防疫過程中雖然不得不應對外在這種衝突尖銳,但仍然需要保持對外在世界的冷靜認識,即推崇的“清靜無為”。

所以這對古代防疫有著很大的幫助,即精神和肉體應該小心翼翼的保護和封存,依舊怡然自得,不與其它方面發生衝突。

對於莊子思想,和老子不同的是,要在天災人禍中保全性命 ,就必須避免個人與外界的這種衝突,這種看似逃避的方式,恰巧是認識混沌宇宙,熟知自然而然的天性。為此便是道在防疫過程中的心態,因而人們能通過這種心態,正確地觀照外物對自身的影響,求得生命的保全與圓滿。
願此次得防疫,在國家和我們共同努力下達到內外同一,戰勝病魔。

中國古代大瘟疫簡史,幾乎每次都是滅頂之災



西元11年,新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年,大疾疫,死者過半,摘自《後漢書·劉玄傳》。

16年,新王莽天奉三年,丙子年,二月大疫,馮茂在句町,士卒死於疾疫者十有六七,摘自《後漢書·王莽傳》。

22年,新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後漢書·劉吉傳》。

38年,建武十四年,戊戌年,會稽因大疫而死者萬數,摘自《後漢書·鐘離意傳》。

44年,建武二十年,甲辰年,馬援在交趾,軍吏經瘴疫死者十之四五,摘自《後漢書·馬援傳》。

49年,建武二十五年,己酉年,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摘自《後漢書·馬援傳》。

162年,延熹五年,壬寅年,皇甫規在隴右,軍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摘自《後漢書·皇甫規傳》。

169年,建寧二年,己酉年,疫氣流行,死者極眾,摘自《備急千金要方·傷寒》。

196年,建安元年,丙子年,南陽自此連年疾疫,不到十年之間,張仲景宗族兩百餘口,死者竟達三分之二,摘自《傷寒雜病論·序》。

208年,建安十三年,戊子年,十二月,大疫,魏軍吏士多死,摘自《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223年,黃初四年,癸卯年,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摘自《三國會要》、《宋書·五行志》。

252年,太元二年,壬申年,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摘自《三國志·吳志·孫亮傳》。

253年,嘉平五年,癸酉年,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摘自《宋書·五行志》。

273年,泰始九年,癸巳年,吳疫,三年內僅京都死者競達十萬,摘自《宋書·五行志》。

275年,鹹寧元年,乙未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萬人,摘自《宋書·五行志》。

322年,永昌元年,壬午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河朔亦同,摘自《宋書·五行志》。

376年,太元元年,丙子年,冬,大疫,延至明年五月,多絕戶者,摘自《宋書·五行志》。

380年,太元五年,庚辰年,五月,自冬大疫,至於此夏,多絕戶者,摘自《宋書·五行志》。

397年,隆安元年,丁酉年,八月,北魏大疫,人與馬牛死者十有五六,摘自《北史·魏本紀》。

423年,宋景平元年,癸亥年,魏,士眾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摘自《北史·魏本紀》。

468年,魏皇興二年,戊申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萬,摘自《魏書·靈徵志》。

510年,魏永平三年,庚寅年,四月,平陽郡的禽昌和襄陵二縣大疫,死二千七百三十人,摘自《魏書·世宗宣武帝紀》。

598年,隋開皇十八年,戊午年,九月,漢王諒師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摘自《隋書·高帝紀》

612年,隋大業八年,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摘自《北史·隋本紀》。

682年,唐永淳元年,壬午年,加以疾疫,自陝至洛,死者不可勝數。死者枕籍於路,摘自《舊唐書·五行志》、《舊唐書·高宗紀》。

687年,唐垂拱三年,丁亥年,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民死者眾,摘自《舊唐書·中宗紀》。

707年,唐景龍元年,丁未年,夏,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疫死者千數,摘自《新唐書·五行志》。

762年,唐寶應元年,壬寅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摘自《新唐書·五行志》。

763 年,唐廣德元年,癸卯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摘自《舊唐書·代宗紀》。

789年,唐貞元五年,己巳年,是夏淮南浙東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眾,摘自《舊唐書·德宗紀》。

806年,唐元和元年,丙戌年,夏,浙東大疫,死者大半,摘自《新唐書·五行志》。

880年,唐廣明元年,庚子年,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賦眾疫癘,摘自《舊唐書·僖宗紀》。

880年,唐大順二年,辛亥年,春,淮南大饑,軍中疫癘,死者十三四,摘自《舊唐書·昭宗紀》。

1127年,南宋建炎元年,丁未年,三月,金人圍汴京,城中疫死者幾半,摘自《宋史·五行志》。

1131年,南宋紹興元年,辛亥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屍無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32年,南宋紹興二年,壬子年,春,涪州疫,死數千人,會稽時行痢疾,摘自《宋史·五行志》、《續名醫類案·痢類》。

1161年,金正隆六年,辛巳年,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天下騷然,摘自《金史·完顏匡傳》。

1164年,南宋隆興二年,甲申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遍山谷,暴露凍綏,疫死者半,僅有還者亦死。是歲浙之鎧饑民疫者尤眾,摘自《宋史·五行志》。

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辛醜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寧國府民疫,死者尤眾,摘自《宋史·五行志》。

1191年,南宋紹熙二年,辛亥年,涪州疫,死數千人,摘自《宋史·五行志》。

1209年,宋嘉定二年,己巳年,夏,都民疫,死去甚眾,淮民流江南者,饑與暑並,多疫死,摘自《宋史·五行志》。

1210年,南宋嘉定三年,庚午年,四月,都民多疫死,摘自《宋史·五行志》。

1276年,南宋德佑二年,丙子年,數月間城中疫氣薰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數計,摘自1297年,元大德元年,丁酉年,八月,真定、順德、河間旱疫;河間之樂壽、交河疫死六千五百餘人。(十二月)般陽路饑疫,兵多死於瘴癘,摘自《元史·成宗本紀》、《新元史·史耀傳》。

1308年,元至大元年,戊申年,春,紹興、慶元、臺州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摘自《元史·五行志》。

1331年,元至順二年,辛未年,疫癘死者十九,摘自《元史·文宗本紀》。

1332年,元至順三年,壬申年,宜山縣饑疫,死者眾,摘自《元史·文宗本紀》。

1408年,明永樂六年,戊子年,正月,江西建昌、撫州、福建建寧、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萬八千四百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10年,明永樂八年,庚寅年,登州、臨海諸州縣自正月至六月,疫死者六千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13年,明永樂十一年,癸巳年,六月,湖州三縣疫;七月,寧波五縣疫;邵武大疫,絕死者萬二千戶,摘自《明史·五行志》

1444年,明正統九年,甲子年,冬,紹興、寧波、臺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萬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56年,明景泰七年,丙子年,五月,桂林疫,死者二萬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乙未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無算,摘自《明史·五行志》。

1485年,明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年,新野疫癘大作,死者無虛日,摘自《名醫類案·瘟疫》。

1493年,明弘治六年,癸醜年,吳中大疫,常熟尤甚,多闔門死,摘自《都公譚纂》。

1506年,明正德元年,丙寅年,六月,湖廣、平溪、清涼、鎮遠、偏橋、四衛大疫,死者甚眾,靖州諸處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建寧、邵武自八月始亦大疫,摘自《明史·五行志》。

1523年,明嘉靖二年,癸未年,七月,南京大疫,軍民死者甚眾,摘自《明史·五行志》。

1525年,明嘉靖四年,乙酉年,九月,山東疫,死者四千一百二十八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530年,明嘉靖九年,庚寅年,痘災盛行,死者過半,摘自《痘症理辨·序》。

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甲午年,春,痘毒流行,死者十有八九,摘自《疫症集說》。

1582年,明萬曆十年,壬午年,四月,京師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安,患大頭瘟症,死者枕籍,摘自《明史·五行志》、《順天府志·祥異》。

1586年,明萬曆十四年,丙戌年,大樑瘟疫大作,甚至滅門,摘自《萬病回春》。

1622年,明天啟二年,壬戌年,(時行疫痢)夏末秋初,沿門闔境患此,病勢極為危迫,摘自《先醒齋筆記·痢門》。

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辛酉年,晉寧疫,人牛多斃;曲陽大疫,餘姚痘疫盛行,摘自《清史稿·災異志》、《學箕初稿·天花仁術序》。

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年,春,瓊州、靈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無算;六月,曲阜大疫,東昌疫,巨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幾半,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年,春,南樂疫,河間大疫,塊獻縣大疫,人死無算;六月荷澤疫;秋,章邱、東昌、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無算,昌樂疫;羌州寧海、濰縣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23年,清雍正元年,癸卯年,秋,平鄉大疫,死者無算,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27年,清雍正五年,丁未年,夏,揭揚、海陽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無算;冬,漢陽疫,黃岡大疫,鐘祥、榆明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32年,清雍正十年,壬子年,崑山大疫,死者數千人;夏,會城疫,摘自《洄溪醫案·瘟疫》。

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癸醜年,鎮洋大疫,死者無算;昆山疫;上海、寶山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年,春,泰州、通州、合肥、贛榆、武進、蘇州大疫;夏,日照、範縣、莘縣、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計數;昌樂疫,東光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821年,清道光元年,辛巳年,三月,任邱大疫;六月,冠縣、武城、範縣大疫,巨野疫,登州府屬大疫,死者無算;七月,東光、元氏、新樂、通州、濟南大疫,死者無算,東阿、武定、滕縣、濟寧州大疫;八月,樂亭大疫,青縣時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勝計;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斃無數;灤州、元氏、內邱、唐山、蠡縣、望都大疫,臨榆疫,南官、曲陽、武強、平鄉大疫;九月,日照、沂水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壬辰年,三月,武昌、鹹寧、潛江大疫;四月,蓬萊疫;五月,黃陂、漢陽、宜都、石都大疫,死者無算;崇陽大疫;監利疫,松滋大疫;八月,應城、黃梅、公安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年,夏,暑風甚劇,時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摘自《冷廬醫話》。

死者大半,死者甚眾,死者無算,死者不可計數,滅門,絕戶……人口是古代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源,然而每逢大瘟疫,幾乎都是一次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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