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香港發生鼠疫一次過奪去超過二千五百多人的性命
瘟疫
周、秦、漢世典籍認為，“疫為鬼”，即疫癘之疾，是鬼神作祟，故有“儺”而“驅鬼逐疫”之儀式。如 《周禮·春官·占夢》說：“遂令始難（儺）歐（驅）疫。”鄭玄注：“疫，癘鬼也。” 儺（儺，音挪），《漢語大字典》說：“古代臘月驅逐疫鬼，祓除不祥的迷信儀式，是原始的巫舞之一。” 《周禮·夏官·方相氏》說：“以索室歐（驅）疫。”鄭玄注：“疫，癘之鬼。” 《論語·鄉黨》說：“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何晏注：“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楊伯峻《論語譯注》說：“儺，音挪，古代的一種風俗，迎神以驅逐疫鬼。解放前的湖南，還有雇請巫師以驅逐疫鬼的迷信，叫做‘沖儺’，可能是這種風俗的殘餘。” 《周禮》《論語》，儒家經典也!
瘟疫自古已經有，就是人類建立文明之前都已經有，人類注定被瘟疫折磿，看看古人怎論疫病。
明/吳又可《瘟疫論》之《原病》
原病
病疫之由，昔以為非其時有其氣，春應溫而反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因風雨陰晴，稍為損益，假令秋熱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
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之癘氣，在歲有多寡；在方隅有濃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則其所客，內不在臟腑，外不在經絡，舍於伏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界，是為半表半裏，即《針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
胃為十二經之海，十二經皆都會於胃，故胃氣能敷布於十二經中，而榮養百骸，毫髮之間，彌所不貫。凡邪在經為表，在胃為裏，今邪在膜原者，正當經胃交關之所，故為如折；
如浮越於陽明，則有目痛、眉棱骨痛、鼻幹；
如浮越於少陽，則有脅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
大概述之，邪越太陽居多，陽明次之，少陽又其次也。邪之所著，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凡人口鼻之氣，通乎天氣，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異耶？若其年氣來盛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則又不拘於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或遇饑飽勞碌，憂思氣怒，正氣被傷，邪氣始得張溢，營衛營運之機，乃為之阻，吾身之陽氣，因而屈曲，故為病熱。其始也，格陽於內，不及於表，故先凜凜惡寒，甚則四肢厥逆。陽氣漸積，鬱極而通，則厥回而中外皆熱。至是但熱而不惡寒者，因其陽氣之周也。
此際應有汗，或反無汗者，存乎邪結之輕重也。即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經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裏，表雖有汗，徒損真氣，邪氣深伏，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漸退，表氣潛行於內，乃作大戰，精氣自內由膜中以達表，振戰止而複熱，此時表裏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濕透，邪從汗解，此名戰汗。當即脈靜身涼，神清氣爽，劃然而愈。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為順，即不藥亦自愈也。伏邪未退，所有之汗，止得衛氣漸通，熱亦暫減，超時複熱。午後潮熱者，至是鬱甚，陽氣與時消息也，自後加熱而不惡寒者，陽氣之積也。其惡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陽氣盛衰也；其發熱或久或不久，或晝夜純熱，或黎明稍減，因其感邪之輕重也。疫邪與瘧仿佛，但瘧不傳胃，惟疫乃傳胃。始則皆先凜凜惡寒，既而發熱，又非若傷寒發熱而兼惡寒也。至於伏邪動作，方有變證其變或從外解，或從內陷。從外解者順，從內陷者逆。更有表裏先後不同∶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裏偏勝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而又分傳者。從外解者，或發斑，或戰汗、狂汗、自汗、盜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心下脹滿，或腹中痛，或燥結便秘，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利，或嘔吐、噁心、譫語、舌黃、舌黑、苔刺等證。因證而知變，因變而知治。此言其大略，詳見脈證治法諸條。
古人是如何預防瘟疫(病毒)的？
人吃五穀雜糧，甭管唐朝人、宋朝人，還是二十一世紀的人，只要是人，就有可能生病。不過，說起來也奇怪，雖然都是病，但有些病在某一個時代可能會威脅到人類的生命健康，但換個時代可就不一定了，比方說往前推五、六十年，那個時候的中國人還掙扎在溫飽線上，不存在三高的問題，工作壓力也沒有那麼大，也沒聽說過過勞死，但那個時候的肺結核，卻是個要命的病；還有糖尿病，只要得上了，就等於宣告了只有等死的份兒。
但現在就不一樣了。對現代人的健康威脅最大的，怕是要數心腦血管病了吧？電視上整天各種預防心腦血管疾病的廣告，分分鐘提醒著人們這種病已經成為了現代人生命健康的第一大隱患。而肺結核、糖尿病，卻早就可以被控制和治療了。
那麼回到一千年以前，威脅著大唐人民生命健康的又有哪些疾病呢？
那些躲都躲不掉的“疫”,唐朝時對百姓生命健康造成重大威脅的一些疾病就是傳染病。
如果時間往回倒推一千來年，那時候的唐朝，疫情可是時不時就會來鬧一次的。翻開《兩唐書》，我們隨便摘錄幾段，就能看出來整個大唐疫情發生的頻率：
貞觀十年(西元636年)關內河東大疫；
貞觀十五年(西元641年)三月澤州疫；
貞觀十六年(西元642年)夏穀涇徐戴虢五州疫；
貞觀十七年(西元643年)夏,潭、濠、廬三州疫；
貞觀十八年(西元644年)廬、濠、巴、善、郴五州疫；
貞觀二十二年(西元648年)卿州大疫；
永徽六年(西元655年)三月楚州大疫；
永淳元年(西元682年)六月關中初雨，麥苗澇損,後旱，京兆、岐、隴螟蝗食苗並盡,加以民多疫癘,死者枕籍於路,詔所在官司埋瘞；
垂拱三年(西元687年)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疫疾,民死者眾；
景龍元年(西元707年)夏，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疫死者千數；
寶應元年(西元762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
廣德元年(西元763年)是歲，江東大疫,死者過半；
貞元五年(西元789年)是夏,淮南、浙東、浙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眾。
看這個記載，疫情發生的頻率很高，幾乎每過幾年就會有一次，要麼“死者眾”，要麼“死者千數”，聽起來實在嚇人。再看看每一次疫情發生的區域，幾乎都會遍及好幾個州府。可以想像，當時的老百姓，真是受夠了疫情的苦。
那些來自朝廷的關懷
疫情這麼嚴重，過幾年就來一次，看著老百姓受苦，誰會最著急呢？是皇帝。皇帝心裏其實比誰都著急。
唐玄宗李隆基就是一個把老百姓的健康時時刻刻掛在心上的好皇帝，他知道民間疫情嚴重，於是親自搞了個配方，叫廣濟方，是一個專門應對疫情防控的方子。他把這個方子下發到全國各地，讓全國的老百姓都按這個方子防疫。
可是方子發下去以後，唐玄宗還覺得不放心，萬一要是有人看不到，或者看到以後又忘記了怎麼辦呢？於是他又下了一道詔書：
朕頃者所撰廣濟方,救人疾患,頒行已久,傳習亦多,憂慮單貧之家,未能繕寫。閭閣之內,或有不知。 償醫療之時,因至夭橫。性命之機,寧忘惻隱,宜命郡縣長官,就廣濟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件錄,當村坊要路榜示。仍委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
意思是說，為了能讓更多的人看到這個廣濟方，記住這個廣濟方，無論是鄉間還是城市，各地的官員你們要把這個方子刻在路旁的木板上，好時時刻刻提醒老百姓防疫。
你看，這還真是個為老百姓操碎了心的好皇帝。
像唐玄宗這樣關心疫情的好皇帝不止一個，文宗皇帝也特別重視傳染病的防控工作，尤其關心疫情嚴重地區老百姓的生活，送醫送藥，下詔書減免戶稅，並且下詔要求地方官員處理好那些無人收管的屍體，防止再次傳染。
除了這些細微的關懷以外，要想更好地預防疫情發生，其實更有效的辦法，還是對醫學常識的普及和教育，這一點，大唐的皇帝也想到了。再來看一條唐玄宗的詔書：
……開元十一年七月,諸州置醫學博士敕。敕,神農辯草,以療人疾,岐伯品藥,以輔人命,朕全覽古方,永念黎庶,或營衛內癕,或寒暑外攻。因而不救,良可難息。自今遠路僻州,醫術全無,下人疾苦,將何侍賴?宜令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一員……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老百姓的健康問題實在是讓皇帝感到很是擔憂，於是便在各州設立醫學博士一名，來促進該地區的醫療衛生工作。
醫學博士咱們前面提到了，他帶著一個助手和一二十名醫學生組成了當時官辦的地方醫療機構，他們承擔了各個地區的醫療教育工作，當然，同時也承擔著傳染疾病的防控工作。
講到這裏，忽然又想起了那位智嚴和尚。我們說他當時住在一個叫癘人坊的地方，癘人坊其實就是一個隔離麻瘋病人的醫院。這其實是大唐政府對傳染病防控的又一種手段——將傳染病人隔離治療。不用說，這當然對預防病情的蔓延與擴散，有著積極的作用。
從另一則記在《高僧傳》裏的故事，我們還能看到這種隔離醫院的入住方式和供給：
收容癘疾,男女別坊,四時供承，務令周給。
意思是說，被隔離在這些醫院裏的傳染病人，男女要分開入住，病坊裏會按時為他們供給飲食和藥物。
傳染病要治，更要防患於未然
有句話說：“禍從口出，病從口入。”這個道理，其實在唐朝的時候人們早就意識到了。關於疫情，他們也早就想到，除了醫藥的防控以外，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也是至關重要的。
唐初有一位叫巢元方的醫學家，他寫過一本醫書《諸候源病論》，其中就提出了飲食衛生的概念，指出人們食用正常的肉類食品是不會有問題的，但是一定不要吃那些患傳染病死亡或吃了毒草死亡的動物，否則也會感染上病毒，導致死亡。
另外孫思邈的《千金方》裏還提到了關於水淨化處理的問題。這個辦法其實非常簡單，就是將配好的藥材沉到井裏，以起到改善水質、防控疾病的作用。他說：
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裏無疫。飲藥酒得,三朝還滓置井中,能仍歲飲,可世無病。當家內外有井,皆悉著藥,辟溫氣也。
這是這位醫學家從醫學的角度提出的水治理措施，同時，孫思邈還提出了居住環境和人類健康的關係。他說：
……必在人野相近,心遠地偏,背山臨水,氣候高爽,土地良沃,泉水清美,如此得十畝平坦處便可構居……
這其實說的就是居住環境對人身體健康的影響。背山臨水，氣候高爽，不正是我們現代人嚮往的田園生活嗎？人少，污染小，空氣又好，病菌自然就少，當然有利於健康。
但總有些人不可能離開城市去鄉村生活，而且城市要發展，也不可能把人口全都遷居到鄉村去，所以城市的環境衛生就不可忽視了。特別是城市的排汙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則，病菌就有可能從中滋生，影響人們的健康。
所以唐朝那會兒，首先就有一條法律規定，在城市裏一定要注意環境衛生，誰家要是亂倒垃圾亂排汙，那可是要挨板子的。不信可以去翻《唐律疏議》，裏面就有一條這樣的規定：
其穿垣出穢汙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論。主司不禁,與同罪。
看到了沒，亂扔垃圾真的是要挨板子的。
好吧，就算垃圾可以自行處理，那麼生活中的污水應該排放到哪兒去呢？別發愁，大唐的地下排汙工程其實已經相當到位了，完全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雖然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看到當時的整體情況，但從西安的一些唐朝遺址上也能看到當時的狀況：在西安市東門外中興路一帶，曾經出土了唐代的排放生活污水與雨水的地下水道；大唐西市遺址裏，也有完整的地下排汙管道。這些或許可以說明，唐朝的地下排汙設施已經相當完備了。
關於漢末瘟疫
古代瘟疫如何恢復？以漢瘟疫之害，看看道家哲學防止疫情的思維
我國古代有文獻記載的瘟疫之害當屬東漢末年的瘟疫之害，僅僅在漢桓帝時期就發生過三次大的問題，再到漢靈帝在位二十二年就多達五次之多，可以說每次的瘟疫的之害，對於百姓的災害更是刻骨銘心，在曹植的《說疫氣》有記載：
建安二十二年（漢獻帝在位時期），厲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複族而喪。
漢獻帝設立建安為年號的第一年，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就有幾乎三分之二的人因為患上瘟疫不治而亡，在醫療機制不全的健全的古代，更可怕的是當時的人們多半缺乏對於瘟疫的認知，致使常常都是一人有病，連累到全族人，所以通常成為了蔓延之勢，人人望而生畏。
可以說，從古至今，天災通常都是大起之勢，給人們的生活造就了很多的磨難，不管是治療過程還是善後問題，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古代人對此又有什麼妥善的解決辦法呢？
道家思想的興起背景
（一）古代人對瘟疫的認知
關於疫癘，古代人也是靠著種種跡象來歸納總結，對於瘟疫通常是發病時間迅猛、傳染力度強、死亡率高，這些發病特點，在部分人看來，就是天上的瘟神在作祟，故此，瘟疫被冠以神秘的色彩。
人們通常只能總結出它的規律來應對，《禮記·月令》指出：“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對於往後，也並沒有搞清楚瘟疫，只能通過發病的規律來認識瘟疫。當時的社會不便流行的瘟疫如鼠疫、天花，人們主要還是認為是由“乖痰之氣”引起的。葛洪在《肘後備急方》指出：“屍注、鬼注病者，即是五屍之中屍注，又挾鬼邪為害也……”所以這種在年歲中和鬼毒相注而成的癘氣，在那個時代，成為了人們認識瘟疫的第一步。
對於瘟疫的染病方式，人們還是從規律中總結出來的，此類具有代表性的是東漢張仲景的著作——《傷寒雜病論》，書中記載：
東漢醫家張仲景
千般痰難，不越三條：一者，綴絡騷郴，入藏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 竅，脈相傳，壅寒不通，為外皮膚所巾也……
這裏的痰難，通過皮膚經絡麗入，最終流至髒臆，由此可認為提出來的理論，與現代還是有所相近。
（二）道家思想興起的背景
道家在這個瘟疫頻發的時代發展過程中，一直始終秉持“以醫傳教、借醫弘道”，前文提到，人們對於瘟疫的認知是對於神明的敬畏，而道家，避開老莊思想的前提下，就是以太上老君為首的宗教背景。
道教在其原本的道家學說理論中的“自然之道”一脈相承而來，在瘟疫之下，人人望而生畏，而道家的思想本身就結合了理論學說：“在人之身，則為神明，推崇心也，因此教人修道"。
關於中國的傳統養生之學中，眾多學說也是好靜不好動，所以道家所闡述的思想——教人修心，在那個混亂的年代，主要起到安穩人心的作用。
不同於其他學說，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主張的學說“正心 ”、“修身治天下”，這點要和道家主張的學說有所區別的是，儒家學說更傾向於通過後天的道德修為來實現身心健康，但是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是秉持“道法自然”的理論，主張自然無為的健康觀，簡單而言便是，遵守自然。
在那個人人混沌的年代，道家思想主張的“無名無形、無為而無不為”更能順應大勢。
道教和道家的祛疫方式
（一）道教的鬼神祛疫
在道家看來，宇宙是晝夜輪替、寒來暑去，永遠周流不息而又迴圈不止，這是一種極為自然的社會秩序，在具有神話學說中，萬物是由“陰”和“陽”組成，這點上，道教認為觀辯天地陰陽的變化，則可以推斷演算出人事的吉凶 。
簡單理解也可以認為是，只有陰陽運行順暢為天下太平吉祥，但倘若陰陽失調則：“瘟黃時熏也，人之不養靈根，恣食辛厭，不義不仁，六屬不和，香火不修，神只不佑，致使家遭瘟疫，身染毒暴，大小疾病，人口死亡……這點來自於在《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注卷上》。
在具有神話色彩的方式上，道教便利用人們對於厲鬼作祟而引發的瘟疫的恐懼心理，所以“治標治本”的對於祛疫也依託於神鬼之說。
針對於此，道教利用其一些奇特的圖案或文字組成的符，稱其為天神所授予具有召劾鬼神消災解難的工具，即便是肉體凡胎的道士持有此符則可以依“法”鉗制鬼神，在加上特定的咒語，可以感應上天諸神，得到他們的幫助消災解難。
“符”和“咒”是道士施展法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那個時候，人們對於瘟疫，加以藥物，輔以法術，便能得到妥善“治理”。
可是這種終究還是要靠藥物的療效，對於“法術”人們無非就是祈求個心裏安慰。
（二）道家“自然無為”防疫
老子作為道家學派的創始人，將道作為世界萬物的本原，故此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對於這種理論上的法則，老子則是提出普遍的法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所以不同於道教基於天地的法則，主張極為自然的法則，故此秉持“聖人之道，為而不爭。”這種在養身、健康方面極為管用，主張效法自然 ,達到“天人合一 ”的理想境界。
這種學說的主要目的還是安撫人心，但不同道教，一個是被動的接受，一個是主動是接受。如果說道教主要通過行動來安撫人心，那麼老莊的道家思想便是從內心解決到達“天人合一”認知。
所以，這種思維，在個人認知上，講究順其自然，譬如“一身正然浩氣，則鬼神不侵”，這種絕對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信奉鬼神學說，而是通過研究自然，發現無為，達到與自然一般的開拓心境，所以就能防疫氣所侵。
道家學說對於瘟疫的思想加持
道教生態思想和以道家生態思的哲理內核，同樣秉持“道生萬物”的思想。萬物之道即清靜無為，田園生活般的自然恬淡和嚮往狀態歸複，因此主張人們在生活上和心理上都能虛明澄靜。
這可以說為是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道家理念在自漢往後衍生出，還是發生了諸多變化，其核心不變的還是秉持無欲無念的境界歸複。故而老子便維持精神的高潔在現世的夾縫之中保全生命，所以在此後的防疫過程中雖然不得不應對外在這種衝突尖銳，但仍然需要保持對外在世界的冷靜認識，即推崇的“清靜無為”。
所以這對古代防疫有著很大的幫助，即精神和肉體應該小心翼翼的保護和封存，依舊怡然自得，不與其它方面發生衝突。
對於莊子思想，和老子不同的是，要在天災人禍中保全性命 ，就必須避免個人與外界的這種衝突，這種看似逃避的方式，恰巧是認識混沌宇宙，熟知自然而然的天性。為此便是道在防疫過程中的心態，因而人們能通過這種心態，正確地觀照外物對自身的影響，求得生命的保全與圓滿。
願此次得防疫，在國家和我們共同努力下達到內外同一，戰勝病魔。
中國古代大瘟疫簡史，幾乎每次都是滅頂之災
西元11年，新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年，大疾疫，死者過半，摘自《後漢書·劉玄傳》。
16年，新王莽天奉三年，丙子年，二月大疫，馮茂在句町，士卒死於疾疫者十有六七，摘自《後漢書·王莽傳》。
22年，新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後漢書·劉吉傳》。
38年，建武十四年，戊戌年，會稽因大疫而死者萬數，摘自《後漢書·鐘離意傳》。
44年，建武二十年，甲辰年，馬援在交趾，軍吏經瘴疫死者十之四五，摘自《後漢書·馬援傳》。
49年，建武二十五年，己酉年，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摘自《後漢書·馬援傳》。
162年，延熹五年，壬寅年，皇甫規在隴右，軍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摘自《後漢書·皇甫規傳》。
169年，建寧二年，己酉年，疫氣流行，死者極眾，摘自《備急千金要方·傷寒》。
196年，建安元年，丙子年，南陽自此連年疾疫，不到十年之間，張仲景宗族兩百餘口，死者竟達三分之二，摘自《傷寒雜病論·序》。
208年，建安十三年，戊子年，十二月，大疫，魏軍吏士多死，摘自《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223年，黃初四年，癸卯年，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摘自《三國會要》、《宋書·五行志》。
252年，太元二年，壬申年，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摘自《三國志·吳志·孫亮傳》。
253年，嘉平五年，癸酉年，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摘自《宋書·五行志》。
273年，泰始九年，癸巳年，吳疫，三年內僅京都死者競達十萬，摘自《宋書·五行志》。
275年，鹹寧元年，乙未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萬人，摘自《宋書·五行志》。
322年，永昌元年，壬午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河朔亦同，摘自《宋書·五行志》。
376年，太元元年，丙子年，冬，大疫，延至明年五月，多絕戶者，摘自《宋書·五行志》。
380年，太元五年，庚辰年，五月，自冬大疫，至於此夏，多絕戶者，摘自《宋書·五行志》。
397年，隆安元年，丁酉年，八月，北魏大疫，人與馬牛死者十有五六，摘自《北史·魏本紀》。
423年，宋景平元年，癸亥年，魏，士眾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摘自《北史·魏本紀》。
468年，魏皇興二年，戊申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萬，摘自《魏書·靈徵志》。
510年，魏永平三年，庚寅年，四月，平陽郡的禽昌和襄陵二縣大疫，死二千七百三十人，摘自《魏書·世宗宣武帝紀》。
598年，隋開皇十八年，戊午年，九月，漢王諒師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摘自《隋書·高帝紀》
612年，隋大業八年，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摘自《北史·隋本紀》。
682年，唐永淳元年，壬午年，加以疾疫，自陝至洛，死者不可勝數。死者枕籍於路，摘自《舊唐書·五行志》、《舊唐書·高宗紀》。
687年，唐垂拱三年，丁亥年，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民死者眾，摘自《舊唐書·中宗紀》。
707年，唐景龍元年，丁未年，夏，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疫死者千數，摘自《新唐書·五行志》。
762年，唐寶應元年，壬寅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摘自《新唐書·五行志》。
763 年，唐廣德元年，癸卯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摘自《舊唐書·代宗紀》。
789年，唐貞元五年，己巳年，是夏淮南浙東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眾，摘自《舊唐書·德宗紀》。
806年，唐元和元年，丙戌年，夏，浙東大疫，死者大半，摘自《新唐書·五行志》。
880年，唐廣明元年，庚子年，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賦眾疫癘，摘自《舊唐書·僖宗紀》。
880年，唐大順二年，辛亥年，春，淮南大饑，軍中疫癘，死者十三四，摘自《舊唐書·昭宗紀》。
1127年，南宋建炎元年，丁未年，三月，金人圍汴京，城中疫死者幾半，摘自《宋史·五行志》。
1131年，南宋紹興元年，辛亥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屍無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32年，南宋紹興二年，壬子年，春，涪州疫，死數千人，會稽時行痢疾，摘自《宋史·五行志》、《續名醫類案·痢類》。
1161年，金正隆六年，辛巳年，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天下騷然，摘自《金史·完顏匡傳》。
1164年，南宋隆興二年，甲申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遍山谷，暴露凍綏，疫死者半，僅有還者亦死。是歲浙之鎧饑民疫者尤眾，摘自《宋史·五行志》。
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辛醜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寧國府民疫，死者尤眾，摘自《宋史·五行志》。
1191年，南宋紹熙二年，辛亥年，涪州疫，死數千人，摘自《宋史·五行志》。
1209年，宋嘉定二年，己巳年，夏，都民疫，死去甚眾，淮民流江南者，饑與暑並，多疫死，摘自《宋史·五行志》。
1210年，南宋嘉定三年，庚午年，四月，都民多疫死，摘自《宋史·五行志》。
1276年，南宋德佑二年，丙子年，數月間城中疫氣薰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數計，摘自1297年，元大德元年，丁酉年，八月，真定、順德、河間旱疫；河間之樂壽、交河疫死六千五百餘人。（十二月）般陽路饑疫，兵多死於瘴癘，摘自《元史·成宗本紀》、《新元史·史耀傳》。
1308年，元至大元年，戊申年，春，紹興、慶元、臺州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摘自《元史·五行志》。
1331年，元至順二年，辛未年，疫癘死者十九，摘自《元史·文宗本紀》。
1332年，元至順三年，壬申年，宜山縣饑疫，死者眾，摘自《元史·文宗本紀》。
1408年，明永樂六年，戊子年，正月，江西建昌、撫州、福建建寧、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萬八千四百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10年，明永樂八年，庚寅年，登州、臨海諸州縣自正月至六月，疫死者六千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13年，明永樂十一年，癸巳年，六月，湖州三縣疫；七月，寧波五縣疫；邵武大疫，絕死者萬二千戶，摘自《明史·五行志》
1444年，明正統九年，甲子年，冬，紹興、寧波、臺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萬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56年，明景泰七年，丙子年，五月，桂林疫，死者二萬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乙未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無算，摘自《明史·五行志》。
1485年，明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年，新野疫癘大作，死者無虛日，摘自《名醫類案·瘟疫》。
1493年，明弘治六年，癸醜年，吳中大疫，常熟尤甚，多闔門死，摘自《都公譚纂》。
1506年，明正德元年，丙寅年，六月，湖廣、平溪、清涼、鎮遠、偏橋、四衛大疫，死者甚眾，靖州諸處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建寧、邵武自八月始亦大疫，摘自《明史·五行志》。
1523年，明嘉靖二年，癸未年，七月，南京大疫，軍民死者甚眾，摘自《明史·五行志》。
1525年，明嘉靖四年，乙酉年，九月，山東疫，死者四千一百二十八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530年，明嘉靖九年，庚寅年，痘災盛行，死者過半，摘自《痘症理辨·序》。
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甲午年，春，痘毒流行，死者十有八九，摘自《疫症集說》。
1582年，明萬曆十年，壬午年，四月，京師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安，患大頭瘟症，死者枕籍，摘自《明史·五行志》、《順天府志·祥異》。
1586年，明萬曆十四年，丙戌年，大樑瘟疫大作，甚至滅門，摘自《萬病回春》。
1622年，明天啟二年，壬戌年，（時行疫痢）夏末秋初，沿門闔境患此，病勢極為危迫，摘自《先醒齋筆記·痢門》。
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辛酉年，晉寧疫，人牛多斃；曲陽大疫，餘姚痘疫盛行，摘自《清史稿·災異志》、《學箕初稿·天花仁術序》。
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年，春，瓊州、靈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無算；六月，曲阜大疫，東昌疫，巨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幾半，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年，春，南樂疫，河間大疫，塊獻縣大疫，人死無算；六月荷澤疫；秋，章邱、東昌、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無算，昌樂疫；羌州寧海、濰縣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23年，清雍正元年，癸卯年，秋，平鄉大疫，死者無算，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27年，清雍正五年，丁未年，夏，揭揚、海陽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無算；冬，漢陽疫，黃岡大疫，鐘祥、榆明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32年，清雍正十年，壬子年，崑山大疫，死者數千人；夏，會城疫，摘自《洄溪醫案·瘟疫》。
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癸醜年，鎮洋大疫，死者無算；昆山疫；上海、寶山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年，春，泰州、通州、合肥、贛榆、武進、蘇州大疫；夏，日照、範縣、莘縣、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計數；昌樂疫，東光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821年，清道光元年，辛巳年，三月，任邱大疫；六月，冠縣、武城、範縣大疫，巨野疫，登州府屬大疫，死者無算；七月，東光、元氏、新樂、通州、濟南大疫，死者無算，東阿、武定、滕縣、濟寧州大疫；八月，樂亭大疫，青縣時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勝計；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斃無數；灤州、元氏、內邱、唐山、蠡縣、望都大疫，臨榆疫，南官、曲陽、武強、平鄉大疫；九月，日照、沂水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壬辰年，三月，武昌、鹹寧、潛江大疫；四月，蓬萊疫；五月，黃陂、漢陽、宜都、石都大疫，死者無算；崇陽大疫；監利疫，松滋大疫；八月，應城、黃梅、公安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年，夏，暑風甚劇，時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摘自《冷廬醫話》。
死者大半，死者甚眾，死者無算，死者不可計數，滅門，絕戶……人口是古代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源，然而每逢大瘟疫，幾乎都是一次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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