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水萍飄，蓮台葉聚，卅年心事憑誰訴？劍光刀影燭搖紅，禪心未許沾泥絮。繹草凝珠，曇花隔霧，江湖兒女緣多誤，前塵回首不勝情，龍爭虎鬥京華暮。”1954年，而立之年的梁羽生在《新晚報》上為《龍虎鬥京華》寫下這首卷首詞，奠定新派武俠之基石。
外祖父的悉心培養，令梁羽生從小打下扎實的舊學功底，尤其擅長對聯、填詞、弈棋
梁羽生，本名陳文統，1924年3月22日生於廣西省梧州市蒙山縣的一戶富裕人家。陳家“聚族而居，已歷數代，共有良田多頃，松山數個，家中又養豬養雞，種瓜種菜。男耕女織，衣食無憂。”
梁羽生的父親陳品瑞與妻子黃氏育有一男兩女，黃氏病故，陳品瑞續娶劉氏，為梁羽生之生母。劉氏之父劉乃琳是晚清舉人，年輕時留洋日本，回國後成為清軍標統。辛亥革命後，劉乃琳跟隨李宗仁，出征武漢時負傷，遂回鄉隱居。
“下圍棋、作對聯、吟詩作賦，都得益於他的啟蒙。記得那一年我才五歲。”梁羽生回憶道。
每逢冬季農閒，梁羽生便會隨父母行七十多裏山路，至外祖父家小住。劉乃琳親自授以文史知識，培養他對舊學的興趣。梁羽生八歲那年，外祖父開始傳授他另三項藝業：對聯、填詞、弈棋，令他受益終生。
外祖父劉乃琳的悉心培養，令梁羽生從小打下扎實的舊學功底。在後來的武俠創作中，儘管他筆下的人物和情節較金庸稍遜一籌，但言辭優美，穿插大量詩詞歌賦、歷史典故，字裏行間保持著傳統文人的姿態。
從小學到初中，梁羽生的國文成績極好，但數學成績奇差，初一被留級重讀，加之病休，他花了四年多時間才讀完初中。這四年，全國局勢急轉直下。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廣州、武漢相繼淪陷，廣西岌岌可危。
廣西學生軍到蒙山開展抗日救亡宣傳，舉辦進步書報圖片展，組織讀書會。身為初中生的梁羽生，由此開始接觸《救亡日報》等報刊，以及一批左翼作家的文藝作品，包括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的《亂彈》。
少年梁羽生閱讀較多的武俠作品，並非當時流行的舊派武俠小說，而是唐代的傳奇小說
“我以前最不喜歡照別人的意思去念書，越是禁書越喜歡找來讀，瞿秋白的《亂彈》就是禁書之一。我在一位同學處借到一本，偷偷的就在上‘公民’（即等於 ‘訓育’課之類的東西）、‘國文’等課程的時間內看完了。”梁羽生回憶道。這些左派書報成為他中學時代的思想啟蒙讀物，對日後的創作影響深遠。
少年時的梁羽生很少接觸武俠小說，家人鼓勵他多讀古典名著及唐詩宋詞，雖未明令禁止，但並不喜歡他讀“無益的雜書”，尤其是“荒唐”的武俠小說。
當時，“南向北趙”和“北派五大家”等舊派武俠作家皆已成名，其作品在民間流傳頗廣，但在那時的文人看來並不入流。梁羽生也讀過一些，如平江不肖生的 《江湖奇俠傳》。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愷然，自幼好習武術，1920年代初創作《江湖奇俠傳》，被視為舊派武俠小說的開山之作。
“此書大體是取材自清代的鄉野傳奇、地方械鬥的故事，加上虛構的俠客、術士，拼湊而成。一二兩集還比較可觀，越寫到後來，越為神怪，飛劍法寶層出不窮，論藝術性是不高的。”梁羽生如此評價。
少年梁羽生閱讀較多的武俠作品，並非民間流行的這些舊派武俠小說，而是唐代的傳奇小說。
初二時，梁羽生開始接觸唐人傳奇，尤其好讀晚唐時期的那些描寫豪士俠客的作品，例如杜光庭的《虯髯客傳》、袁郊的《紅線傳》、裴鉶的《聶隱娘傳》等。 梁羽生後來創作的《大唐遊俠傳》、《龍鳳寶釵緣》、《慧劍心魔》三部曲，將虯髯客、薛紅線、聶隱娘等虛構人物與真實歷史相結合，自成體系。
學術方面，對梁羽生影響最深的兩位老師，一位是太平天國史專家簡又文，一位是金應熙
1944年，日軍入侵廣西，高中畢業後的梁羽生被迫返鄉。適逢多位學者避難蒙山，太平天國史專家簡又文、國學家饒宗頤等人，均借宿陳家。
“我們一家遇到大難，流落在異鄉為異客，正在途窮忘絕、不知死所之際，忽有愛徒體念師生之誼。全族人居然肯接待、供養、庇蔭、護衛我全家十口，卒得平安歸來。”簡又文追憶那段往事，感恩不盡。
二十歲的梁羽生拜簡又文為師，學習歷史和英語。簡又文並授以行囊中之《白沙子全集》，勸他多讀修身養性之學，不要溺於頹靡的詩詞。
1945年，日本投降，梁羽生隨簡又文一家前往廣州，入讀嶺南大學。受救亡圖存之觀念影響，梁羽生放棄自己擅長的文史方向，選擇了化學系，但因動手能力太差，一年後，不得不轉讀其他專業。
“想學文學，但是那時一個很有名的女老師冼玉清，說以我的水準在大學裏學文學已經學不到什麼了。嶺南的經濟管理還是比較好的，比較實用，起碼將來不會餓死吧。”梁羽生遂轉投經濟系，並選修中國通史課，由此結識了年方二十七歲的講師金應熙。
金應熙畢業于香港大學，師從陳寅恪。在嶺南大學教書時，他的另一身份是中共地下黨員。他思想極左，十多年後，新中國“反右運動”期間，他在中山大學校園裏張貼大字報，抨擊陳寅恪，致師生決裂。
不過，在當時的梁羽生看來，金應熙心地很好，沒有架子，平時喜好詩詞、象棋，與自己志趣相投。兩人年齡僅相差五歲，師生關係之外，更成為生活中的摯友。
“我和他談武俠小說，比我在課室中聽他的課獲益還多。”梁羽生由此成為一位武俠迷
金應熙好讀武俠小說，尤喜白羽和還珠樓主的作品。1940年代，白羽和還珠樓主的武俠小說最為流行。白羽是寫實派，對人情世故寫得頗為透徹；還珠樓主是浪漫派，奇幻仙俠之想像力無人可比。只要二人出了新作，金應熙必定買回細讀，並借給同樣嗜讀武俠的學生共賞。
受其薰陶，梁羽生也開始大量閱讀這些原先被排除在自己視野之外的武俠小說，還經常與金應熙談武論道，談至廢寢忘食。“武俠小說涉及的方面甚多，金應熙在每一方面的知識都足以做我的老師。我和他談武俠小說，比我在課室中聽他的課獲益還多。”梁羽生回憶。
除了武俠小說，金應熙也是引領梁羽生接觸左翼思想的啟蒙老師。嶺南大學的學生自治總會辦有一份《嶺南週報》，1948年，梁羽生任該報總編輯，與金應熙商議後，將編輯方針定為“促使嶺南人走出象牙之塔”，活躍校園內的政治氣氛。
1949年年初，梁羽生所在的“藝文社”舉辦晚會，臨場加插一曲《我們要渡過長江》。當時，國共雙方正在醞釀和談，共方表示“和談不成就要渡江”。這首歌觸及敏感話題，加之《嶺南週報》的政治色彩，梁羽生被列入國民黨的緝捕名單。
1949年4月，國共和談失敗，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廣州風聲鶴唳，各大院校提前放假，遣散學生。當時的蒙山仍由國民黨桂系統治，梁羽生因名列黑名單，無法返鄉與家人團聚。
於是，二十五歲的他懷揣學校的兩封推薦信，南下香港，尋求發展。
從嶺南大學到《大公報》，梁羽生深受左派思想薰染，其後創作的武俠小說亦受此影響
1949年7月，經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介紹，梁羽生前往香港《大公報》應聘。筆試內容是翻譯新聞稿，一條是中譯英，另兩條是將路透社與法新社的英文稿譯成中文。主考官是與他同齡的查良鏞，即後來的金庸，當時的他是《大公報》國際版的翻譯。
“主編輯李俠文先生委託我做主考。我覺得文統兄的英文合格，就錄取了。沒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的中文好得可以做我老師。”金庸回憶道。
入職後，梁羽生負責翻譯國外通訊社發來的英文電訊稿件。《大公報》是早晨出報，新聞編譯人員上晚班，工作至淩晨兩點才能回家休息，如遇特殊新聞則要等到五六點鐘。梁羽生住在報館附近的宿舍裏，在這個僅容得下床和書桌的單人間裏，一住就是七年，直到結婚才搬出去。
當年年底，梁羽生由編譯組調往副刊科，任副刊編輯，接管“文綜”、“學習”等週刊版面。“文綜”是文藝綜合版面，“學習”即普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大公報》長期以來一直是香港左派報紙的龍頭老大，支持中國共產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公報》公開宣佈：“自本日起，遵 令正式實行西元。”報頭從昔日的“中華民國三十八年”改為“西元一九四九年”，並隨報贈送新國旗圖樣一面，彰顯擁共愛國立場。
從嶺南大學到《大公報》，梁羽生深受左派思想薰染，其後創作的武俠小說往往離不開家國民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重集體而輕個人，階級鬥爭貫穿其間，也因此受到不少讀者的詬病。
父親被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決，梁羽生深受打擊，暮年時的他感慨年輕時太過理想化
入職《大公報》半年，梁羽生在香港安頓下來。1950年年初，他兩次返回蒙山，希望接父母去香港同住。但父親留戀故土，不願前往。
這一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剿滅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鎮反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展開。年底，梁羽生收到家信，稱父親陳品瑞遭誣告被縣裏收押，罪名是“殺害農協領導人，惡霸一方，勾結日寇、漢奸”。
梁羽生讀信大驚，將此事告知報館。報館讓他以採訪的名義，持介紹信回家一趟。梁羽生立刻動身，行至荔浦縣，準備乘車回蒙山時，偶遇昔日同學彭榮康。彭 榮康深知時局險惡，勸梁羽生不要回去，否則性命難保。他幫忙聯絡梁羽生的哥哥陳文山前來荔浦，梁羽生將錢物交給兄長，囑託他代為照顧父親，黯然離去。
返港後，梁羽生向簡又文求助。簡又文隨即向蒙山寄錢，以圖疏通上下，營救舊友，可惜未能成功。
1951年2月，一個週六的下午，文圩區農會派兩名民兵到監獄提人，押回文圩以待公審，次日一番批鬥後，陳品瑞被拉至附近土坡處決。梁羽生的二哥陳文奇亦遭捕殺。
父親被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決，令梁羽生深受打擊。暮年時的他曾經感慨：“年輕時想得太美了，……實際上，一個社會，即使是最完美的，也有膿瘡有血瘤，有醜陋的一面。”
三十多年後，梁羽生的父親終得平反，恢復名譽。獲悉消息後，梁羽生寫道：“埋於心中幾十年的死結終於解開了。”
兩人對桌辦公，談論最多的是武俠。每天下午，梁羽生都會買回米酒、燒肉，以助談興
1950年10月，《大公報》姊妹報《新晚報》創刊，總編輯羅孚將梁羽生和金庸從《大公報》借調過來，分別負責小說版面“天方夜譚”和綜合版面“下午茶座”。
梁羽生與金庸對桌辦公，兩人都很健談，將對方當成自己的“字紙簍”，“把一籮籮的廢話或者不是廢話硬倒給他，就好像把廢紙或者不是廢紙拋擲給‘字紙簍’一樣”。
梁羽生去世後，金庸在一篇悼文中追憶當時情形：“這一段時間是我們兩人交往最多、關係最密切的時候。我們兩人談得最多的是武俠小說，是白羽的《十二金 錢鏢》和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我們都認為，文筆當然是白羽好得多，《十二金錢鏢》乾淨俐落，人物栩栩如生，對話言如其人；但《蜀山》內容恣肆，作者 異想天開，我們談到綠袍老祖、鳩盤陀等異派人物時，加上自己不少想像，非常合拍。
“同室的陳凡、高學達等諸兄的武俠小說造詣遠遠不如我們，通常插不上口，聽了一會，只好自做工作。那時文統兄每天下午往往去買二兩孖蒸、四兩燒肉以助談興，一邊飲酒，一邊請我吃肉，興高采烈。”
1952年10月，應金庸之邀，梁羽生在“下午茶座”上開闢了他的第一個專欄“茶座文談”。1953年初，金庸被調回《大公報》負責“大公園”， “下午茶座”由梁羽生接管。同年3月，《新晚報》開闢“李夫人信箱”，專為讀者解答“戀愛、婚姻、家庭、交友”之類的情感問題，也交由梁羽生主持。
當時的梁羽生以不同筆名，化身多個性格各異的人物，見諸報端——博通文藝、風趣幽默的“馮瑜寧”，諳熟史籍、立場鮮明的“梁慧如”，親切賢慧、生活經驗豐富的“李夫人”——均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這場轟動一時的擂臺大戰，僅兩個回合即草草收場，卻意外促成了新派武俠小說的誕生
“五十年代，大陸文藝的主流是寫實主義，我在‘左報’自是不能不受影響，於是決定走白羽的路子。……白羽有豐富的人生經歷，做過苦力、小販、校對、編輯，故其寫世態人情，特別透徹。”梁羽生在散文集《筆花六照》中寫道。
舊派武俠小說作家，梁羽生對白羽最為推崇。白羽的代表作《偷拳》，以楊露禪的故事為藍本。相傳“陳氏太極”師徒練拳時，楊露禪經常旁觀偷學。陳氏發現 後，不僅不責怪他，反而摒棄門戶之見，收他為徒。楊露禪後創立“楊氏太極”，收弟子吳全佑。全佑之子吳鑒泉創“吳氏太極”，其子吳公儀赴香港成立分社。
1953年秋，吳公儀公開表示，歡迎各派拳術家與他切磋武學，無論何時何地。港澳本是南拳地盤，“吳氏太極”以北方門派廣收門徒，甚至放言挑戰，讓人不甘。很快，吳公儀收到“白鶴拳”掌門陳克夫的挑戰。
1953年年底，兩大門派掌門人宣佈擂臺爭勝。時間定於1954年1月17日，因香港禁止公開鬥毆，地點移至澳門新花園夜總會池泳廣場。這就是當年轟動一時的“吳公儀與陳克夫國術表演暨紅伶義唱籌款大會”。
當時，港澳媒體不斷跟蹤報導此事，大肆渲染。香港居民爭先恐後趕往澳門，十元門票被哄抬至百元一張。比武前夜，由港赴澳的郵輪搭乘1300餘人，打破 歷史記錄。比武當天，澳督史伯泰夫婦、“澳門王”何賢等政商名流親臨觀戰，八和會館紅伶馬師曾、紅線女等明星義演助興，各門派武術精英也紛紛前往助陣。
這場震動港澳的擂臺大戰，最終僅兩個回合即草草收場，雙方不分勝負。雖然結局有些令人失望，但卻意外促成了新派武俠小說的誕生。
羅孚決定借勢推出一部長篇武俠小說，在《新晚報》上連載，這一任務被交給了梁羽生
擂臺賽舉辦當天，《新晚報》發表一篇題為《太極拳一頁秘史》的特稿，介紹“吳氏太極”與“楊氏太極”之間的淵源：
“當讀者們讀到這篇東西的時候，也許正是澳門擂臺上打得難分難解的時候呢！……吳公儀是太極派名手吳全佑的孫兒，吳全佑是得過楊派始祖楊露禪的‘真傳’的。楊露禪的許多故事，散見稗官野史、武俠小說，其中有不少神奇傳說。”
這篇特稿作者署名“梁羽生”。這也是“梁羽生”這個筆名首次與讀者見面。
《新晚報》原本每天下午兩三點出版，比武那天，待戰果揭曉後又趕印“號外”發售，結果被搶購一空。時任《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決定借勢推出一部長篇武俠小說，在報上連載。這一任務被交給了梁羽生。
梁羽生起初很有些顧慮。一方面，他身兼編輯和作者，“李夫人信箱”、“歷史新話”等版面已令他有些應接不暇；另一方面，他從未寫過小說，第一部小說卻要以武俠為題材。當時的香港主流報紙大多拒絕接納武俠小說，認為其難登大雅之堂。
“初時我一直在推，被羅孚說服之後，也還要求多考慮幾天，但第二天預告就見了報，我也就只好‘只醞釀一天’，就如北方俗話說的‘打鴨子上架’了。”梁羽生回憶道。
1954年1月19日，比武結束後的第三天，《新晚報》頭版頭條宣佈將連載武俠小說：
“自吳、陳拳賽以來，港澳人士莫不議論紛紛，街頭巷尾，一片拳經。本報為增加讀者興趣，明天起將刊載梁羽生先生的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故事緊張異常，敬希讀者留意。”
“原打算寫完一部就輟筆，但讀者反應熱烈，報館不肯放人，就這樣連續寫了二十多年”
預告刊出後的第二天，1954年1月20日，《龍虎鬥京華》如約發表。第一篇“楔子”，梁羽生以長者口吻自述：“筆者雖非武林中人，少年時也曾浪跡江 湖，耳聞目睹過一些武林爭雄之事，至今垂垂暮矣，回想起來，尚不勝感慨之至。恰好編者要我將耳聞目睹之事，寫成一部武俠小說，遂也東施效顰，先填一首‘踏 莎行’詞以作引子。”
構思故事時，梁羽生思忖良久，決定以義和團事件為背景，因老師簡又文是太平天國史專家，對義和團頗有深識，梁羽生試圖以武俠小說的形式闡述這段歷史，但結果並不令他滿意：
“現在看來，這部小說是有失偏頗的，雖然我也談到了義和團的缺點，但是受到當時大陸‘史論’的影響，畢竟是正面的評價較多，後來我多讀了一些義和團的史料，就感到它的不足之處了。”
在後來的一次演講中，梁羽生提及：“1958年間，有左派人士指我對義和團作具體的否定，肯定的部分則空虛無事實。……如果你說義和團對歷史影響大， 我們可拿它後期的情況來看文革時期紅衛兵的行為，因為他們有相似之處，其中一點是‘無理性’。他們都以為自己有理想，其實都做出沒有理性的行為。”
《龍虎鬥京華》在《新晚報》上連載半年，共192期。在此之前，武俠小說始終為新文學所輕視，地位猶如流浪江湖的藝人，觀眾雖多，卻始終算不得名門正派。《龍虎鬥京華》一出，局面為之改變。
“原打算寫完一部就輟筆，但讀者反應熱烈，報館不肯放人。”梁羽生只好續寫姊妹篇《草莽龍蛇傳》，從此走上武俠創作的道路。
外祖父的悉心培養，令梁羽生從小打下扎實的舊學功底，尤其擅長對聯、填詞、弈棋
梁羽生，本名陳文統，1924年3月22日生於廣西省梧州市蒙山縣的一戶富裕人家。陳家“聚族而居，已歷數代，共有良田多頃，松山數個，家中又養豬養雞，種瓜種菜。男耕女織，衣食無憂。”
梁羽生的父親陳品瑞與妻子黃氏育有一男兩女，黃氏病故，陳品瑞續娶劉氏，為梁羽生之生母。劉氏之父劉乃琳是晚清舉人，年輕時留洋日本，回國後成為清軍標統。辛亥革命後，劉乃琳跟隨李宗仁，出征武漢時負傷，遂回鄉隱居。
“下圍棋、作對聯、吟詩作賦，都得益於他的啟蒙。記得那一年我才五歲。”梁羽生回憶道。
每逢冬季農閒，梁羽生便會隨父母行七十多裏山路，至外祖父家小住。劉乃琳親自授以文史知識，培養他對舊學的興趣。梁羽生八歲那年，外祖父開始傳授他另三項藝業：對聯、填詞、弈棋，令他受益終生。
外祖父劉乃琳的悉心培養，令梁羽生從小打下扎實的舊學功底。在後來的武俠創作中，儘管他筆下的人物和情節較金庸稍遜一籌，但言辭優美，穿插大量詩詞歌賦、歷史典故，字裏行間保持著傳統文人的姿態。
從小學到初中，梁羽生的國文成績極好，但數學成績奇差，初一被留級重讀，加之病休，他花了四年多時間才讀完初中。這四年，全國局勢急轉直下。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廣州、武漢相繼淪陷，廣西岌岌可危。
廣西學生軍到蒙山開展抗日救亡宣傳，舉辦進步書報圖片展，組織讀書會。身為初中生的梁羽生，由此開始接觸《救亡日報》等報刊，以及一批左翼作家的文藝作品，包括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的《亂彈》。
少年梁羽生閱讀較多的武俠作品，並非當時流行的舊派武俠小說，而是唐代的傳奇小說
“我以前最不喜歡照別人的意思去念書，越是禁書越喜歡找來讀，瞿秋白的《亂彈》就是禁書之一。我在一位同學處借到一本，偷偷的就在上‘公民’（即等於 ‘訓育’課之類的東西）、‘國文’等課程的時間內看完了。”梁羽生回憶道。這些左派書報成為他中學時代的思想啟蒙讀物，對日後的創作影響深遠。
少年時的梁羽生很少接觸武俠小說，家人鼓勵他多讀古典名著及唐詩宋詞，雖未明令禁止，但並不喜歡他讀“無益的雜書”，尤其是“荒唐”的武俠小說。
當時，“南向北趙”和“北派五大家”等舊派武俠作家皆已成名，其作品在民間流傳頗廣，但在那時的文人看來並不入流。梁羽生也讀過一些，如平江不肖生的 《江湖奇俠傳》。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愷然，自幼好習武術，1920年代初創作《江湖奇俠傳》，被視為舊派武俠小說的開山之作。
“此書大體是取材自清代的鄉野傳奇、地方械鬥的故事，加上虛構的俠客、術士，拼湊而成。一二兩集還比較可觀，越寫到後來，越為神怪，飛劍法寶層出不窮，論藝術性是不高的。”梁羽生如此評價。
少年梁羽生閱讀較多的武俠作品，並非民間流行的這些舊派武俠小說，而是唐代的傳奇小說。
初二時，梁羽生開始接觸唐人傳奇，尤其好讀晚唐時期的那些描寫豪士俠客的作品，例如杜光庭的《虯髯客傳》、袁郊的《紅線傳》、裴鉶的《聶隱娘傳》等。 梁羽生後來創作的《大唐遊俠傳》、《龍鳳寶釵緣》、《慧劍心魔》三部曲，將虯髯客、薛紅線、聶隱娘等虛構人物與真實歷史相結合，自成體系。
學術方面，對梁羽生影響最深的兩位老師，一位是太平天國史專家簡又文，一位是金應熙
1944年，日軍入侵廣西，高中畢業後的梁羽生被迫返鄉。適逢多位學者避難蒙山，太平天國史專家簡又文、國學家饒宗頤等人，均借宿陳家。
“我們一家遇到大難，流落在異鄉為異客，正在途窮忘絕、不知死所之際，忽有愛徒體念師生之誼。全族人居然肯接待、供養、庇蔭、護衛我全家十口，卒得平安歸來。”簡又文追憶那段往事，感恩不盡。
二十歲的梁羽生拜簡又文為師，學習歷史和英語。簡又文並授以行囊中之《白沙子全集》，勸他多讀修身養性之學，不要溺於頹靡的詩詞。
1945年，日本投降，梁羽生隨簡又文一家前往廣州，入讀嶺南大學。受救亡圖存之觀念影響，梁羽生放棄自己擅長的文史方向，選擇了化學系，但因動手能力太差，一年後，不得不轉讀其他專業。
“想學文學，但是那時一個很有名的女老師冼玉清，說以我的水準在大學裏學文學已經學不到什麼了。嶺南的經濟管理還是比較好的，比較實用，起碼將來不會餓死吧。”梁羽生遂轉投經濟系，並選修中國通史課，由此結識了年方二十七歲的講師金應熙。
金應熙畢業于香港大學，師從陳寅恪。在嶺南大學教書時，他的另一身份是中共地下黨員。他思想極左，十多年後，新中國“反右運動”期間，他在中山大學校園裏張貼大字報，抨擊陳寅恪，致師生決裂。
不過，在當時的梁羽生看來，金應熙心地很好，沒有架子，平時喜好詩詞、象棋，與自己志趣相投。兩人年齡僅相差五歲，師生關係之外，更成為生活中的摯友。
“我和他談武俠小說，比我在課室中聽他的課獲益還多。”梁羽生由此成為一位武俠迷
金應熙好讀武俠小說，尤喜白羽和還珠樓主的作品。1940年代，白羽和還珠樓主的武俠小說最為流行。白羽是寫實派，對人情世故寫得頗為透徹；還珠樓主是浪漫派，奇幻仙俠之想像力無人可比。只要二人出了新作，金應熙必定買回細讀，並借給同樣嗜讀武俠的學生共賞。
受其薰陶，梁羽生也開始大量閱讀這些原先被排除在自己視野之外的武俠小說，還經常與金應熙談武論道，談至廢寢忘食。“武俠小說涉及的方面甚多，金應熙在每一方面的知識都足以做我的老師。我和他談武俠小說，比我在課室中聽他的課獲益還多。”梁羽生回憶。
除了武俠小說，金應熙也是引領梁羽生接觸左翼思想的啟蒙老師。嶺南大學的學生自治總會辦有一份《嶺南週報》，1948年，梁羽生任該報總編輯，與金應熙商議後，將編輯方針定為“促使嶺南人走出象牙之塔”，活躍校園內的政治氣氛。
1949年年初，梁羽生所在的“藝文社”舉辦晚會，臨場加插一曲《我們要渡過長江》。當時，國共雙方正在醞釀和談，共方表示“和談不成就要渡江”。這首歌觸及敏感話題，加之《嶺南週報》的政治色彩，梁羽生被列入國民黨的緝捕名單。
1949年4月，國共和談失敗，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廣州風聲鶴唳，各大院校提前放假，遣散學生。當時的蒙山仍由國民黨桂系統治，梁羽生因名列黑名單，無法返鄉與家人團聚。
於是，二十五歲的他懷揣學校的兩封推薦信，南下香港，尋求發展。
從嶺南大學到《大公報》，梁羽生深受左派思想薰染，其後創作的武俠小說亦受此影響
1949年7月，經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介紹，梁羽生前往香港《大公報》應聘。筆試內容是翻譯新聞稿，一條是中譯英，另兩條是將路透社與法新社的英文稿譯成中文。主考官是與他同齡的查良鏞，即後來的金庸，當時的他是《大公報》國際版的翻譯。
“主編輯李俠文先生委託我做主考。我覺得文統兄的英文合格，就錄取了。沒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的中文好得可以做我老師。”金庸回憶道。
入職後，梁羽生負責翻譯國外通訊社發來的英文電訊稿件。《大公報》是早晨出報，新聞編譯人員上晚班，工作至淩晨兩點才能回家休息，如遇特殊新聞則要等到五六點鐘。梁羽生住在報館附近的宿舍裏，在這個僅容得下床和書桌的單人間裏，一住就是七年，直到結婚才搬出去。
當年年底，梁羽生由編譯組調往副刊科，任副刊編輯，接管“文綜”、“學習”等週刊版面。“文綜”是文藝綜合版面，“學習”即普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大公報》長期以來一直是香港左派報紙的龍頭老大，支持中國共產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公報》公開宣佈：“自本日起，遵 令正式實行西元。”報頭從昔日的“中華民國三十八年”改為“西元一九四九年”，並隨報贈送新國旗圖樣一面，彰顯擁共愛國立場。
從嶺南大學到《大公報》，梁羽生深受左派思想薰染，其後創作的武俠小說往往離不開家國民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重集體而輕個人，階級鬥爭貫穿其間，也因此受到不少讀者的詬病。
父親被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決，梁羽生深受打擊，暮年時的他感慨年輕時太過理想化
入職《大公報》半年，梁羽生在香港安頓下來。1950年年初，他兩次返回蒙山，希望接父母去香港同住。但父親留戀故土，不願前往。
這一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剿滅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鎮反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展開。年底，梁羽生收到家信，稱父親陳品瑞遭誣告被縣裏收押，罪名是“殺害農協領導人，惡霸一方，勾結日寇、漢奸”。
梁羽生讀信大驚，將此事告知報館。報館讓他以採訪的名義，持介紹信回家一趟。梁羽生立刻動身，行至荔浦縣，準備乘車回蒙山時，偶遇昔日同學彭榮康。彭 榮康深知時局險惡，勸梁羽生不要回去，否則性命難保。他幫忙聯絡梁羽生的哥哥陳文山前來荔浦，梁羽生將錢物交給兄長，囑託他代為照顧父親，黯然離去。
返港後，梁羽生向簡又文求助。簡又文隨即向蒙山寄錢，以圖疏通上下，營救舊友，可惜未能成功。
1951年2月，一個週六的下午，文圩區農會派兩名民兵到監獄提人，押回文圩以待公審，次日一番批鬥後，陳品瑞被拉至附近土坡處決。梁羽生的二哥陳文奇亦遭捕殺。
父親被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決，令梁羽生深受打擊。暮年時的他曾經感慨：“年輕時想得太美了，……實際上，一個社會，即使是最完美的，也有膿瘡有血瘤，有醜陋的一面。”
三十多年後，梁羽生的父親終得平反，恢復名譽。獲悉消息後，梁羽生寫道：“埋於心中幾十年的死結終於解開了。”
兩人對桌辦公，談論最多的是武俠。每天下午，梁羽生都會買回米酒、燒肉，以助談興
1950年10月，《大公報》姊妹報《新晚報》創刊，總編輯羅孚將梁羽生和金庸從《大公報》借調過來，分別負責小說版面“天方夜譚”和綜合版面“下午茶座”。
梁羽生與金庸對桌辦公，兩人都很健談，將對方當成自己的“字紙簍”，“把一籮籮的廢話或者不是廢話硬倒給他，就好像把廢紙或者不是廢紙拋擲給‘字紙簍’一樣”。
梁羽生去世後，金庸在一篇悼文中追憶當時情形：“這一段時間是我們兩人交往最多、關係最密切的時候。我們兩人談得最多的是武俠小說，是白羽的《十二金 錢鏢》和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我們都認為，文筆當然是白羽好得多，《十二金錢鏢》乾淨俐落，人物栩栩如生，對話言如其人；但《蜀山》內容恣肆，作者 異想天開，我們談到綠袍老祖、鳩盤陀等異派人物時，加上自己不少想像，非常合拍。
“同室的陳凡、高學達等諸兄的武俠小說造詣遠遠不如我們，通常插不上口，聽了一會，只好自做工作。那時文統兄每天下午往往去買二兩孖蒸、四兩燒肉以助談興，一邊飲酒，一邊請我吃肉，興高采烈。”
1952年10月，應金庸之邀，梁羽生在“下午茶座”上開闢了他的第一個專欄“茶座文談”。1953年初，金庸被調回《大公報》負責“大公園”， “下午茶座”由梁羽生接管。同年3月，《新晚報》開闢“李夫人信箱”，專為讀者解答“戀愛、婚姻、家庭、交友”之類的情感問題，也交由梁羽生主持。
當時的梁羽生以不同筆名，化身多個性格各異的人物，見諸報端——博通文藝、風趣幽默的“馮瑜寧”，諳熟史籍、立場鮮明的“梁慧如”，親切賢慧、生活經驗豐富的“李夫人”——均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這場轟動一時的擂臺大戰，僅兩個回合即草草收場，卻意外促成了新派武俠小說的誕生
“五十年代，大陸文藝的主流是寫實主義，我在‘左報’自是不能不受影響，於是決定走白羽的路子。……白羽有豐富的人生經歷，做過苦力、小販、校對、編輯，故其寫世態人情，特別透徹。”梁羽生在散文集《筆花六照》中寫道。
舊派武俠小說作家，梁羽生對白羽最為推崇。白羽的代表作《偷拳》，以楊露禪的故事為藍本。相傳“陳氏太極”師徒練拳時，楊露禪經常旁觀偷學。陳氏發現 後，不僅不責怪他，反而摒棄門戶之見，收他為徒。楊露禪後創立“楊氏太極”，收弟子吳全佑。全佑之子吳鑒泉創“吳氏太極”，其子吳公儀赴香港成立分社。
1953年秋，吳公儀公開表示，歡迎各派拳術家與他切磋武學，無論何時何地。港澳本是南拳地盤，“吳氏太極”以北方門派廣收門徒，甚至放言挑戰，讓人不甘。很快，吳公儀收到“白鶴拳”掌門陳克夫的挑戰。
1953年年底，兩大門派掌門人宣佈擂臺爭勝。時間定於1954年1月17日，因香港禁止公開鬥毆，地點移至澳門新花園夜總會池泳廣場。這就是當年轟動一時的“吳公儀與陳克夫國術表演暨紅伶義唱籌款大會”。
當時，港澳媒體不斷跟蹤報導此事，大肆渲染。香港居民爭先恐後趕往澳門，十元門票被哄抬至百元一張。比武前夜，由港赴澳的郵輪搭乘1300餘人，打破 歷史記錄。比武當天，澳督史伯泰夫婦、“澳門王”何賢等政商名流親臨觀戰，八和會館紅伶馬師曾、紅線女等明星義演助興，各門派武術精英也紛紛前往助陣。
這場震動港澳的擂臺大戰，最終僅兩個回合即草草收場，雙方不分勝負。雖然結局有些令人失望，但卻意外促成了新派武俠小說的誕生。
羅孚決定借勢推出一部長篇武俠小說，在《新晚報》上連載，這一任務被交給了梁羽生
擂臺賽舉辦當天，《新晚報》發表一篇題為《太極拳一頁秘史》的特稿，介紹“吳氏太極”與“楊氏太極”之間的淵源：
“當讀者們讀到這篇東西的時候，也許正是澳門擂臺上打得難分難解的時候呢！……吳公儀是太極派名手吳全佑的孫兒，吳全佑是得過楊派始祖楊露禪的‘真傳’的。楊露禪的許多故事，散見稗官野史、武俠小說，其中有不少神奇傳說。”
這篇特稿作者署名“梁羽生”。這也是“梁羽生”這個筆名首次與讀者見面。
《新晚報》原本每天下午兩三點出版，比武那天，待戰果揭曉後又趕印“號外”發售，結果被搶購一空。時任《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決定借勢推出一部長篇武俠小說，在報上連載。這一任務被交給了梁羽生。
梁羽生起初很有些顧慮。一方面，他身兼編輯和作者，“李夫人信箱”、“歷史新話”等版面已令他有些應接不暇；另一方面，他從未寫過小說，第一部小說卻要以武俠為題材。當時的香港主流報紙大多拒絕接納武俠小說，認為其難登大雅之堂。
“初時我一直在推，被羅孚說服之後，也還要求多考慮幾天，但第二天預告就見了報，我也就只好‘只醞釀一天’，就如北方俗話說的‘打鴨子上架’了。”梁羽生回憶道。
1954年1月19日，比武結束後的第三天，《新晚報》頭版頭條宣佈將連載武俠小說：
“自吳、陳拳賽以來，港澳人士莫不議論紛紛，街頭巷尾，一片拳經。本報為增加讀者興趣，明天起將刊載梁羽生先生的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故事緊張異常，敬希讀者留意。”
“原打算寫完一部就輟筆，但讀者反應熱烈，報館不肯放人，就這樣連續寫了二十多年”
預告刊出後的第二天，1954年1月20日，《龍虎鬥京華》如約發表。第一篇“楔子”，梁羽生以長者口吻自述：“筆者雖非武林中人，少年時也曾浪跡江 湖，耳聞目睹過一些武林爭雄之事，至今垂垂暮矣，回想起來，尚不勝感慨之至。恰好編者要我將耳聞目睹之事，寫成一部武俠小說，遂也東施效顰，先填一首‘踏 莎行’詞以作引子。”
構思故事時，梁羽生思忖良久，決定以義和團事件為背景，因老師簡又文是太平天國史專家，對義和團頗有深識，梁羽生試圖以武俠小說的形式闡述這段歷史，但結果並不令他滿意：
“現在看來，這部小說是有失偏頗的，雖然我也談到了義和團的缺點，但是受到當時大陸‘史論’的影響，畢竟是正面的評價較多，後來我多讀了一些義和團的史料，就感到它的不足之處了。”
在後來的一次演講中，梁羽生提及：“1958年間，有左派人士指我對義和團作具體的否定，肯定的部分則空虛無事實。……如果你說義和團對歷史影響大， 我們可拿它後期的情況來看文革時期紅衛兵的行為，因為他們有相似之處，其中一點是‘無理性’。他們都以為自己有理想，其實都做出沒有理性的行為。”
《龍虎鬥京華》在《新晚報》上連載半年，共192期。在此之前，武俠小說始終為新文學所輕視，地位猶如流浪江湖的藝人，觀眾雖多，卻始終算不得名門正派。《龍虎鬥京華》一出，局面為之改變。
“原打算寫完一部就輟筆，但讀者反應熱烈，報館不肯放人。”梁羽生只好續寫姊妹篇《草莽龍蛇傳》，從此走上武俠創作的道路。
網上文章轉貼 - 倍可親網 - 貼者: 鳥兒不早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