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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從制度設計層面還是從道德水準層面反思“短視民主”的根源，對歐美國家來說都不是件輕鬆之事。不加節制地追求當下利益的最大化，到頭來只會導致整個國家發展利益最小化。
今年初，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刊登題為《民主出了什麼問題》的長文。文章指出，西方國家政府習慣於依靠借款滿足選民眼前的需求，卻忽視長期的積累投資。政治人物緊盯選舉，一味迎合選民，作不切實際的承諾，不能從長遠出發定義國家利益，這種“短視民主”日益成為西方民主制度的嚴峻挑戰。
新加坡資深政治家李光耀對此有深刻觀察：要贏得選票，就不得不給選民提供更多的好處，而且如果想在下一屆選舉中打敗對手，承諾給選民的好處比以前還要多，這就類似於拍賣過程中不斷加價，而這樣做的代價、債務卻留給了下一代。所以，有人感歎道，過去幾十年歐美國家一直在點菜，現在到了埋單的時候了。
歐洲債務危機打擊歐洲國家發展信心，一體化進程受到干擾。美國國會兩黨圍繞債務上限鬥法一度讓聯邦政府機構關門，嚴重損害美國信譽。將歐美推入窘境的因素很多，但長期以來脫離實際的高福利支出的負面效應不可忽視。
道理很簡單。政府的支出需要以收入為基礎，天上不會掉餡餅，世界上也沒有免費的午餐。民眾的福利最終來源於自身創造的價值，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不以創造和貢獻為基礎，高福利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國家良性運轉需要供需平衡、收支平衡。
正如瑞士學者迪特·湯美指出的，“一人一票”選舉制度下，大家感覺每個人都應該像資本家一樣，不受限制、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利潤為導向。候選人為了得到支援，競相討好選民，許諾更好的福利。由於缺少開出“苦藥”的政治勇氣，執政者只好用公共債務維持福利機器的運轉，債務風險不斷加大，進而威脅到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利益。
這種以爭取選票為出發點的民主，衍生出十分怪異的政治現象。一方面，在一些事關國家前途和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上，朝野各派力量嚴重對立，形成所謂的政治“極化”。另一方面，為討好選民，各派爭相提高福利，在耗費公共資源方面又有高度“默契”。《經濟學家》評論稱，美國變成了政局僵化的代名詞，歐盟則成為民粹主義的孵化場。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短視民主”恰恰是西方民主制度設計者要嚴加防範的。美國開國者們一再告誡，“危險的野心，更容易隱藏在熱心保護人民權利的面具之後”“防備沒有事實依據的輿論影響……在大家極為迫切的福利問題上，尤其要加以提防”。在這些開國者的理想中，選舉產生的賢能者“最能認清國家的真正利益所在……最不可能為了暫時的局部利益而犧牲國家的整體長遠利益”。
然而，同先輩的期許相對照，當今西方政治人物的智慧和追求已經變了味道。耶魯大學資深政治學者大衛·梅休發現，在政治人物中也存在“理性選擇”理論，國會議員的一切行為都著眼于競選連任，而罔顧其他。德國前總統魏茨澤克也曾評價說：議員們通常只考慮短期利益，而不太注意長遠利益。
無論是從制度設計層面還是從道德水準層面反思“短視民主”的根源，對歐美國家來說都不是件輕鬆之事。但是，沒有徹底的反思，就無力進行有效的制度創新，走出“短視民主”泥淖的難度只會越來越大。不加節制地追求當下利益的最大化，到頭來只會導致整個國家發展利益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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