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還有可能繼續韜光養晦，繼續忽悠美國嗎？ 不可能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還有可能繼續韜光養晦，繼續忽悠美國嗎？

不可能的。”

特朗普及蓬佩奧為什麼不停咬中國?



中美關係惡化的深層次原因

“中美關係正面臨建交以來最嚴重的挑戰。”

中國外長王毅於7月9日（在中美智庫論壇中）對現階段中美關係做出的判斷。

王毅也表示：

“中國從來無意挑戰或取代美國，無意與美國全面對抗。”

“中美雙方不應尋求改造對方，而應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但事與願違。整個7月，中美關係都在進一步地惡化。

7月13日，美國國務院發表涉及南海問題的聲明，蓬佩奧聲稱中國在南海的諸多主張沒有國際法依據，拒絕承認中國對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權聲索。

7月14日，特朗普在新聞發佈會上親口承認，是自己在背後施壓以推動盟友禁用華為設備，並專門點名了英國和義大利。

7月15日，蓬佩奧在記者會上宣稱，中國是帝國主義國家（中國通過擴張主義、帝國主義和專制行為將自由和民主置於危險之中）。

7月21日，美國突然要求中國關閉駐休士頓總領館，並在72小時內撤離。美國副國務卿比根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上透露，這是特朗普總統親自下的命令。

7月23日，蓬佩奧在美國尼克森總統圖書館以《共產主義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為題，發表了一場公開演說。

在這場演說中，蓬佩奧不僅再次對中國的體制和執政黨進行了抨擊，還對中美建交以來美國的對華戰略進行了全盤否定。蓬佩奧號召世界各國組成一個“民主國家聯盟”，來改變共產主義中國。

這場演說被視為是對丘吉爾“鐵幕演說”（1946年3月）的效仿，是美國想要發起新冷戰的一個信號。

中美關係何以急轉直下？

有人認為，這是中國過去的戰略失誤所致；也有人認為，如果特朗普競選失敗，中美關係或將得到緩和。

他們做出這一判斷的理由是：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無論執政者個人的想法如何，如果沒有社會各界力量（各個利益團體）的支持，美國都不至於以如此強硬的態度對待中國。尤其是矽谷和華爾街（美國的科技界和金融界），他們無疑是中美經貿關係的受益者，如果我們能夠穩住美國的那些跨國公司、高科技企業、金融界背後的利益團體，中美關係就不至於落到今天這般田地。此外，由於前述的這些利益團體都屬於民主黨的基本盤，所以也有人認為，一旦民主黨候選人上臺，中美關係將有機會迎來轉機。

上述這種觀點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其實沒有看到中美關係的本質。為什麼這麼說？

在下結論之前，我們先來回顧中美關係經歷的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美建交

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雙方就尼克森訪華事宜達成一致；1972年，尼克森正式訪華，兩國在上海發佈《聯合公報》，中美關係成功破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要知道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曾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中美兩國都在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為什麼尼克森要推動中美建交？

這其實和美國的戰略有關。

當時美蘇兩國劍拔弩張，尤其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雙方甚至已經走到了核戰爭的邊緣。

今天的人總認為，大國之間不會發生核戰爭，但在上世紀60年代，核戰爭是確確實實縈繞在美國人頭上的威脅。

1968年，尼克森在總統大選中勝出後，制定了“均勢外交”戰略。

所謂的“均勢外交”（也叫“大陸均勢政策”），其實是英國人最早搞出來的一種策略。

作為一個盤踞在半島上的國家，英國和歐洲大陸隔海相望，而它維護自己霸主地位的方式，就是看歐洲大陸上哪個國家強大了，它就離間並聯合其他國家一起去打壓它。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法國很強，英國就組織了7次反法同盟一起搞法國。

19世紀上半期，沙俄變成歐洲大陸最強的國家了，英國就聯合法國一起搞沙俄。

19世紀末，德國崛起了，英國又聯合法國和俄國一起打德國。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說：

“英國四百年來的對外政策，就是反對大陸上出現最大、最富於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國家”，英國總是“參加不那麼強大的一方，同它們聯合起來，打敗和挫敗大陸上的軍事霸主，不管他是誰，不管他所統治的是哪一個國家。”

美國也是一樣。

在美蘇爭霸的關鍵階段，美國選擇了放下歷史恩怨，主動拉攏中國來遏制蘇聯。

1969年，中蘇“珍寶島事件”（也稱“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爆發。

蘇聯在入侵中國失敗之後，非常惱火，一度在英國《泰晤士報》上撰文稱，要用原子彈來報復中國。

中蘇關係陷入了極度惡化。

這也讓尼克森看到了機遇。

同年7月，即珍寶島事件爆發的4個月後，尼克森在出訪亞、歐前夕，主動對外釋放了對華友好信號，宣佈對中國放寬人員來往和貿易交流的限制。

在出訪過程中，尼克森更是要求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總統向中國領導人傳話，表達自己希望同中國進行對話（當時中美還處於敵對狀態）。

1970年10月，尼克森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提出，中美關係十分重要，美國不會聯合蘇聯來對付中國，並表示願意派一高級使節秘密訪問中國，希望巴基斯坦提供協助。



1971年，基辛格從巴基斯坦秘密轉道訪問北京，為中美建交鋪路。

儘管尼克森本人於1974年因“水門事件”而下臺，但他的繼任者吉米·卡特繼承了尼克森的均勢外交戰略。

1979年，中美兩國正式建交。

第二階段：聯華制蘇

從1979年中美建交，到1991年末前蘇聯解體，中美關係一度因為某個事件遇到過波折，但總體上兩國都非常重視和對方的關係。雷根總統在經貿關係、文化交流、人員流動（留學）方面，均給予了中國較為優厚的待遇。

老布希在就任總統的一個月後，前所未有地把首次出訪目的地定在了中國。即便後來因為一些原因讓兩國關係造成了衝擊，但老布希依然在竭力維護和中國的關係。

期間，老布希甚至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否掉了國會要求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議案。

在這一階段，前蘇聯的存在成為了中美關係的壓艙石。

第三階段：“同化”中國

1991年12月25日，蘇聯宣佈解體，美國在冷戰中取得了兵不血刃的勝利。

維持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也不復存在。這個時候，如何處理和中國的關係，成為了美國外交戰略的新議題，克林頓政府也曾就此展開過激烈的辯論。

最終，美國選擇了“同化”中國的策略。美國當時打的算盤是：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就能變得和我們（美國）一樣”，即採用美國的那一套政治體制和制度。

這並非很多時事評論人的揣測，而是先後被班農、蓬佩奧明確提到過，並於近期在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的公開資料中得到了驗證。在這份文稿中，有明確提到，“隨著中國日益富裕和強盛”，美國相信中國會滿足“本國人民日益強烈的民主渴望”。

後半句話翻譯過來就是，美國曾寄希望於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來顛覆中國政權，這樣的手段在“阿拉伯之春”和“顏色革命”中早已屢見不鮮。

現在我們知道，美國的這一對華戰略失敗了，但站在當時，美國人是有信心的。

美國的信心來源於他們戰勝蘇聯的經驗。

第四階段：遏制中國

一些人把特朗普上臺後發動貿易戰視為是美國對華戰略的一個轉變，但在我看來，美國對華戰略的轉變，從2011年就開始了，其標誌性事件是奧巴馬在APEC會議上公開的“重返亞太”戰略。

從蘇聯解體到“重返亞太”的這20年間，美國的對華戰略其實是發生過反復的。

早在2000年的時候，共和黨的政綱就已經提出“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而非戰略合作夥伴”。

小布希政府對中國是帶有相當的敵意的，但9·11事件改變了中國的戰略處境，其影響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是美國在“反恐”方面需要中國予以合作（基地組織所在的阿富汗和中國接壤），作為回報，美國也加快了中國加入WTO的步伐；二是把美國的戰略重心轉移到了中東。

就在9·11發生的當天，時任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寫下了一張紙條：“Best into fast, Judge whether good enough hit SH, not only UBL .”

大意是，看看能不能把薩達姆也牽扯進來，而不僅僅是幹掉本拉登。

（SH是薩達姆·侯賽因的首字母縮寫，UBL是奧薩馬·本拉登的縮寫）

從這裏你也可以看出，小布希發動伊拉克戰爭，其實是早有預謀。根據後來的調查結果，發起9·11恐怖襲擊的19名劫機者中，有15個恐怖分子都是沙特人，這些人都是瓦哈比教派的信徒（瓦哈比教派是伊斯蘭教遜尼派下面的一個分支，沙特皇室信奉這個派系）。

9·11事件和伊拉克其實沒什麼關係，但它卻成為美國鷹派政客發動伊拉克戰爭的一個導火索。很荒謬。

但從結果上來說，9·11確實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小布希的戰略失誤，讓美國深陷伊拉克戰爭的泥潭，這大大減輕了中國的戰略壓力，也給奧巴馬留下了一個爛攤子。

奧巴馬接手的另一個爛攤子是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而在危機的應對中，同樣需要借助中國的力量。

奧巴馬的第一個任期，很大一部分精力就是在處理小布希留給他的這兩個爛攤子。

2011年，奧巴馬宣佈伊拉克戰爭結束，金融危機也已得到了明顯的緩解，遏制中國的準備工作已經就緒。同年，奧巴馬宣佈了“重返亞太”戰略。

此後，奧巴馬在他的第二個任期，曾大力推動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其目的是繞開WTO另起爐灶，建立一個排除中國的經貿關係網絡。換言之，中美脫鉤這件事，其實從奧巴馬時代就已經開始在做了（今天美國鷹派所謂的“中美脫鉤論”，也是意圖拉攏自己的盟友聯合起來和中國實現脫鉤）。

只不過，奧巴馬是律師出身，他非常在意規則和體面，所以他選擇的是通過美國自身的讓利（放開市場），來拉攏其盟友。這樣做得好處是可以很好地維護美國的文化軟實力（維護燈塔形象），而代價則是美國要向盟友出讓一部分現實利益。

而特朗普則是典型的商人總統，他非常看重現實利益，而且對規則並不在意。



在特朗普的自傳《交易的藝術》一書中，特朗普曾談到做生意的四個階段：

一是提出驚人的目標（報價），二是大肆宣傳，三是決策反復搖擺，四是獲得直觀的結果。

於是你會看到，特朗普總是會一上來就掀桌子，並且連同競爭對手和盟友一起敲打，期間可能會出現各種反復。這種做法的優點是，可以讓美國獲得更多的現實利益，但代價則是會削弱美國的文化軟實力和世界領導力。

所以，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在本質上並沒什麼不同，從奧巴馬提出“重返亞太”開始，美國的戰略就已經轉向了，只不過兩人的做事風格和手段不同而已。

今年6月24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公開宣佈，美國過去的對華戰略（試圖同化和改變中國）是失敗的，是“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對外政策最大的敗筆”。

回顧建交以來，中美關係經歷的幾個過程，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知道：

中美建交是建立在遏制蘇聯這一戰略目的之上的（美國會因為利益而和中國建交，也意味著他們會因為利益而和中國交惡）。

而當蘇聯解體之後，美國一時風光無兩，再無敵手。此時整個西方世界都在熱議一種觀點——美式的自由民主制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

自信心極度爆棚的美國開始試圖改變中國，他們寄希望於中國會被美國同化，變得和他們一樣。但美國終究是對中國抱有警惕心理的。

早在2000年的時候，中美關係差一點就走向了轉捩點，但9·11事件的發生，以及小布希在這個事件上的戰略誤判，改變了轉捩點到來的時間點，也讓中國獲得了超過10年的戰略發展期。



（期間，還要感謝美籍華裔律師章家敦，他從2001年開始，一年又一年、不遺餘力地在鼓吹“中國崩潰論”。雖然“中國崩潰論”已經先崩潰了，從在這個過程中，還是起到了戰略大忽悠的作用）

但該來的還是會來。當奧巴馬掃清了小布希埋下的那兩顆雷之後，美國終究還是轉入到了遏制中國的節奏之中。那麼，類似的戰略誤判，有可能第二次發生嗎？

我認為不可能。

當年小布希的幕僚團隊之所以會做出誤判，那也是基於中美之間的國力差距。

站在2003年那個時間點，美國無論是軍事、經濟、科技還是文化軟實力，都處於壓倒性優勢。當時的美國，在對華戰略這個問題上，是具有足夠的安全邊際的（或者叫戰略的容錯性）。

就算戰略出現了些許失誤又怎樣？

在巨大的國力差距下，他們什麼時候想打壓中國了，那還不是輕而易舉，是分分鐘的事？但讓美國沒有想到的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這兩個戰場上投入的財力、物力和精力，遠遠超出了他們此前的預期（從伊拉克戰爭打響到佔領首都巴格達，美軍只用僅僅了21天，但美國用來結束這場戰爭的時間卻耗費了將近9年）。

再加上次貸危機的爆發，這個戰略誤判所帶來的代價，竟然超過了10年。等到奧巴馬掃完雷回頭一看，中國的GDP都已經超過了日本。

（特朗普曾在電視講話中公開抱怨，對中國的打壓來得太晚了，不只是奧巴馬。特朗普最耿耿於懷的是前任總統們讓中國加入了WTO）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還有可能繼續韜光養晦，繼續忽悠美國嗎？

不可能的。



美國人又不是傻子。那麼，有沒有可能通過綁定美國國內的利益集團，來改變美國打壓中國的進程？從趨勢上來講，這同樣不可能。

華為的遭遇既是一個標誌性事件，也是中美關係的一個縮影。在過去幾年，華為已經擁有了自己的海思麒麟晶片，為什麼還要在中低端手機上採用競爭對手高通的SOC晶片呢（任正非去年接受採訪時曾提到，華為每年從高通採購5000萬套晶片）？

華為過去為什麼會故意保持一定比例的美國供應商提供的各種零部件？在美國封殺華為之初，任正非為什麼在記者會上會不斷強調，大家要罵就罵美國政客，這件事不關美國企業什麼事情？

我認為這是華為故意為之的一種戰略。華為把美國高科技企業的利益和自己的命運綁定在一起（結為利益共同體），這樣一來，背後的利益集團自然會用他們的辦法去遊說美國政府，放鬆對華為的封殺措施。一年多過去了，這一戰略奏效了嗎？

很可惜。不僅沒有奏效，美國對華為的封殺反而變本加厲了，是在把華為往死裏整。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美國對華為的敵意，遠遠超出了利益集團的遊說能力。而這種敵意的背後，是美國國家戰略的需要。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裏德曼對中美之間的合作，有過這樣一段論述：

“在過去40年時間裏，美國賣給中國的是深度產品，軟體、電腦、微晶片，這些產品進入了你們的生活和產業；而中國賣給美國的是淺度產品，服裝、玩具、農產品。

現在，情況要反過來了，你們想賣給我們深度產品了。淺度產品沒關係，但是深度產品，雙方之間的價值觀問題就出來了。我們之間彼此的價值觀是沒有互相信任的基礎的，而深度產品的相互交換，是需要以價值觀作為基礎的。

所以，當中國想向美國銷售深度產品的時候，美國就警覺了，緊張了。這是當下的緊張關係的一個重要原因。”

華為和TikTok（抖音海外版）的出現，刺激了美國人敏感的神經。

華為代表的是中國在前沿領域的科技硬實力，而 TikTok 作為一種社交軟體，體現的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輸出能力。當美國發現，中國也有能力向其反向輸出深度產品，而且還是硬實力和軟實力兩個層面同時出現，於是美國人緊張了，焦慮了。

美國國內已經開始開始流行起一種論調，這種論調的大意是，現階段是美國遏制中國的最後的戰略時間窗口，這個時間窗口一旦錯過，美國將再也無法阻擋中國的崛起。

所以對於華為和 TikTok 的遭遇，我一點都不感到意外。它們不過是中美關係的一個縮影。

美國對中國敵意，並不是靠利益集團的遊說就可以消除的，這種敵意的背後是美國的緊張和不安，而這種緊張和不安，又會促使美國的精英階層形成打壓中國的共識，並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

一個典型的外在表現是：哪怕共和黨和民主黨現在黨爭不斷，但在涉港、涉臺、涉疆的相關法案的投票中，幾乎都是全票通過。兩黨在遏制中國這件事上，態度是高度一致的。對此，我們應該要有清醒的認識。放棄幻想和僥倖心理，要做好鬥爭的準備。

關於美國，我個人還隱隱有一種感覺，那就是美國在對意識形態問題的態度上，和他們的宗教有極大的相似之處。
  

美國以基督教新教立國，基督教是典型的“一神教”，而且傳統的美國人（宗教保守主義者），在傳教這件事上有極高的熱情（最早的那批北美殖民者，認為自己來到美洲，是來建設“山巔之城”的），他們具有以下幾個特徵：



1.相信上帝是全宇宙的唯一真神，認為其他宗教崇拜的“神明”都是偽神（一神教的原教旨主義都是如此）。

2.他們有很強的傳教熱情，希望把自己的信仰傳播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3.如果傳教失敗，他們就會對異教徒產生極大的敵意，甚至不惜發動戰爭（參考歐洲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

而美國在對待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時，也有類似的特徵：

1.相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是全世界最好的且唯一好的制度。

2.希望把自己的那套制度推廣到全世界（搞顏色革命）。

3.如果對方不接受，就將其視為威脅，甚至直接以武力推翻對方政權。

而中國則完全不同。

自從1979年以來，中國通過改革開放，一直在努力發展經濟，對於意識形態差異，中國並不那麼在意。無論你實行的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無論你來自美日韓還是亞非拉，只要有合作的空間，中國都願意和你做生意。

說到底，對於中國來說，不管黑貓白貓，只要能抓到老鼠，那就是好貓；但美國要的是，全天下只能有白貓，如果看到對面來了一只黑貓，他就很難受，就千方百計地想要把你改造成白貓。

美國在意識形態領域表現出來的這種排外和不包容，也是中美衝突的一個根本性原因。這個問題不是中國的錯，也不是中國可以解決的，只能靠美國自己去調整心態。

而現階段我們該做的，我認為關鍵就在於六個字——做好自己的事。

無論美國以何種方式批評和挑釁，我們只需以不卑不亢的心態和平等的姿態去應對就行（你關我一個領事館，我也關你一個領事館），不要憤怒，更不要做出過激的反應，不要被美國帶了節奏。

我們最重要的是按照自己的步調，去執行好我們的戰略（現階段的是國內國際雙迴圈發展，這個我會另外再專門寫一篇文章分析，本文不再展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然後努力做強做大自己。

直到美國發現自己再也無法遏制中國，中美關係會重新回歸到正軌。“任何國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擋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步伐。”

很多人還是對中國充滿信心。

一直以來，總會有人問，在美國遏制中國的節骨眼上，作為普通人我們可以做點什麼。

本文輯錄自由緩緩說（huanhuanshuo520），作者緩緩君。原標題《中美關係惡化的深層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