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0日星期一

金庸的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主角“韋小寶”真有其人乎?



“韋小寶”真有其人乎?

早期明報出版社版本的封面

最初版的封面

英譯本的封面

某著名畫家替查先生繪像

雲君(姜雲行)先生是为金庸作品插图的二位名家之一,他亦是為梁羽生絕大部分小說創作過插畫,姜雲行何許人,超低調的插畫大師,很早時候已移民北美。


小說成功, 其實插畫都應有一份功勞。


有歷史學者還懷疑他還告密破壞了興中會廣州起義。

關於金庸的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大家對它的評價莫衷一是,有人認為它水準不高,沒有任何武俠的痕跡,有人卻持相反觀點,認為這是金庸的集大成作品,對於其中的主角韋小寶,他既不會高超的武藝,也沒有俠義的精神,那麼歷史上是否真有此人的?他的歷史原型又是誰呢?

電視劇中眾美女
大家在《鹿鼎記》出版之後,紛紛來信諮詢過金庸,金庸也表示這部小說是“非武非俠,亦史亦奇”,既然有歷史的部分,那麼它究竟借鑒的什麼人物呢?《鹿鼎記》中韋小寶的原型是誰?金庸曾明確表示,“這個人物的由來主要是受海外華人的啟示。”(2007年1月6日人民網)


“韋小寶”原型是有其人, 而有歷史學者還;懷疑他告密清庭, 破壞了興中會廣州起義 ”很快就有網友通過人物篩選,併發文指出,這個“海外華人”就是香港華人爵士韋寶珊。既為清廷效力,又加入反清團體,多方投機而沒有失手,這是兩個韋爵爺的共同點。當金庸構思這部巨著時,受韋寶珊的經歷和名字啟發,給主角起了這麼個名字,可謂順理成章。當然,以韋小寶經歷的複雜離奇,這個人物形象是糅合多個歷史人物再加想像發揮而成。

韋寶珊爵士,CMG,JP(Sir Boshan Wei-Yuk,1849年-1921年12月16日), 正式名字叫韋廷俊(1849-1921),字寶珊(以下統稱“韋寶珊”),小名玉,祖籍廣東香山,1849年生於香港 。父韋光,(1825年-1879年)13歲時被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收留教養,資助往新加坡讀書,畢業後到港謀生,為當地殷富,任職有利銀行華人買辦。韋寶珊在家中排行最大,其中兩名弟弟名韋安及韋培,兩人後來分別成為律師及大律師。

韋寶珊幼年在家中學習漢學,歷時十年,後來入讀香港首間官立學校中央書院(現稱皇仁書院),當時校長是史釗域博士。在1867年,時年18歲的韋寶珊在家人安排下,前往英國留學, 他是近代歷史上首位被送到西歐留學的華人留學生之一入讀英格蘭萊斯特的斯東尼蓋爾學校(Stoneygate School),一年後在1869年升讀蘇格蘭大來學院(Dollar Academy)。韋寶珊在大來學院學習四年後1872年畢業,學成返港前曾往歐洲遊歷。韋寶珊是近代首位留學西歐的華人學生之一,自他以後,留學西方漸漸成為東方華人家庭子女升學的其中一種主要途徑。

1872年學成返港後加入父親工作的有利銀行,繼承父業做了銀行買辦,獲得銀行的重視。韋寶珊父親在1879年逝世後,他繼續留在銀行(韋敦善堂)工作,到1882年更獲擢升為父親生前擔任的華人買辦,直到1910年才離開有利銀行。韋氏父子1857年任職有利銀行,到韋寶珊在1910年離開,前後合共63年,對該行的發展具重要影響。
韋寶珊離開有利銀行後,自立門戶,從事進出口生意,並曾經與何啟爵士、區德、曹善允及周少岐等人組成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計畫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建造名為“啟德濱”的花園城市。計畫在1916年展開,但後來遭遇挫折,土地終被政府收回,併發展成為啟德機場。 

1890年,韋寶珊倡議興建鐵路,由香港經廣州通往北京。他曾自行斥資進行研究,但有關計畫最後因為清廷保守派官員的反對而流產。韋寶珊的計畫到後來九廣鐵路的興建才得以落實,隨著九廣鐵路的通車,香港自1911年開始有直通火車通往廣州,但京九鐵路卻一再拖延,遲至1996年方告實現

韋寶珊以“韋廷俊”的本名,報捐為清廷的候補道
韋玉是韋寶珊另一個為後人熟識的名稱,他是當年香港銀行家、商人及慈善家, 是香港早期少數熱心參與社會公職的華人,他早於1882年2月17日就被港府委為非官守太平紳士。在1880年,韋寶珊當選東華醫院總理,到1887年出任該院丁亥年主席。韋寶珊後與劉鑄伯在1907年成功協助何啟爵士爭取建立廣華醫院,並出任該院倡建總理。韋寶珊另一方面,曾參與創立保良局,保護被迫良為娼的婦孺,並促使該局在1882年成為法定組織,他於1893年獲選為保良局永遠總理。以及在1891年成功協助設立團防局委員會。

團防局早於1866年創立,是一個由華人組成的治安組織,受到港府總登記官監察,早期主要負責在中環及上環地區組織更練,定時巡邏,維持治安,以補充員警之不足。早在1880年,韋寶珊已開始出任團防局局紳,在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下,團防局委員會才得以在1891年正式成立,而韋寶珊亦獲續任,繼續在改組後的團防局擔任局紳。

1891年以前,團防局雖然設有局紳,並全由華人出任,但局紳卻缺乏權力反映華人意見。有見及此,時任總登記官駱克爵士在1891年對團防局進行改組,倡議設立團防局委員會,以確立該局局紳的的諮詢職能。韋寶珊任內曆侍五任總登記官,並一直與警隊維持緊密合作,對團防局起重要影響。在他出任局紳期間,團防局得到很大的發展,更練規模不斷擴充,在1910年起更進而覆蓋半山區。自1917年開始,該局局紳加入從東華醫院及保良局退任值理的人士,在華人社區中具重要地位。

1918年為止韋寶珊卸任團防局局紳1920年獲港府委任為團防局顧問直到去世。團防局自成立到1941年因日本佔據香港期間,韋寶珊是歷來首位,亦很可能是唯一一位獲委為團防局顧問的人士。

1894年香港鼠疫爆發時,港府要求隔離鼠疫病患者的做法,受到華人社區的極力反對,後經韋寶珊代政府出面調解,解釋政府政策後,華人家庭才陸續願意讓患病家人接受隔離治療,以及讓防疫人員進入家居消毒。在韋寶珊的協助下,使華人社區的疫情得到控制。為表答謝,他事後在1894年獲港督頒授抗疫紀念金章,同時獲外籍及華人居民團體致感謝狀表揚。韋寶珊其他參與過的公職,包括在1890年出任香港金禧委員會委員,1894年出任節約委員會委員,以及後來參與創立香港大學、出任香港大學校董、及獲委為捕獲法庭成員等等。

韋寶珊亦是當時香港的政治家,自1896年至1917年期間出任定例局(後改稱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894年,港督羅便臣爵士向殖民地大臣里彭勳爵(Lord Ripon)轉呈一份由定例局非官守議員遮打及何啟醫生等人的上書,請求在議政局(即行政局)內加入非官守議席,同時在定例局內加入民選議席,以增加兩局的代表性。儘管有關建議遭到裏彭勳爵的嚴厲駁斥,但在私底下致港督的信函中,裏彭勳爵卻同意增加定例局內的非官守議席,以及在議政局加入兩席非官守議席,而其中一席可由華人出任。然而,羅便臣爵士以華人不能保持中立,以及華人不明暸代議政府為理由,堅決反對議政局加入華人議席。

1895年,若瑟夫·張伯倫接任殖民地大臣,兩局議席分配才有了定案。當中,議政局首次加入兩席非官守議席,定例局亦加入一席非官守議席,結果港督羅便臣爵士在1896年決定以韋寶珊為定例局非官守議員。韋寶珊是繼伍廷芳、黃勝及何啟醫生以後,,是香港1842年開埠以來第四位擔任該局議員的華人。韋寶珊加入定例局後,定例局華人議席由原本一席增加至兩席,這個情況一直到1929年才有所變化。

韋寶珊在任定例局議員凡21年,先後在1902年及1908年獲得續任,1914年再獲港督梅含理爵士破格續任,至1917年才因年老多病而退休。在任期間,他在議會以沉默寡言著稱,即使1914年至1917年期間成為局內首席議員,亦寧可讓外籍同僚代為就《財政預算案》發言,也不以首席議員身份首先發言。對於這種行為,後來另一位華人議員何福曾解釋,這是因為韋寶珊往往選擇在議會外私下處理問題,所以也就很少在議會發言。此外,韋寶珊的年資雖然比局內另一位華人議員何啟爵士淺,但年紀卻比何啟大,因此亦深得何啟的尊重。

出任定例局議員後,韋寶珊身兼大量不同公職,除參與所有涉及華人事務的委員會外,亦一直出任局內的常務法律委員會及工務委員會委員。此外,他曾在1896年擔任皇后像委員會(Queen's Statue Committee)及不潔財物委員會(Insanitary Properties Commission)委員、1897年出任維多利亞鑽禧委員會及印度饑荒救濟委員會委員、1908年擔任颱風救濟基金委員會委員、亦曾在1901年及1910年分別參與英皇愛德華七世及喬治五世的官方登基公告儀典。

由於韋寶珊長年出任不同公職,又關注華人事務,所以在香港華人社會中具一定地位及聲望。在1898年,英國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派兵新界,計畫將之納入香港版圖,但遭遇新界鄉民激烈反抗,最後經韋寶珊以港英定例局議員身分與有關人等協調 英國與新界鄉民,在韋寶珊協助調停下,使新界於1898年納入香港版圖,讓英國成功管治。

韋寶珊一直與中國當局保持良好關係,多次代表香港與內地進行交涉,屢獲中方加獎。在1908年,韋寶珊亦獲英廷授予CMG勳銜,以表揚其外交貢獻。另外,在大清仍在執政時,韋寶珊曾協助引渡罪犯予清廷審訊,故此深得清廷信任。

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發後,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向孫中山副手胡漢民投降時,雙方更以韋寶珊擔任保證人,以確保政權平穩過渡。而為表揚韋寶珊對中華民國立國的貢獻,時任大總統袁世凱在1912年向他授予三等嘉禾勳章。不久以後,二次革命在1913年爆發,國民黨人被袁世凱驅逐,袁世凱打算以韋寶珊接替被逐的胡漢民,出任廣東都督之職,但為韋寶珊所婉拒。

另一方面,港英對於定例局華人議員過份牽涉內地政治卻抱懷疑態度。當中,定例局華人議員何啟爵士,就正正因為私底下接觸大陸政府,參與內地政治活動,結果失去港督梅含理爵士信任。梅含理爵士對何啟的政治操守相當關注,曾就此致信英國政府反映,更對何啟爵士展開品格審查,最終促使何啟爵士在1914年離開定例局,不獲續任。

不過,梅含理爵士早於1893年至1901年出任員警司時,就曾經與身兼團防局紳的韋寶珊合作,所以韋寶珊一直深受信用,兩人在定例局內亦保持很良好的關係。
1919年獲英廷冊封為爵士
韋寶珊晚年身體多病,迫使在1917年退出定例局休養身體,並逐漸淡出政壇。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8年完結後,他複獲港府委為慶祝和平委員會委員,以及在1919年獲英廷冊封為爵士,成為繼何啟爵士及歐亞混血兒何東爵士以後,第三位獲勳爵士的華人。不過,這時韋寶珊的身體狀況卻每下愈況,到1920年以後更長期待在黃泥湧道37號家中,甚少露面。韋寶珊臨終前數月一直受水腫困擾,臥病在床,最後在1921年12月16日晚上9時15分病逝家中,終年72歲。

韋寶珊遺體在12月19日出殯,靈柩由靈車盛載,靈車在50名團防局更練列隊帶領下,從家中出發,其家人則緊隨靈車之後。送殯隊伍途經大會堂及皇后大道,沿途吸引大批途人圍觀。隊伍巡行至堅尼地城電車總站停放,供人憑弔。韋寶珊的喪禮以西式形式進行,儀式簡單,遺體則以一個中式棺木盛載。各界人物皆有出席,當中包括代表港督司徒拔爵士的港督私人秘書、首席大法官、律政司、安撫華民政務司、輔政司施勳博士、富商何東爵士、以及定例局非官守議員劉鑄伯及普樂等等,各界致送的鮮花不計其數。韋寶珊的靈柩稍後被移送到東華醫院殮房,再於香港安葬。

回歸文首,“韋小寶”真有其人? ! “韋小寶”真有其人!他還告密破壞了興中會廣州起義。

韋寶珊就是韋小寶的原型,單是從名字看來,二人就有相似性,其次兩人都被封爵,在《鹿鼎記》中韋小寶被稱為韋爵爺,現實中的韋寶珊頭銜更是多不勝數,主要的有:太平紳士,團防局局紳,東華醫院總理,保良局永遠總理,定例局(立法局)議員。

最為重要的是,他還以“韋廷俊”的本名,報捐為清廷的候補道,這個職位相當於現在的PRC廳級後備幹部,也就是清王朝的儲備幹部,有著無限提升的可能,他出入廣東官場,為清王朝辦事。這也類似《鹿鼎記》中韋小寶為康熙皇帝、清王朝辦事一樣!

同樣韋寶珊還有一個更為讓我們吃驚的角色,那就是興中會革命黨成員。香港興中會一開始是孫中山與楊衢雲兩派的聯合。關於總統之位兩相執,為不妨礙會務進行,曾選舉黃勝之子黃詠商為臨時主席,而黃詠商就是韋寶珊的小舅子,自然韋寶珊也加入了興中會,參與革命活動!這也與《鹿鼎記》中韋小寶加入天地會一樣,作為陳近南的徒弟,籠絡了一大批反清複明的人士!

韋寶珊提供了自己的住宅作為革命黨召開秘密會議的場所,興中會經常在他家裏舉行秘密會議,所以有很多人就懷疑韋寶珊洩密給清廷大量關於興中會的秘密,興中會內部一些革命人士的慘死也和韋寶珊有關,至於事實真相如何,我們已經無法得知!

韋寶珊和《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一樣,遊走在兩大對立派之間,一方面作為清廷官員,為清廷效力,同時暗地加入反清團體,組織興中會在自家開會,兩方投機但沒有失手,這便是這兩個韋爵爺共同特點!

1895年10月26日,興中會第一次廣州起義(也稱乙未廣州起義)失敗,至今已一百多年。起義的領導層孫逸仙、楊衢雲、謝纘泰、陳少白、陸皓東等,都是西式教育的產物, 香港人士!

在背後出錢出力的,是港澳新式商人、知識份子和海外華僑。起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共和國,而不是另立一個朝代。乙未廣州起義,與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農民造反絕不相同,可謂開天闢地的大事件。

乙未廣州起義一槍未發即告失敗,與韋寶珊告密有莫大的關係。興中會臨時主席黃詠商是韋寶珊的小舅子,興中會多次在韋寶珊家裏開會,他擁有告密的絕佳條件。

港澳學者霍啟昌、莫世祥、吳志華挖掘的英國殖民地部檔案、香港政府檔案,將幫助世人揭開韋爵爺的真面目。

告密嫌疑? 興中會機關被破獲、槍械被沒收、重要幹部被逮捕,主流著作都認為是會員朱淇之兄朱湘告密所致。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逃到日本橫濱,少年馮自由追隨之,為興中會重要幹部,對早期史事知之甚詳,並作了多年專門研究。他在《革命逸史》中說,在起義發動前一兩日,負責起草檄文的黨員朱淇之兄朱湘,怕受牽連,用朱淇名義向緝捕委員李家焯自首,以期將功贖罪。李家焯親赴督署稟報。兩廣總督譚鍾麟聞報有人造反,忙問是誰?答曰“孫逸仙”。總督大笑:“孫乃狂士,好作大言,焉敢造反?”堅決不肯相信。李家焯失意而退。

譚鍾麟接到朱湘的情報後並沒有立即採取行動,對李家焯的彙報不予置信,恥笑孫文狂士“好作大言”,又知道他是教會中人,怕引起對外交涉。促使譚鍾麟採取行動的,是一份更加可靠、深知內情的密報。據說" 這份密報來自香港商人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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