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視野 2022-08-04 20:17 Posted on北京
1894年（清光緒20年）甲午戰爭清朝戰敗。次年4月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廖信忠 憲法與公共治理 2022-08-04本文轉載自公眾號 歷史研習社（ID：mingqinghistory）
1895年5月25日，臺灣民眾為反對清廷將臺澎等地割讓予日本而創立「臺灣民主國」，並公推時任臺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
讀書時候，有個老師曾經說過，你們不要以為全中國的歷史都是一樣的，山西就沒有經歷過南宋。突然意識到自己腦海裡存在著的歷史“慣性認知”有多麼根深蒂固。讀歷史好多年，卻沒有意識到地區歷史的差異性。
就像這篇文章裡講的道理，我們太習慣於自己的歷史敘事，而常常會忽略掉台灣自己的歷史。如果你還相信歷史與當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也請你好好看下這篇幾年前討論台灣歷史記憶的文章。尊重它，你需要了解它的歷史。
本文發佈於幾年前，作者廖信忠，1977年出生於台灣，現居大陸，著有《我們台灣這些年》《我們台灣這些年2》《台灣這些年所知道的祖國》等書籍。
抗戰勝利70週年，北京舉辦大閱兵；國軍方面，也舉辦多場軍力展示及小規模閱兵；北京邀請抗戰老兵參加閱兵，國軍也要頒抗戰紀念勳章給老兵，不限在台灣大陸都可申請；北京說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國軍說自己打了數場大規模慘烈戰役。
小時候家樓下有位獨臂老頭，我那時候只知道那是以前空襲時被炸斷的，有次我很不識相地問：“是日本人炸的喔？”我記得他只是默默笑，什麼都沒說，我心裡想，日本人太可惡了，空襲台灣。
有一天，學校教到“日據時代”，我腦子突然“轟！”一聲，對啊！日據時代，台灣是日本的土地日本人幹嘛空襲台灣；接著，對我來說更殘忍的事實是，空襲台灣是美國人幹的，可是，美國在抗戰時不是我們的盟友嗎？為什麼要空襲台灣？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二戰末期，日本跟台灣一樣是幾乎天天被美國轟炸機空襲。原來老人說以前躲空襲不是躲日本飛機，而是躲美國飛機，啥！竟然連國軍都空襲過台灣，我知道這些事後，心裡異常痛苦，沮喪了好一陣子。
兩岸政府在抗戰70週年的議題上互爭話語權。而台灣社會上，有一群人卻在紀念台北大空襲70週年，那場空襲中有3000人死亡。
一次抗戰勝利紀念，不同地區，不同政治立場，不同族群浮現了不同的記憶。
1895年，甲午戰爭清朝戰敗，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從此，台灣與大陸就走上兩條不同的路，漸行漸遠。清政府在北方打輸了甲午戰爭，結果在東南邊本來八竿子不相干的小島台灣命運就此改變，當清政府決定割讓台灣，對台灣人來說是無可奈何的棄子命運。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五十年，半個世紀，好幾代人，對台灣的影響肯定無法抹去。
台灣做為日本“南進基地”，日本在掠奪台灣資源之餘，也不遺餘力得建設台灣；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接連打敗中國俄國，擠身帝國主義列強，台灣做為日本第一塊海外殖民地，當時歐洲各老牌帝國主義列強都在看日本的能耐。日本也有不服輸的理由：台灣成為日本許多新技術實驗的地方，什麼新的方法經常是先拿到台灣試一試；沒有人能否認，台灣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就是在日據時代完成。
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同時，大陸發生哪些事：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國民革命、北伐、中原大戰、對日抗戰。戰爭接著戰爭，似乎是永無止盡的戰爭，戰亂煙硝幾十年沒停過，相較之下，除了太平洋戰爭末期經常遭空襲外，台灣人過著較和平的日子，台灣人過著自己的日子，基本不關心大陸發生什麼事。
我又發現另一件讓我震驚的事，當時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在1931年到1938年，也就是918事變的那一年，到對日抗戰的隔年，在台北設有總領事館。揭開這些以前我不知道的歷史時，年紀還不大的我感到混亂，我如飢似渴想去知道“為什麼？”我看到當時中國人要到“日本國台北州”需要辦簽證，台灣人到大陸，也要向台北中國領事館辦簽證；每年的十月十日雙十節，台北總領事館舉辦雙十酒會，請在台北的各國使節及僑民參加，日本總督府也會派人祝賀；直到1938年，總領事館因撤僑事宜與日本總督府不斷交涉，最後租了第三國輪船撤僑，降旗，閉館。
民國22年(1933)國府外交部發的護照/前往”友邦”日本國台灣台北州
為什麼？這種疑問在我心中越來越大，台灣人在那些年到底是哪里人？這讓我徹底混亂在精神方面，日本殖民者首要的當然是抹去台灣人腦子裡自認是中國人的觀念。
19世紀末的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後來的東京市長，認為台灣人擁有中國人的一切陋習，他總結成三樣：怕死、愛錢、好面子，其實就是他對中國人的看法。後藤新平說：“粗野幼稚的當地人民無法理解民權思想，日本國內的文明刑法、民法在台灣不能通用。所以，在台灣以實施建立在'當地傳統習慣'基礎上的法制為宜”。一方面，用嚴厲的法制來治理台灣，一方面又利用“怕死、愛錢、好面子”的特性，常常給予一些小恩小惠。當然，這一切的最終意圖，都是要把台灣人在精神上改造得跟日本人一模一樣。
來台灣的日本人，除了官僚、軍人，還有各行各業的老百姓，在1920年的台北街頭，甚至有日籍的人力車夫，如果你到台灣東部花蓮，還可以找到當年的移民開拓村。經歷過被割讓易主的那代人，逐漸老去沒力再做反抗，新一代的台灣人，在日本教育、日本鄰居、日本老師、日本警察、日本同事、日本政府的相對和環境下成長起來，對祖國大陸的概念日漸模糊。
電影《賽德克‧巴萊》一段對話：再過二十年，族裡的下一代都變日本人了
日本人為台灣帶來“質”的改變，至於精神思想方面，日本人認為台灣人是殖民地人民，如果吸收太多先進思潮，民智大開則不利於管理；所以你會看到，就算是高等教育，日本人也只讓台灣人讀理工醫類，不太允許台灣人讀政法科，在“純種”日本人面前，台灣人畢竟是“二等國民”，日子儘管要過，社會當然也越來越進步，畢竟過得憋屈。
電影《賽德克‧巴萊》：日本帶來的”文明”到底是什麼
李登輝前說“70年前，日本和台灣「同為一國」”，也是說出了事實，絕大多數台灣人的確沒有參加對日抗戰，可是台灣人有抗日，儘管半世紀來這塊島上不同族群都曾有反抗，或武或文，但都不成氣候，後繼無力，很快就被捻平；但有很多熱血的年輕知識分子，心向祖國，他們想辦盡辦法到中國留學，對日抗戰爆發後，他們參軍，參加游擊隊，甚至還參與了共產革命。
這就產生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同樣是日本殖民地，為什麼戰後幾十年台灣的反日情緒就不如韓國來得高，甚至有些”親日”？
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台灣人前一刻還在聽天皇的玉音放送痛哭流涕，下一刻忽然就意識到自己才是勝利的那一方，歡欣鼓舞得迎接祖國來接收。
我經常在思考兩個問題：其一，如果1895割讓的不是台灣，假如是山東、或許是江浙、福建，這些地方的居民會有什麼樣的歷史記憶？對日本會有什麼看法？現在一般大陸批評台灣“親日”、“媚日”的聲音，會不會同樣用在形容這些地方上。
其二，台灣從1895年後就不太知道大陸發生些什麼事，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也不知道什麼是國共鬥爭，突然之間就被捲進了內戰，如果當年接收台灣的是一“完整”的中國，而不是馬上進入內戰的中國，現在這些難解的問題是不是都不會存在。 電影《悲情城市》光復初期的台灣知識分子嚮往祖國的一切/這段裡，侯孝賢特別安排他們跟著唱流亡三部曲，但是唱跑調。國軍來台，台灣人倒真的是萬人空巷在歡迎，但很遺憾的，當時台灣人很快得對國府來台接受者失望：比如說，看到跟乞丐一樣的國軍；看到貪污無能的官僚等等，對比站在一旁的受降繳械日軍，對以前日本人的嚴謹，那是一種多大的心理落差。國府接收台灣後不久，社會就很明顯的退步，很多人認為，日本人掠奪台灣資源，但還懂得永續經營來投資；但國民政府對台灣的態度卻是殺雞取卵，把台灣的資源通通送到大陸去支援內戰，這導致了金融混亂與物價飛漲。百姓的感受最直接，國府人員的行為及素質百姓都看在眼裡，遠遠比不上以前日本人，一句當時的流行語“狗去豬來”：日本狗，中國豬，狗還會看家，豬隻是吃、拉、睡，大官大貪污，小官小貪污。那種失落感有多大？而來台的大陸人士，見到台灣社會又是什麼感覺呢？大陸剛打完抗戰，把有血海深仇的侵略者日本人打跑了，結果一來台灣，見到處處日本味，當然會覺得不順眼，進而便會產生排斥而看不起，批評台灣人都受到“奴化”、是“皇民”……這些形容詞有沒有很熟悉？日本人統治台灣之初也稱台灣人為“清國奴”，現在好不容易回到祖國懷抱，竟然又同樣被自己人祖國同胞稱為“奴”。日據五十年，台灣一方面受殖民政權的壓迫，一方面祖國又認為台灣實質是日本領土，得不到祖國大陸的支持，在殖民主與祖國間同遭歧視與排擠。曾被《亞洲周刊》列為中文小說百強第23名，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就是在講這些事：一位日據時代的台灣知識份子一心嚮往祖國，他在日本飽受欺壓，好不容易等到光復，到大陸後又不被認為是中國人而受到歧視誤解，歷經一連串打擊，後來他慢慢認知錯亂，最後發瘋悲劇收場。你以為“亞細亞的孤兒”是羅大佑唱的那首歌，指泰北孤軍嗎？不是，那是指台灣。統治管理台灣這塊土地的政權來來去去，西班牙人來了，荷蘭人來了，明鄭來了，清朝來了，日本人來了，最後國民黨來了；你說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自己有選擇權嗎？不管誰來，咬著牙還不是要生活下去。有人說，最有資格自稱“台灣人”的，是台灣的原住民高山族。我問了一個原住民朋友“1945年對你們來說代表些什麼”，他開玩笑回答“又被殖民一次”。“台灣人受日本人奴化深”的觀念在當時大陸來台人士眼裡是種主流，你會看到包括後來228事件，全面爆發衝突後，官方仍以此為理由來解釋事變發生的主因。電影《悲情城市》同一批知識分子在228事件後的憤怒被認為是“台Du教父”的彭明敏，在他的自傳《自由的滋味》裡，提到他的知識分子父親，在228事件後的痛苦「父親....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像彭明敏的父親，經歷過五十年前台灣被割讓那代人，見到前二十年各地起義反抗日本，有國仇家恨的那批人，都有這種情緒，更別說這五十年間出生“想像”祖國的那批人，可以說，國民黨親自摧毀了即使在日本統治之下，心還嚮往祖國的那批知識有影響力台籍知識份子。1949年，國民黨帶了150萬人到台灣，這個本來只有600萬人的小島，一下增加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台灣成了“復興基地”、“反共的跳板”，從政治、經濟、社會，方方面面一切為反攻大陸作準備。儘管在軍事上蔣介石相當依賴前日本軍官團組成的“白團”，在地緣政治上也與同為東亞島鏈的日本走得親近，但在教育方面，國民黨在台灣實施與政治相結合的教育相當成功，一方面訴求反攻，另方面講求仇日，以致於很長一段時間，日據五十年這段歷史不存在台灣史當中，台灣從劉銘傳建省、《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之後就消失了，然後下次出現，就是台灣光復，中間五十年，台灣在幹嘛？像我這樣的70年代生人，以為也在革命北伐抗戰，等於將發生在大陸的這五十年間歷史，直接移植到台灣五十年一樣。
前不久我去聽了一場座談會，有位老人談他們在敵占區下某縣城的生活，他說得挺平淡，他們家經營油行，有一天日本人突然來了，可是依然是每天早上開店，黃昏關店，有時到他地進貨，翻過幾座山要防土匪，過年依然吃年夜飯放鞭炮，除了出入城門要被日本兵檢查外，生活並沒有太大變化。這時就有一中年男子跳起來破口大罵“漢奸走狗”，言下之意，就是你為什麼你苟且偷生？為什麼沒有起來反抗？為什麼你沒有跟著逃到大後方？也許敵佔下的生活被認為政治不正確，並不光彩所以避而不提，在大陸，對抗戰的歷史研究，經常也都是在戰場，在大後方，在敵後作戰上，卻很少聽說過敵占之下人民生活狀態，也許敵占區太大，每個地方的經驗都不同，可是不能否認，即使受到再大的壓迫，再大的苦難，即使苟延殘喘，“生活”也是存在。戰後新一代的台灣人對中國歷史記得清清楚楚，卻不知道那五十年間自己的家鄉發生些什麼事，他們知道黃河長江流經的省份，卻排不出台灣由北到南的縣市；他們跟著唱《長城謠》歌頌關外，可是不會唱母語的民謠。 吳念真的自傳性電影《多桑》講受日據教育的父親/與戰後出生受教育的子女意識型態上不同，鬧出很多家庭糾紛台灣跟大陸這一百多年來，實質有聯繫的只有1945到1949這短短四年間，絕大多數的民眾根本不足以了解大陸是什麼，這扇門就關上了。等到40年後這扇門又重新慢慢開啟時，台灣人因為長期反攻大陸政治教育及宣傳的影響，已經帶著另一種有色角度好奇來看大陸。我意並不在重述一次那些所謂台灣“悲情”的歷史，事實上，台灣人一大問題就是太常沉溺在自己所謂的悲情歷史當中，用太多感動自我的悲情往事作為排拒他群體的理由，覺得為什麼別人都不能理解台灣人的想法。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這種悲情真不算什麼，任何時代，任何族群，群體，大到一個民族，都有類似的苦難歷史與記憶，不僅台灣有，久遠一點，以前猶太人有，近一點巴爾幹諸民族也有，在亞洲，韓國的“苦海深仇”廣為人知，大陸也有“百年國恥”顛沛流離的記憶，就算是發起戰爭的侵略者日本，被丟了兩顆原子彈後到現在也有“被害者意識”，即使到了科技發達衛星已能飛出太陽系的現在，這樣的“民族悲情”仍然不斷持續發生，比如現在的非洲，現在的庫德族。但我不太愛提所謂“歷史長河”、“歷史巨輪”，因為“個人”的微小吶喊總在這些後人看做“風雲”的豪邁敘事中被碾壓，風一吹，煙消雲滅，儘管這些“悲情”都是歷史上微不足道的一部份，真的不算什麼，可是沒有人會願意活那悲情的當下，因為不幸的是，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會被“碾壓”的那群人。普法戰爭時期的法國歷史學家勒南（Ernest Renan）發表過一篇名為《何謂民族》的知名演說「共同的苦難比起歡愉更能團結人民，對民族記憶來說，悲憤比勝利更有價值」比悲情更可悲的是，明明大家都有類似的悲情，卻又無法包容他者的悲情，假裝不存在：猶太人亡國後遠離他鄉，千年來遭受歧視，遭有計劃屠殺，本該是最能理解亡國之苦；復國之後，卻同樣迫害巴勒斯坦人，將他們趕出家園。上世紀90年代的巴爾幹戰爭，不同的國家民族都能淚聲俱下述說自己的悲情，不管你聽那一方說，都很有道理都值得同情，他們彼此卻又同樣的手段去屠殺非我族類，這樣的例子太多太多，悲情並不意味著不同族群的人類可以相互理解，有時候反而變成族群間的零和。台灣意識強的人經常高喊“台灣人出頭天”，同樣的，大陸也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看似歷史脈絡不同，卻殊途同歸，背後都是一連串苦難、屈辱的歷史條件所搭建而成的情感結構，台灣被割讓出去後無法切身體會什麼是“百年國恥”，從自身的立場只知道這塊土地上的統治者來來去去，沉溺在自己的悲情裡；而大陸自然也難理解，為什麼台灣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冷感，那是因為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因為歷史原因，慢慢培養出對“政權”的不信任，轉而對自由的追求，對多元化的守護。如果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很遺憾，過去一百多年來，兩岸並沒有很多可以一同想像的載體。回顧台灣歷史，早期開拓移民，漳州人泉州人械鬥不停，他們面對粵籍客家人時，才意識到自己是閩籍；閩粵移民遇到原住民時，才意識到自己是漢人；待日本佔領台灣，他們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間，台灣人又意識到他們與日本本土人的不同；台灣光復國民黨來接受台灣以後，讓許多台灣人徹底失望，寧願相信以前日本人做得更好；1949年外省移民大量來台，台灣人與外省人，從一開始衝突不斷，經過了幾十年，在這風雨飄搖的小島上共同渡過不知多少外部而來的危機，大家都一樣苦哈哈，待第二代，第三代人出生，省籍情結越來越淡。你會發現，從1895到1945，半個世紀，從1949到現在，又是半個世紀多一些，每半個世紀都會兩三代人出生，不管什麼時代出生的人，歷史都在他們所思所想當中留下烙印，並且凝聚形成了共同的歷史經驗，要建構共同的歷史記憶，這並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每次是個漫長的建構過程。兩岸過去一百多年來沒有共同的歷史經驗，這並不代表未來不會有。幸運的是，這個時代是兩岸一百多年來最好的時代，會有新的一代年輕人起來，他們沒有太多的歷史恩怨包袱，沒有太多的意識型態，相較上一代，也更講求個人主義。在習慣於集體敘事下，“個人主義”經常被認為是自私、離經叛道，這種觀點卻忽略另一很重要的面向，畢竟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相對和平的時代，講求“個人”不僅是訴求自己的觀點，更進一步，也需要學習尊重不同的個體的想法，才能釋放解壓在“集體”中被壓制的潛在矛盾；“個人”並不只是站在自己立場，更大的意義是，人終於有了他自己的“生活”，可以自己選擇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事物。台灣各族群間的最大公約數就是“生活”，政權再怎麼更迭，政治再怎麼紛亂，即使在悲情之下也要苟延殘喘得生活下去，同樣的，兩岸在價值觀、意識型態上差得太多，講幾句話不投機就吵了起來，可是大家都在生活，撇開政治這些上層建築的事，你卻能在那些最柴米油鹽，最俗氣的事中找到共鳴。今年過年回台灣，我妹妹全家從美國回來，我看到我四歲小姪在那噫噫呀呀唱歌跳舞，我聽了好幾次才聽清楚他在唱些啥：小蘋果！我大驚問我妹，你們住美國他怎麼會唱小蘋果？我妹理所當然說，他們幼兒園同學很多都大陸去的，全家都在聽小蘋果，他聽久了自然就也會唱。過去台灣人對大陸傳過來的事，總是小心翼翼，電視中出現了大陸用語，這是文化統戰！廣告中出現簡體字，這是文化入侵！對大陸文化娛樂領域的事物，充滿戒心，可是一曲“小蘋果”，幾乎是一夕之間，佔領了台灣的大街小巷，大家都在唱都在跳，台灣人對這麼歡樂的歌曲毫無架招之力。即使是台灣號稱最”綠”，被認為是”逢中必反”的民視，依然唱小蘋果唱得挺開心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以前各種文化交流團沒做到，宋祖英、譚晶等人來台灣演唱沒做到，什麼四野後代合唱團來台演唱更成了笑柄，宏大的家國民族深情號召沒起什麼作用，反而最讓人看不上眼，登不上大雅之堂最俗氣的“小蘋果”不費吹噓之力就做到了。越是生活的事越能引起共鳴，如果幾十年後，我們回憶起這幾年，我們會說“那一年我也在唱小蘋果”、“那一年我也在看《蘭陵王》和《甄嬛傳》甄”，甚至心照不宣會心一笑說“那年除夕我也在等陳冠希的片子”，有這些共同的生活經驗，那麼，屬於兩岸新一代人共同的歷史記憶，就慢慢被建構起來了。我們都太沉溺在自己的歷史情緒當中，以致於忽略了對方也有苦難歷程。龍應台今年在香港書展的演講中，提出跨越不同歷史記憶的「大傾聽」時代，「一個人的記憶就是他的尊嚴」。每個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受苦故事，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戰爭經驗，兩岸有不同的歷史記憶，這些都值得尊重，需要放下成見來傾聽彼此，只有傾聽，我們開始學著寬容，並且走向和解；過去我們都太習慣於宏大的敘事，有時反而成為互不兼容的情感框架，而只有我們承認“生活”，真正懂得尊重柴米油鹽，從這齣發，才會慢慢開始有共同的新故事。如果21世紀真的是中國人的世紀，那並不僅是軍力有多強，經濟實力有多大，全世界都怕我們，我更盼望是傾聽，包容及和解，成為一個典範，鼓舞世界上其他還在遭受苦難的人們與民族。不管未來走向何方，我們依然血濃於水。
來源：憲法與公共治理（深度文章）
以下老安補充一點資料
在1895年9月17日，日本台灣總督府在台北設立，日本官員與軍人為此齊聚慶祝。日軍侵佔台北城後，先是以原清廷的欽差行台充作台灣總督府廳舍，成為日本統治台灣的最高機關。圖為日本「始政式」。
日本殖民初期，日本在台灣殘忍暴行遭到了當地人民持續武裝抵抗，堅定不移地與日軍作戰，但是日軍在二戰初期，武裝力量很強大，把當地人民武裝力量鎮壓下去，用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炎黃的台灣同胞。圖為日軍殘忍砍下抗日台灣人民的頭顱，這是日軍早期屠殺台灣人民的歷史紀錄。
1945年，日軍在臺北公會堂向二戰同盟國投降之會場掛有同盟國英、中、美、蘇四國同等大小的國旗，意謂著由同盟國對臺灣進行軍事接收。
1894年（清光緒20年）甲午戰爭清朝戰敗。次年4月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拋棄了台灣，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大清朝庭放棄，巡撫孤注一擲，最後返魂無術，唐巡撫逃回中土。
1895.6.26 劉永福繼任臺灣民主國總統，同年十月不敵，逃亡英艦。
黑旗將軍劉永福
消息傳來，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更令全台士民為之悲憤不已。為了堅守民族的氣節，大清台灣巡撫唐景崧請求與日軍再戰。可是清廷已經決定拋棄台灣了，他們認為「台灣雖重，比之京師則台灣為輕。」
隨後，朝廷下令要求所有在台灣的清朝官員都速速離開。為了不做亡國奴，唐景崧堅持要留下來，向張之洞索要了一些兵器，不得已於1895年5月23日宣布成立「台灣民主國」，自發組織抗日義勇軍分守防禦，抵抗日本接收。
在台灣組織義軍的抗日英雄丘逢甲
民眾推舉巡撫唐景崧為總統、丘逢甲為副總統兼義軍統領、劉永福為大將軍、李秉瑞為軍務大臣。同時，民主國建年號「永清」，制定藍地黃虎的國旗，並發表宣言，向各國通告建國宗旨。
從國號和國旗來看，雖然清廷拋棄了台灣，但台灣人民並沒有嫌棄清政府的軟弱無能，連國號都名為「永清」，他們誓言死戰，哪怕沒有朝廷的認可和支持，也要抗倭拒東洋鬼子。
“台灣民主國” 成立，日本「接收」行動越來越逼近，很多原來的高大上清國官吏都棄台灣住民於不顧，匆匆捲毡摺被逃回中土，民主國政府不得不由低級官吏組成。接著立即面對的就是日本進攻的問題，當時在台前清軍共有三萬五千人，民主國政府規劃北部由唐景崧直轄前清軍廣東人部隊守衛，中部由義勇軍，南部由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的前清國黑旗軍守衛。
5月29日，日軍開始於基隆背後的澳底登陸，五月二十九日，日軍展開登陸行動，唐軍勢不如東洋鬼了，未能有效防禦，日軍輕易就佔領澳底一帶。6月3日攻陷基隆。接下去，台灣民主國中包括領袖唐景崧和台北統領丘逢甲及台中統領林朝棟等來自清廷的首腦們相繼逃亡。
此時，面對日本強大兵力，火力，“台灣民主國”政府武裝力量迅速崩解，唐景崧在六月四日立即逃往中國，一大堆由清國政府轉任的官吏也紛紛作鳥獸散，6月下旬，民眾又在台南擁立大將軍劉永福為民主國第二任總統。劉永福本是黑旗軍的將領，之後三個月，台灣民主國和日軍發生血多規模不小的血戰。
但黑旗軍和義勇軍在連續苦戰之後，斷餉缺械，劉永福派人回大陸向大清朝庭求援，大清腐敗愚昧的皇朝朝廷不但不予救濟，反而將內地募捐援台款項強行扣留，並下令嚴密封鎖沿海，斷絕對台增援。劉永福痛心疾首，發出"內地諸公誤我，我誤台民"的悲嘆!
台灣人民自發組織的“台灣民主共和國”抗日義勇軍與劉永福的黑旗軍並肩戰鬥。他們在但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拱手而讓台！的口號下，進行了沒有外援的艱苦卓絕的抗日保台戰爭，在正規軍完全崩潰，由台灣人民組成的義勇軍反而是奮戰不懈，使日軍首度遭遇到登陸之後較強大的反擊，直到十月五日才佔領整個中部地區。
日軍從十月九日佔領嘉義，以及在十日、十一日分別由布袋嘴和枋寮繼續增援登陸之後，整個戰局已經幾乎接近結束，黑旗軍彈盡糧絕，已經不堪一擊，1895年10月19日，是扺抗武裝據守台南的最後日子。“台灣民主國”總統劉永福親手點燃大炮，轟擊敵艦。
當晚，日軍攻城益急，城內彈盡糧絕，在艱苦的惡戰中，士兵筋疲力盡，至不能舉槍揮刀，劉永福見大勢已去，仰天捶胸，呼號哭說:"我何以報朝廷，何以對台民!"。
劉永福欲沖回城內繼續領導抗日，為部屬極力勸阻，無奈之中當天深夜，率少量餘部內渡大陸。10月21日，日軍攻陷台南，台灣全境淪陷，“台灣民主國”在堅持抗戰150天後滅亡了。劉永福大將軍趁夜搭乘英國商船逃亡中國。短暫而頑強的台灣民主國抗日完全失敗。
在大大小小的戰鬥中殺死日軍幾千人，惱怒的日軍竟然開展了無差別掃蕩，也就是大屠殺，出現了許多村莊無男丁的慘狀。
同時，台北、淡水一帶的守衛主力是廣東人部隊，受了官吏逃亡的影響也跟著潰散，敗兵開始在城內到處掠奪，情勢非常混亂，於是，辜顯榮接受台北富商李春生等人之託，於七日前往基隆引日軍進入台北城。
此戰歷時七月余，斃敵4800人，傷 2.7萬人。遠比大清國的組織的甲午海戰打的時間還長，戰鬥程度還要強。
在台灣民主國的抗戰失敗以後，當日軍以為可以正式接收台灣的時候，卻爆發了這塊島嶼上卻鮮有人知、規模最大、最慘烈的保家衛國之戰…民眾自發的武裝鬥爭更加慘烈…
在原大清駐台軍務大臣李秉瑞指揮下，台灣北部舊義勇軍於12月底開始一連串的抗日起義事件，中、南部亦於次年6月相繼蜂起，台人武裝抗日自此進入第二期。
本時期的作戰形態是游擊戰，人數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人，且蔓延全台，此起彼落；他們以深山幽谷為根據地，神出鬼沒，使日人窮於應付。
最為慘烈的還是來自來台客家籍子弟自己組成抗日民兵，他們結集桃竹苗地區的客家人、舊清兵，以及原住民等等軍隊力量約八千餘人，在彰化八卦山爆發激烈決戰，此役台民死亡一萬四千多人，日軍因戰死亡一百六十二人，能久親王亦因疫疾命喪台灣，日本舉國震撼。
游擊戰前後歷時七年，一直持續到1902年五月底林少貓被捕殺為止。因主帥李惟義（原名李秀成）殉職，此後台灣同胞抗日運動在被清廷放逐之下，日本濫殺殘酷屠殺嚴苛手段壓制及管治之下，只能苟延殘喘直至二戰日本敗落投重歸中華。
讀書時候，有個老師曾經說過，你們不要以為全中國的歷史都是一樣的，山西就沒有經歷過南宋。突然意識到自己腦海裡存在著的歷史“慣性認知”有多麼根深蒂固。讀歷史好多年，卻沒有意識到地區歷史的差異性。
就像這篇文章裡講的道理，我們太習慣於自己的歷史敘事，而常常會忽略掉台灣自己的歷史。如果你還相信歷史與當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也請你好好看下這篇幾年前討論台灣歷史記憶的文章。尊重它，你需要了解它的歷史。
本文發佈於幾年前，作者廖信忠，1977年出生於台灣，現居大陸，著有《我們台灣這些年》《我們台灣這些年2》《台灣這些年所知道的祖國》等書籍。
抗戰勝利70週年，北京舉辦大閱兵；國軍方面，也舉辦多場軍力展示及小規模閱兵；北京邀請抗戰老兵參加閱兵，國軍也要頒抗戰紀念勳章給老兵，不限在台灣大陸都可申請；北京說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國軍說自己打了數場大規模慘烈戰役。
小時候家樓下有位獨臂老頭，我那時候只知道那是以前空襲時被炸斷的，有次我很不識相地問：“是日本人炸的喔？”我記得他只是默默笑，什麼都沒說，我心裡想，日本人太可惡了，空襲台灣。
有一天，學校教到“日據時代”，我腦子突然“轟！”一聲，對啊！日據時代，台灣是日本的土地日本人幹嘛空襲台灣；接著，對我來說更殘忍的事實是，空襲台灣是美國人幹的，可是，美國在抗戰時不是我們的盟友嗎？為什麼要空襲台灣？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二戰末期，日本跟台灣一樣是幾乎天天被美國轟炸機空襲。原來老人說以前躲空襲不是躲日本飛機，而是躲美國飛機，啥！竟然連國軍都空襲過台灣，我知道這些事後，心裡異常痛苦，沮喪了好一陣子。
兩岸政府在抗戰70週年的議題上互爭話語權。而台灣社會上，有一群人卻在紀念台北大空襲70週年，那場空襲中有3000人死亡。
一次抗戰勝利紀念，不同地區，不同政治立場，不同族群浮現了不同的記憶。
1895年，甲午戰爭清朝戰敗，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從此，台灣與大陸就走上兩條不同的路，漸行漸遠。清政府在北方打輸了甲午戰爭，結果在東南邊本來八竿子不相干的小島台灣命運就此改變，當清政府決定割讓台灣，對台灣人來說是無可奈何的棄子命運。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五十年，半個世紀，好幾代人，對台灣的影響肯定無法抹去。
台灣做為日本“南進基地”，日本在掠奪台灣資源之餘，也不遺餘力得建設台灣；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接連打敗中國俄國，擠身帝國主義列強，台灣做為日本第一塊海外殖民地，當時歐洲各老牌帝國主義列強都在看日本的能耐。日本也有不服輸的理由：台灣成為日本許多新技術實驗的地方，什麼新的方法經常是先拿到台灣試一試；沒有人能否認，台灣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就是在日據時代完成。
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同時，大陸發生哪些事：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國民革命、北伐、中原大戰、對日抗戰。戰爭接著戰爭，似乎是永無止盡的戰爭，戰亂煙硝幾十年沒停過，相較之下，除了太平洋戰爭末期經常遭空襲外，台灣人過著較和平的日子，台灣人過著自己的日子，基本不關心大陸發生什麼事。
我又發現另一件讓我震驚的事，當時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在1931年到1938年，也就是918事變的那一年，到對日抗戰的隔年，在台北設有總領事館。揭開這些以前我不知道的歷史時，年紀還不大的我感到混亂，我如飢似渴想去知道“為什麼？”我看到當時中國人要到“日本國台北州”需要辦簽證，台灣人到大陸，也要向台北中國領事館辦簽證；每年的十月十日雙十節，台北總領事館舉辦雙十酒會，請在台北的各國使節及僑民參加，日本總督府也會派人祝賀；直到1938年，總領事館因撤僑事宜與日本總督府不斷交涉，最後租了第三國輪船撤僑，降旗，閉館。
民國22年(1933)國府外交部發的護照/前往”友邦”日本國台灣台北州為什麼？這種疑問在我心中越來越大，台灣人在那些年到底是哪里人？這讓我徹底混亂在精神方面，日本殖民者首要的當然是抹去台灣人腦子裡自認是中國人的觀念。
19世紀末的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後來的東京市長，認為台灣人擁有中國人的一切陋習，他總結成三樣：怕死、愛錢、好面子，其實就是他對中國人的看法。後藤新平說：“粗野幼稚的當地人民無法理解民權思想，日本國內的文明刑法、民法在台灣不能通用。所以，在台灣以實施建立在'當地傳統習慣'基礎上的法制為宜”。一方面，用嚴厲的法制來治理台灣，一方面又利用“怕死、愛錢、好面子”的特性，常常給予一些小恩小惠。當然，這一切的最終意圖，都是要把台灣人在精神上改造得跟日本人一模一樣。
來台灣的日本人，除了官僚、軍人，還有各行各業的老百姓，在1920年的台北街頭，甚至有日籍的人力車夫，如果你到台灣東部花蓮，還可以找到當年的移民開拓村。經歷過被割讓易主的那代人，逐漸老去沒力再做反抗，新一代的台灣人，在日本教育、日本鄰居、日本老師、日本警察、日本同事、日本政府的相對和環境下成長起來，對祖國大陸的概念日漸模糊。
電影《賽德克‧巴萊》一段對話：再過二十年，族裡的下一代都變日本人了
日本人為台灣帶來“質”的改變，至於精神思想方面，日本人認為台灣人是殖民地人民，如果吸收太多先進思潮，民智大開則不利於管理；所以你會看到，就算是高等教育，日本人也只讓台灣人讀理工醫類，不太允許台灣人讀政法科，在“純種”日本人面前，台灣人畢竟是“二等國民”，日子儘管要過，社會當然也越來越進步，畢竟過得憋屈。
電影《賽德克‧巴萊》：日本帶來的”文明”到底是什麼
李登輝前說“70年前，日本和台灣「同為一國」”，也是說出了事實，絕大多數台灣人的確沒有參加對日抗戰，可是台灣人有抗日，儘管半世紀來這塊島上不同族群都曾有反抗，或武或文，但都不成氣候，後繼無力，很快就被捻平；但有很多熱血的年輕知識分子，心向祖國，他們想辦盡辦法到中國留學，對日抗戰爆發後，他們參軍，參加游擊隊，甚至還參與了共產革命。
這就產生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同樣是日本殖民地，為什麼戰後幾十年台灣的反日情緒就不如韓國來得高，甚至有些”親日”？
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台灣人前一刻還在聽天皇的玉音放送痛哭流涕，下一刻忽然就意識到自己才是勝利的那一方，歡欣鼓舞得迎接祖國來接收。
我經常在思考兩個問題：其一，如果1895割讓的不是台灣，假如是山東、或許是江浙、福建，這些地方的居民會有什麼樣的歷史記憶？對日本會有什麼看法？現在一般大陸批評台灣“親日”、“媚日”的聲音，會不會同樣用在形容這些地方上。
其二，台灣從1895年後就不太知道大陸發生些什麼事，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也不知道什麼是國共鬥爭，突然之間就被捲進了內戰，如果當年接收台灣的是一“完整”的中國，而不是馬上進入內戰的中國，現在這些難解的問題是不是都不會存在。 電影《悲情城市》光復初期的台灣知識分子嚮往祖國的一切/這段裡，侯孝賢特別安排他們跟著唱流亡三部曲，但是唱跑調。國軍來台，台灣人倒真的是萬人空巷在歡迎，但很遺憾的，當時台灣人很快得對國府來台接受者失望：比如說，看到跟乞丐一樣的國軍；看到貪污無能的官僚等等，對比站在一旁的受降繳械日軍，對以前日本人的嚴謹，那是一種多大的心理落差。國府接收台灣後不久，社會就很明顯的退步，很多人認為，日本人掠奪台灣資源，但還懂得永續經營來投資；但國民政府對台灣的態度卻是殺雞取卵，把台灣的資源通通送到大陸去支援內戰，這導致了金融混亂與物價飛漲。百姓的感受最直接，國府人員的行為及素質百姓都看在眼裡，遠遠比不上以前日本人，一句當時的流行語“狗去豬來”：日本狗，中國豬，狗還會看家，豬隻是吃、拉、睡，大官大貪污，小官小貪污。那種失落感有多大？而來台的大陸人士，見到台灣社會又是什麼感覺呢？大陸剛打完抗戰，把有血海深仇的侵略者日本人打跑了，結果一來台灣，見到處處日本味，當然會覺得不順眼，進而便會產生排斥而看不起，批評台灣人都受到“奴化”、是“皇民”……這些形容詞有沒有很熟悉？日本人統治台灣之初也稱台灣人為“清國奴”，現在好不容易回到祖國懷抱，竟然又同樣被自己人祖國同胞稱為“奴”。日據五十年，台灣一方面受殖民政權的壓迫，一方面祖國又認為台灣實質是日本領土，得不到祖國大陸的支持，在殖民主與祖國間同遭歧視與排擠。曾被《亞洲周刊》列為中文小說百強第23名，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就是在講這些事：一位日據時代的台灣知識份子一心嚮往祖國，他在日本飽受欺壓，好不容易等到光復，到大陸後又不被認為是中國人而受到歧視誤解，歷經一連串打擊，後來他慢慢認知錯亂，最後發瘋悲劇收場。你以為“亞細亞的孤兒”是羅大佑唱的那首歌，指泰北孤軍嗎？不是，那是指台灣。統治管理台灣這塊土地的政權來來去去，西班牙人來了，荷蘭人來了，明鄭來了，清朝來了，日本人來了，最後國民黨來了；你說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自己有選擇權嗎？不管誰來，咬著牙還不是要生活下去。有人說，最有資格自稱“台灣人”的，是台灣的原住民高山族。我問了一個原住民朋友“1945年對你們來說代表些什麼”，他開玩笑回答“又被殖民一次”。“台灣人受日本人奴化深”的觀念在當時大陸來台人士眼裡是種主流，你會看到包括後來228事件，全面爆發衝突後，官方仍以此為理由來解釋事變發生的主因。電影《悲情城市》同一批知識分子在228事件後的憤怒被認為是“台Du教父”的彭明敏，在他的自傳《自由的滋味》裡，提到他的知識分子父親，在228事件後的痛苦「父親....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像彭明敏的父親，經歷過五十年前台灣被割讓那代人，見到前二十年各地起義反抗日本，有國仇家恨的那批人，都有這種情緒，更別說這五十年間出生“想像”祖國的那批人，可以說，國民黨親自摧毀了即使在日本統治之下，心還嚮往祖國的那批知識有影響力台籍知識份子。1949年，國民黨帶了150萬人到台灣，這個本來只有600萬人的小島，一下增加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台灣成了“復興基地”、“反共的跳板”，從政治、經濟、社會，方方面面一切為反攻大陸作準備。儘管在軍事上蔣介石相當依賴前日本軍官團組成的“白團”，在地緣政治上也與同為東亞島鏈的日本走得親近，但在教育方面，國民黨在台灣實施與政治相結合的教育相當成功，一方面訴求反攻，另方面講求仇日，以致於很長一段時間，日據五十年這段歷史不存在台灣史當中，台灣從劉銘傳建省、《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之後就消失了，然後下次出現，就是台灣光復，中間五十年，台灣在幹嘛？像我這樣的70年代生人，以為也在革命北伐抗戰，等於將發生在大陸的這五十年間歷史，直接移植到台灣五十年一樣。
前不久我去聽了一場座談會，有位老人談他們在敵占區下某縣城的生活，他說得挺平淡，他們家經營油行，有一天日本人突然來了，可是依然是每天早上開店，黃昏關店，有時到他地進貨，翻過幾座山要防土匪，過年依然吃年夜飯放鞭炮，除了出入城門要被日本兵檢查外，生活並沒有太大變化。這時就有一中年男子跳起來破口大罵“漢奸走狗”，言下之意，就是你為什麼你苟且偷生？為什麼沒有起來反抗？為什麼你沒有跟著逃到大後方？也許敵佔下的生活被認為政治不正確，並不光彩所以避而不提，在大陸，對抗戰的歷史研究，經常也都是在戰場，在大後方，在敵後作戰上，卻很少聽說過敵占之下人民生活狀態，也許敵占區太大，每個地方的經驗都不同，可是不能否認，即使受到再大的壓迫，再大的苦難，即使苟延殘喘，“生活”也是存在。戰後新一代的台灣人對中國歷史記得清清楚楚，卻不知道那五十年間自己的家鄉發生些什麼事，他們知道黃河長江流經的省份，卻排不出台灣由北到南的縣市；他們跟著唱《長城謠》歌頌關外，可是不會唱母語的民謠。 吳念真的自傳性電影《多桑》講受日據教育的父親/與戰後出生受教育的子女意識型態上不同，鬧出很多家庭糾紛台灣跟大陸這一百多年來，實質有聯繫的只有1945到1949這短短四年間，絕大多數的民眾根本不足以了解大陸是什麼，這扇門就關上了。等到40年後這扇門又重新慢慢開啟時，台灣人因為長期反攻大陸政治教育及宣傳的影響，已經帶著另一種有色角度好奇來看大陸。我意並不在重述一次那些所謂台灣“悲情”的歷史，事實上，台灣人一大問題就是太常沉溺在自己所謂的悲情歷史當中，用太多感動自我的悲情往事作為排拒他群體的理由，覺得為什麼別人都不能理解台灣人的想法。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這種悲情真不算什麼，任何時代，任何族群，群體，大到一個民族，都有類似的苦難歷史與記憶，不僅台灣有，久遠一點，以前猶太人有，近一點巴爾幹諸民族也有，在亞洲，韓國的“苦海深仇”廣為人知，大陸也有“百年國恥”顛沛流離的記憶，就算是發起戰爭的侵略者日本，被丟了兩顆原子彈後到現在也有“被害者意識”，即使到了科技發達衛星已能飛出太陽系的現在，這樣的“民族悲情”仍然不斷持續發生，比如現在的非洲，現在的庫德族。但我不太愛提所謂“歷史長河”、“歷史巨輪”，因為“個人”的微小吶喊總在這些後人看做“風雲”的豪邁敘事中被碾壓，風一吹，煙消雲滅，儘管這些“悲情”都是歷史上微不足道的一部份，真的不算什麼，可是沒有人會願意活那悲情的當下，因為不幸的是，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會被“碾壓”的那群人。普法戰爭時期的法國歷史學家勒南（Ernest Renan）發表過一篇名為《何謂民族》的知名演說「共同的苦難比起歡愉更能團結人民，對民族記憶來說，悲憤比勝利更有價值」比悲情更可悲的是，明明大家都有類似的悲情，卻又無法包容他者的悲情，假裝不存在：猶太人亡國後遠離他鄉，千年來遭受歧視，遭有計劃屠殺，本該是最能理解亡國之苦；復國之後，卻同樣迫害巴勒斯坦人，將他們趕出家園。上世紀90年代的巴爾幹戰爭，不同的國家民族都能淚聲俱下述說自己的悲情，不管你聽那一方說，都很有道理都值得同情，他們彼此卻又同樣的手段去屠殺非我族類，這樣的例子太多太多，悲情並不意味著不同族群的人類可以相互理解，有時候反而變成族群間的零和。台灣意識強的人經常高喊“台灣人出頭天”，同樣的，大陸也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看似歷史脈絡不同，卻殊途同歸，背後都是一連串苦難、屈辱的歷史條件所搭建而成的情感結構，台灣被割讓出去後無法切身體會什麼是“百年國恥”，從自身的立場只知道這塊土地上的統治者來來去去，沉溺在自己的悲情裡；而大陸自然也難理解，為什麼台灣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冷感，那是因為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因為歷史原因，慢慢培養出對“政權”的不信任，轉而對自由的追求，對多元化的守護。如果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很遺憾，過去一百多年來，兩岸並沒有很多可以一同想像的載體。回顧台灣歷史，早期開拓移民，漳州人泉州人械鬥不停，他們面對粵籍客家人時，才意識到自己是閩籍；閩粵移民遇到原住民時，才意識到自己是漢人；待日本佔領台灣，他們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間，台灣人又意識到他們與日本本土人的不同；台灣光復國民黨來接受台灣以後，讓許多台灣人徹底失望，寧願相信以前日本人做得更好；1949年外省移民大量來台，台灣人與外省人，從一開始衝突不斷，經過了幾十年，在這風雨飄搖的小島上共同渡過不知多少外部而來的危機，大家都一樣苦哈哈，待第二代，第三代人出生，省籍情結越來越淡。你會發現，從1895到1945，半個世紀，從1949到現在，又是半個世紀多一些，每半個世紀都會兩三代人出生，不管什麼時代出生的人，歷史都在他們所思所想當中留下烙印，並且凝聚形成了共同的歷史經驗，要建構共同的歷史記憶，這並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每次是個漫長的建構過程。兩岸過去一百多年來沒有共同的歷史經驗，這並不代表未來不會有。幸運的是，這個時代是兩岸一百多年來最好的時代，會有新的一代年輕人起來，他們沒有太多的歷史恩怨包袱，沒有太多的意識型態，相較上一代，也更講求個人主義。在習慣於集體敘事下，“個人主義”經常被認為是自私、離經叛道，這種觀點卻忽略另一很重要的面向，畢竟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相對和平的時代，講求“個人”不僅是訴求自己的觀點，更進一步，也需要學習尊重不同的個體的想法，才能釋放解壓在“集體”中被壓制的潛在矛盾；“個人”並不只是站在自己立場，更大的意義是，人終於有了他自己的“生活”，可以自己選擇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事物。台灣各族群間的最大公約數就是“生活”，政權再怎麼更迭，政治再怎麼紛亂，即使在悲情之下也要苟延殘喘得生活下去，同樣的，兩岸在價值觀、意識型態上差得太多，講幾句話不投機就吵了起來，可是大家都在生活，撇開政治這些上層建築的事，你卻能在那些最柴米油鹽，最俗氣的事中找到共鳴。今年過年回台灣，我妹妹全家從美國回來，我看到我四歲小姪在那噫噫呀呀唱歌跳舞，我聽了好幾次才聽清楚他在唱些啥：小蘋果！我大驚問我妹，你們住美國他怎麼會唱小蘋果？我妹理所當然說，他們幼兒園同學很多都大陸去的，全家都在聽小蘋果，他聽久了自然就也會唱。過去台灣人對大陸傳過來的事，總是小心翼翼，電視中出現了大陸用語，這是文化統戰！廣告中出現簡體字，這是文化入侵！對大陸文化娛樂領域的事物，充滿戒心，可是一曲“小蘋果”，幾乎是一夕之間，佔領了台灣的大街小巷，大家都在唱都在跳，台灣人對這麼歡樂的歌曲毫無架招之力。即使是台灣號稱最”綠”，被認為是”逢中必反”的民視，依然唱小蘋果唱得挺開心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以前各種文化交流團沒做到，宋祖英、譚晶等人來台灣演唱沒做到，什麼四野後代合唱團來台演唱更成了笑柄，宏大的家國民族深情號召沒起什麼作用，反而最讓人看不上眼，登不上大雅之堂最俗氣的“小蘋果”不費吹噓之力就做到了。越是生活的事越能引起共鳴，如果幾十年後，我們回憶起這幾年，我們會說“那一年我也在唱小蘋果”、“那一年我也在看《蘭陵王》和《甄嬛傳》甄”，甚至心照不宣會心一笑說“那年除夕我也在等陳冠希的片子”，有這些共同的生活經驗，那麼，屬於兩岸新一代人共同的歷史記憶，就慢慢被建構起來了。我們都太沉溺在自己的歷史情緒當中，以致於忽略了對方也有苦難歷程。龍應台今年在香港書展的演講中，提出跨越不同歷史記憶的「大傾聽」時代，「一個人的記憶就是他的尊嚴」。每個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受苦故事，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戰爭經驗，兩岸有不同的歷史記憶，這些都值得尊重，需要放下成見來傾聽彼此，只有傾聽，我們開始學著寬容，並且走向和解；過去我們都太習慣於宏大的敘事，有時反而成為互不兼容的情感框架，而只有我們承認“生活”，真正懂得尊重柴米油鹽，從這齣發，才會慢慢開始有共同的新故事。如果21世紀真的是中國人的世紀，那並不僅是軍力有多強，經濟實力有多大，全世界都怕我們，我更盼望是傾聽，包容及和解，成為一個典範，鼓舞世界上其他還在遭受苦難的人們與民族。不管未來走向何方，我們依然血濃於水。
來源：憲法與公共治理（深度文章）
以下老安補充一點資料
在1895年9月17日，日本台灣總督府在台北設立，日本官員與軍人為此齊聚慶祝。日軍侵佔台北城後，先是以原清廷的欽差行台充作台灣總督府廳舍，成為日本統治台灣的最高機關。圖為日本「始政式」。日本殖民初期，日本在台灣殘忍暴行遭到了當地人民持續武裝抵抗，堅定不移地與日軍作戰，但是日軍在二戰初期，武裝力量很強大，把當地人民武裝力量鎮壓下去，用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炎黃的台灣同胞。圖為日軍殘忍砍下抗日台灣人民的頭顱，這是日軍早期屠殺台灣人民的歷史紀錄。
1945年，日軍在臺北公會堂向二戰同盟國投降之會場掛有同盟國英、中、美、蘇四國同等大小的國旗，意謂著由同盟國對臺灣進行軍事接收。
1894年（清光緒20年）甲午戰爭清朝戰敗。次年4月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拋棄了台灣，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大清朝庭放棄，巡撫孤注一擲，最後返魂無術，唐巡撫逃回中土。
1895.6.26 劉永福繼任臺灣民主國總統，同年十月不敵，逃亡英艦。
黑旗將軍劉永福
消息傳來，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更令全台士民為之悲憤不已。為了堅守民族的氣節，大清台灣巡撫唐景崧請求與日軍再戰。可是清廷已經決定拋棄台灣了，他們認為「台灣雖重，比之京師則台灣為輕。」
隨後，朝廷下令要求所有在台灣的清朝官員都速速離開。為了不做亡國奴，唐景崧堅持要留下來，向張之洞索要了一些兵器，不得已於1895年5月23日宣布成立「台灣民主國」，自發組織抗日義勇軍分守防禦，抵抗日本接收。
在台灣組織義軍的抗日英雄丘逢甲
民眾推舉巡撫唐景崧為總統、丘逢甲為副總統兼義軍統領、劉永福為大將軍、李秉瑞為軍務大臣。同時，民主國建年號「永清」，制定藍地黃虎的國旗，並發表宣言，向各國通告建國宗旨。
從國號和國旗來看，雖然清廷拋棄了台灣，但台灣人民並沒有嫌棄清政府的軟弱無能，連國號都名為「永清」，他們誓言死戰，哪怕沒有朝廷的認可和支持，也要抗倭拒東洋鬼子。
“台灣民主國” 成立，日本「接收」行動越來越逼近，很多原來的高大上清國官吏都棄台灣住民於不顧，匆匆捲毡摺被逃回中土，民主國政府不得不由低級官吏組成。接著立即面對的就是日本進攻的問題，當時在台前清軍共有三萬五千人，民主國政府規劃北部由唐景崧直轄前清軍廣東人部隊守衛，中部由義勇軍，南部由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的前清國黑旗軍守衛。
5月29日，日軍開始於基隆背後的澳底登陸，五月二十九日，日軍展開登陸行動，唐軍勢不如東洋鬼了，未能有效防禦，日軍輕易就佔領澳底一帶。6月3日攻陷基隆。接下去，台灣民主國中包括領袖唐景崧和台北統領丘逢甲及台中統領林朝棟等來自清廷的首腦們相繼逃亡。
此時，面對日本強大兵力，火力，“台灣民主國”政府武裝力量迅速崩解，唐景崧在六月四日立即逃往中國，一大堆由清國政府轉任的官吏也紛紛作鳥獸散，6月下旬，民眾又在台南擁立大將軍劉永福為民主國第二任總統。劉永福本是黑旗軍的將領，之後三個月，台灣民主國和日軍發生血多規模不小的血戰。
但黑旗軍和義勇軍在連續苦戰之後，斷餉缺械，劉永福派人回大陸向大清朝庭求援，大清腐敗愚昧的皇朝朝廷不但不予救濟，反而將內地募捐援台款項強行扣留，並下令嚴密封鎖沿海，斷絕對台增援。劉永福痛心疾首，發出"內地諸公誤我，我誤台民"的悲嘆!
台灣人民自發組織的“台灣民主共和國”抗日義勇軍與劉永福的黑旗軍並肩戰鬥。他們在但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拱手而讓台！的口號下，進行了沒有外援的艱苦卓絕的抗日保台戰爭，在正規軍完全崩潰，由台灣人民組成的義勇軍反而是奮戰不懈，使日軍首度遭遇到登陸之後較強大的反擊，直到十月五日才佔領整個中部地區。
日軍從十月九日佔領嘉義，以及在十日、十一日分別由布袋嘴和枋寮繼續增援登陸之後，整個戰局已經幾乎接近結束，黑旗軍彈盡糧絕，已經不堪一擊，1895年10月19日，是扺抗武裝據守台南的最後日子。“台灣民主國”總統劉永福親手點燃大炮，轟擊敵艦。
當晚，日軍攻城益急，城內彈盡糧絕，在艱苦的惡戰中，士兵筋疲力盡，至不能舉槍揮刀，劉永福見大勢已去，仰天捶胸，呼號哭說:"我何以報朝廷，何以對台民!"。
劉永福欲沖回城內繼續領導抗日，為部屬極力勸阻，無奈之中當天深夜，率少量餘部內渡大陸。10月21日，日軍攻陷台南，台灣全境淪陷，“台灣民主國”在堅持抗戰150天後滅亡了。劉永福大將軍趁夜搭乘英國商船逃亡中國。短暫而頑強的台灣民主國抗日完全失敗。
在大大小小的戰鬥中殺死日軍幾千人，惱怒的日軍竟然開展了無差別掃蕩，也就是大屠殺，出現了許多村莊無男丁的慘狀。
同時，台北、淡水一帶的守衛主力是廣東人部隊，受了官吏逃亡的影響也跟著潰散，敗兵開始在城內到處掠奪，情勢非常混亂，於是，辜顯榮接受台北富商李春生等人之託，於七日前往基隆引日軍進入台北城。
此戰歷時七月余，斃敵4800人，傷 2.7萬人。遠比大清國的組織的甲午海戰打的時間還長，戰鬥程度還要強。
在台灣民主國的抗戰失敗以後，當日軍以為可以正式接收台灣的時候，卻爆發了這塊島嶼上卻鮮有人知、規模最大、最慘烈的保家衛國之戰…民眾自發的武裝鬥爭更加慘烈…
在原大清駐台軍務大臣李秉瑞指揮下，台灣北部舊義勇軍於12月底開始一連串的抗日起義事件，中、南部亦於次年6月相繼蜂起，台人武裝抗日自此進入第二期。
本時期的作戰形態是游擊戰，人數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人，且蔓延全台，此起彼落；他們以深山幽谷為根據地，神出鬼沒，使日人窮於應付。
最為慘烈的還是來自來台客家籍子弟自己組成抗日民兵，他們結集桃竹苗地區的客家人、舊清兵，以及原住民等等軍隊力量約八千餘人，在彰化八卦山爆發激烈決戰，此役台民死亡一萬四千多人，日軍因戰死亡一百六十二人，能久親王亦因疫疾命喪台灣，日本舉國震撼。
游擊戰前後歷時七年，一直持續到1902年五月底林少貓被捕殺為止。因主帥李惟義（原名李秀成）殉職，此後台灣同胞抗日運動在被清廷放逐之下，日本濫殺殘酷屠殺嚴苛手段壓制及管治之下，只能苟延殘喘直至二戰日本敗落投重歸中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