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30日星期六

高度自治權並不等於完全自治權; 批準並不是備案? 689 跟你講清講楚。


如何看香港最新局勢?

梁振英有話說

昨天(11月28日),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香港外國記者會,併發表了題為《中國的成就及其未來展望》的演講。

在演講中,他指出西方國家將香港納入新疆、西藏一列,成為攻擊中國的軟目標。他還揭穿了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聲稱中國曾經承諾給予香港“完全自治”的謊言。

推薦關心香港的人去閱讀。原文較長,略有刪節。

施耐德會長,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下午好。感謝大家的邀請。

我在英國留學時,在書店遇到這本書《大國之間的主要條約1814-1914》,這是一部中國屈辱史。我在香港讀中學時,已經接觸了其中一些條約,但從未閱讀全文。

因此,我決定買下這本書,花了我在一家中國人開的炸魚薯條店做大約6小時兼職的工資。

這家店的老闆李先生來自廣東中山。中國人喜歡問對方的不是他們的出生地,而是問他們的祖籍,廣東話是“鄉下喺邊度?”,普通話是“老家在哪里?”。

對我來說,老家是山東省威海衛,一個接近山東半島尖端,清朝海軍基地旁的小鎮。

我父母十幾歲時從威海衛來到香港,父親當員警,我們住在警隊已婚宿舍,距我們單位5個門住的是另一家山東員警,在政治部工作。

威海衛與華人員警的淵源

上世紀50~60年代港英山東威海衛警察姜樹莊高級警長,人稱大笨象。

前面說的那本書中有兩個條約提到威海衛,第一條是1895年與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根據該條約,日本被允許臨時佔領威海衛,“以確保(清廷)忠實履行該條約的規定……。”其中包括2億兩的戰爭賠款。第二條是1898年7月1日(即在香港新界開始“租借”給英國的那一天)簽署的“訂租威海衛專條”。英國人當時實在動作不少。

這些條約簽訂之後不久,清朝於1911年結束,我父親就在那年出生。之後的國民政府只持續了38年。

威海成為英國殖民地後,英國招募威海人入伍

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1949年,那年我姐姐出生。至於我,我出生於1954年,是甲午年,上一個甲午是1894年,因與日本的戰爭而廣為人知,因為戰敗,中國簽署了《馬關條約》,失去臺灣。

歷史是一條線,而不是零散的點。我為大家說了一條相當長的線,但仍只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小部分,為的是兩個目的,首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的背景,其次要提醒我們,中國及中國人民是如何看待過去及未來。

我們希望能夠專注於國家的進步,我們不需要報復。但是我經常想:如果這本書中的條約從未強行闖入中國歷史,情況又會怎麼樣?

見證40年祖國沉浮

梁振英在英國留學期間,曾經擔任留英中華同學會副會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並不容易。深圳是我第一個踏足大陸的地方。那是改革開始的前一年——1977年,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28年。

當時深圳沒有汽車,人口大約為2萬,今天的深圳是大陸人均GDP最高的城市。那次我從香港帶了一袋麵包作為午餐,因為我沒有糧票。

1978年,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立29年,國家啟動了改革開放。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的歷史是由29年的計劃經濟和41年的市場經濟所組成。

現在,許多中年人都沒有親身經歷過計劃經濟和糧票。今天,中國已進行了數之不盡的改革,我個人最感興奮的是1988年的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改革。

當我在1980年代開始擔任上海市政府的義務顧問並在1988年幫助起草了第一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出讓檔時,沒有人預期這項新的改革能站穩腳根並迅速擴至全國。

同年開始的住房改革同樣有重要影響和深遠意義,現在大陸的房屋自住比率比香港還要高,人均住房面積是香港的兩倍。

人們無法想像這些變化如何和社會主義的土地權屬切合!答案是我們以典型的中國人務實的方式做到了。

在政治方面,也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成就,最近的一次是十月份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決定。在之前的一個月,中國舉行了《政協》成立70周年的第一次中央會議。

習主席在會上強調“人民政協作為實施新型政黨制度的主要政治和組織機構的作用.....”。西方媒體較少報導中國許多重大政治發展的重要內涵,部分原因是缺少英文文本。

過去幾年,在加強和改進人民政治協商工作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中國實行的多黨制,是非對抗性的和非全民投票式的制度。政協是協商和凝聚共識的專門機構。

政協的全國委員會成員中有60%不是共產黨員。政協定期舉行小組會議,深入討論諸如環境,共用經濟,醫療保健和消除貧困等議題。政協成員,外部專家,持份者以及高級官員參加會議。

會議沒有搶奪眼球的動作,沒有“拉布”或激烈的爭論,沒有戲劇化的看點,但它能找到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解決問題並且向前推進的辦法。

中國做到這些成就是一回事,被國際社會承認為成就,又是另一回事。在過去的70年中,中國一直受到來自西方的,不涉及雙邊關係的許多不請自來而且大多是毫無根據的批評。其中一部份已經變成慣常的“抨擊中國”。

這些評論員認為,他們較中國人優秀,對中國和中國的過去知得更多。恕我直言,我這個算是對西方有丁點瞭解的人,這些年來,也一直弄不明白為何西方人總是養成對其他國家隨便開口的習慣,好像他們已經妥善處理好自己國家的問題。

在這些問題上,西方國家將香港視為中國的代表,也是一個攻擊中國的軟目標。西方人將香港納入新疆、西藏一列。西方人一直在告訴中國“一國兩制”下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應是什麼。

不知何故,這些評論員從來沒有以同樣標準來評論亞洲其他地方的同樣問題,這是否因為其他地方並不屬於中國?

回歸前與回歸後的香港

1988年4月28日,基本法第一稿傍晚在北京獲通過,梁振英工作到深夜。

我在1984年至1997年間與中央和其他官員的無數次會晤中,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香港的回歸不僅僅是收復一千平方公里的領土,而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屈辱的終結。《基本法》的序言在第一段中就是這樣寫的: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1840年鴉片戰爭後被英國佔領。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香港問題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從而實現了長期以來中國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願望。”

當時上海等城市負擔了國家開支的大部分,但當《基本法》草案在這些城市作諮詢時,儘管內裏有豁免香港向中央政府繳稅的條文,但這些城市仍然毫無保留地贊同該草案。

香港有非常特殊的政治架構和同樣特殊的選舉程式。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常想仿效其他國家的模式,而沒有考慮到香港不是一個國家。如果我們想尋找可比較的,我們應該和其他城市比較,例如倫敦、紐約、巴黎或東京。

這些城市有普選,其中央或聯邦政府不負責任命選舉產生的市長,但是與香港行政長官相比,這些選舉產生的市長的權力非常有限。

我敢肯定,如果香港行政長官的權力只有與上述市長一般而有限的權力,北京將立即給香港開綠燈,在沒有其參與的情況下進行普選。

實際上,無論以哪種方式產生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北京在產生行政長官過程中,都具有一定角色。

原因很簡單,香港行政長官必須通過中央政府的任命,才擁有中央政府的額外授權,才可以擁有高於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市長的高度自治權。

世界沒有看到香港的真相

大家對香港擁有高度自治權,耳熟能詳。在《基本法》的160條條文中,香港擁有很多高度的而不是全部的自治權,中央,不僅僅是中央政府,在其中保留了未賦予香港的權力。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保留“批准”任何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權力。

陳方安生在2014年7月2日在外國記者協會這裏致辭時說,“北京搬(普選)龍門”是明顯錯誤的。根據紀錄,她當時說:“如果你看《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一表示如果需要在2017年或當年寫的2007年(即2007年之後)修改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則必須獲得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向全國人大備案。請注意是‘備案’,沒有提及我們必須徵求中央政府的批准。”

現在讓我讀出《基本法》附件一第7段的規定:“2007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成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我對陳方安生為何在演講中刪除“批准”一詞,以指責北京“搬龍門”,以及當日的聽眾為何不糾正,感到非常困惑。當然,香港很多人都被誤導。

陳方安生並非唯一例子。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在2019年11月21日的法案通過會議上說:“毫無疑問,中國已不再遵守對香港享有完全自治的諾言。多年來,全世界越來越看清香港人民被剝奪了完全的自治權,其自由正被殘酷地鎮壓。”

就在上個月,即10月15日,她在眾議院講話時,她還說:“1984年,在英國將香港移交給中國之前,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給香港實行高度自治……”。在5個星期內,她搬了龍門——高度自治權變成完全自治權,中國因而“破壞承諾”而需要負責。

讓我們回到香港的民主安排。

我們可以有一個不涉及北京的程式,而該程式將產生一個具有類似於其他市長權力的行政長官。或者,我們可以根據《基本法》中規定的程式,賦予香港高度自治權,而北京則在產生行政長官過程中具有一定角色。

如果我們貪圖兩者兼得,即在未經北京批准的情況下普選產生行政長官,或者在否定北京不任命權的情況下選舉產生行政長官,這就等同分離運動。2014年的雨傘運動正是要求這一點。現在,黑衣運動的“五大訴求”中的最後一個訴求,是一個翻版。

一些民主派人士一直在試圖迫使北京就範,他們當中的激進分子想向北京叫陣,令北京的反應被外界視作“一國兩制”的失敗。

一位居住在香港的美國人最近寫信給他的國會議員,我引用他其中一封信的話:

“世界沒有看到香港的真相,而你只是在延續謊言。世界只看到由一個國家創造的半真相的外表,其唯一意圖是破壞另一個國家,以期制止該國在世界舞臺上的持續崛起。從那些希望摧毀其父母的人的眼中,世界看到了香港事件的單一觀點,唯一可能的結果是完全犧牲了孩子。”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中國已從外國侵略、屈辱、外國瓜分、饑荒、貧困和“竹幕”時代中走過漫長的道路,大家應該實事求是地看中國。

今天的中國是自信的,開放的,快速變化的,並且正在與世界融合。它也是一個幅員遼闊和擁有深厚文化和傳統的國家。我對中國人的身份感到驕傲,對有機會服務國家感到榮幸。

我邀請大家親身去走訪和體驗,高鐵九龍站距離我們這會所只有不到半小時的車程。

謝謝大家。

來源/大公文匯
  
大英帝國殖民地香港在日本投降後光復香港向中國山東威海衛招募的警員受訓結業留影。

買辦的幽魂是今天香港動亂之重要因素之一。

佔中至反送中動亂是香港精英買辦階層向美英的“投名狀”和“效忠”宣言嗎?

起底香港精英階層的隱秘心機

香港問題分析文章很多,包括香港本地的、中國大陸的,尤其臺灣的名嘴及傳媒的,只是大多流於表像,比如外籍法官導致司法系統失控,比如教育問題,比如輿論導向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存在,但是,導致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什麼?僅僅是因為英國佬埋,下地雷,美國佬、臺獨搗亂?問題遠不是這麼簡單。本篇就此系統性的分析香港問題的根源。

1) 精英階層的詭異表現香港動亂不止,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街頭非法活動的曱甴身上,其實,躲在這群曱甴背後的香港精英階層的表現才更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何為香港精英階層?包括公務員、教師、醫生、司法系統以及法律界人士、媒介、商界與本地資本。這票香港的精英階層在香港的動亂中是啥表現?公務員群體保持曖昧的沉默;教師在鼓動學生上街;政府醫生虐待受傷的警員;媒介公開偏袒暴徒;商界與本地資本不是縱容暴徒就是公然表示支持——比如李嘉誠旗下的超市就公開為暴徒提供暴亂物資。

這夥香港精英階層的表現非常不合常理及“反智”、反常,為什麼?

在任何社會,精英階層都是社會秩序最堅定的維護者,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定海神針——原因很簡單,精英階層在任何社會階層劃分中都處於食物鏈的上端。只要社會穩定,精英階層就能在整個經濟蛋糕分配中切走最大的一塊。倘若社會發生動亂,經濟蛋糕的分配模式以及精英階層較高的社會地位都有可能發生變化。

“所以,在社會學研究中有一個公認的結論——紡錘體的社會結構(高端人群與底層人群較少,中產階層人群較大)是最良性最穩定的社會結構。”

但是,到了香港卻發生了詭異的變化——精英與中產階層其實在支持與縱容暴徒作亂!正是這個原因,香港動亂半年多,亂港的泛民派在區議員選舉中反而獲得壓倒性勝利!過去很多文章,詳細分析了美國為什麼要搞亂香港的原因,但是美國只是外因,光有外因沒有內因配合是絕不可能在香港掀起如此大的風暴的。蒼蠅也不釘無縫的蛋!同樣,任何一只老母雞也不可能將一塊鵝卵石孵化出雞仔,美國佬要壞人家事,也是要找合適地方下蛆的。我們就來分析香港精英階層為啥會有如此詭異的表現。

2) 香港為什麼崛起?分析香港精英階層這個“內因”出了什麼問題,首先我們就要分析香港崛起的歷史原因。香港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小漁村,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人強行“租借”了香港。然後就面臨著如何發展香港的問題——換句話講,就是如何將香港這個殖民地價值最大化的問題。香港沒啥資源,更沒啥產業,賭博業也被澳門搶了先機,英國佬思來想去最後決定將香港打造成一個零關稅的自由港。這真是一個“天才的創意”。在一百多年前,全球經濟還沒有“自貿區”的概念,更沒有配套“自貿區”的管理制度。所以,當時沒有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會允許自己身邊出現一個零關稅“自由港”,因為這玩意一旦出現,最大的作用就是挖主權國家關稅的牆角。也就是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特徵,才會有香港這個奇葩的存在。香港成為自由港之後,迅速就成為面向大陸最大的走私基地,這個走私基地的定位就成為香港這個城市延續的基因。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馳騁大陸,但是卻留下了香港沒有解放。為什麼?因為大陸面臨著西方國家集體的貿易封鎖與技術封鎖,中共保留香港這個特殊的“管道”就是為了進口我們工業化建設急需的設備與技術。香港就這樣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成為大陸與西方世界交易的窗口。

特定的歷史機遇造就了香港成為一個“灰色地帶”。這個灰色地帶是大陸與西方世界角力的特殊產物。對於大陸而言,國外的科學家與重要人物需要通過這條路回國,一些西方對華禁運的設備與物資需要這個通道進入;改革開放之後,香港也成為海外資金主要進出大陸的通道,這對於大陸而言是至關重要的。所以,作為交換,大陸也容忍了香港這個“自由港”對大陸關稅壁壘的侵蝕。

一九九二年,美國出臺《香港關係法》,給予香港獨立關稅區待遇,這個法令強化了香港這個“特殊通道”的作用,讓香港成為大陸與發達國家轉口貿易的主要通道。回顧香港的歷史,大家就能明白一個道理,香港的繁榮與崛起從來不是靠香港人自身奮鬥出來的,而是特定歷史時期中西方角力的結果。這個結果讓香港成為大陸對外貿易的“馬六甲海峽”,香港人躺著收“過路費”收得手軟。

香港精英階層作為香港繁榮與崛起最大的受益群體自然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維護與強化這個“特殊通道”的地位就是維護香港精英階層最根本的利益。
3) 特殊通道怎麼維護與強化這個“特殊通道”?香港背靠大陸,面向西方,要維護自身長期成為中西方的“特殊通道”就要取得大陸與西方的首肯。在歷史上,大陸經濟長期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香港精英階層對大陸總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心態——大陸有求於香港,所以,大陸認同香港成為“特殊通道”是沒有問題的,關鍵是要西方國家認同。怎麼讓西方國家認同?首先就是要拼命維護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僅此是不夠的,因為大陸周邊搞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很多,華人族裔的血統本來就不被白人精英信任,到目前為止,沒有什麼西方國家政壇上能夠有華裔能佔有一定地位,就是美國,看看華裔交通部部長趙小蘭的遭遇。所以,香港精英階層毫不猶豫向西方國家交納了“投名狀”。這個投名狀包括自發在教育系統“去中國化”,在出版與輿論場一邊倒的妖魔化大陸,最後甚至主動將司法權讓給外籍法官——外籍法官是由香港律政司挑選推薦,以司法系統的集體意志逼迫行政長官
任命。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國籍大家看看這份名單,沒有一個是純粹的香港本地人!這是偶然嗎?當然不是,這是香港精英階層向整個西方世界納上的最有分量的“投名狀”!香港精英階層為了讓香港永遠成為西方國家資金與貨物進入大陸的主要通道——做得不能再徹底了——意識形態去中國化,司法權完整的獻出去!說白一點,香港精英階層就是一個黃皮白心的“買辦”階層。為了自己的利益那是啥都可以出賣的。

4) 香港精英階層的心思香港回歸之後,大陸對香港好不好?
答:那是真正掏心窩子好啊。
1. 深圳機場不擴建,國際航班通過香港轉運;
2.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主動放緩進程;
3. 大亞灣核電站的電力優先供應香港;
4. 新鮮蔬菜、肉類保證香港供應;
5. 為香港開通自由行;
2018年大陸出境旅遊人次為1.3億人次,香港竟然占一半達到6,500萬人次,一個700萬人口的城市送去6,500萬人次的遊客大家知道意味著什麼嗎?
6. 投資幾千億的港珠澳大橋香港要求不接通深圳,大陸也答應了;
7.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一分錢不上交國家,連駐港部隊費用都是中央財政買單。這些惠港政策帶來的是實實在在的利益,這些利益之大是一般大陸城市望塵莫及的。隨便列舉一組數據。
2018年香港進出口1.2萬億美元,在全球所有的經濟體(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八,其中出口5,692億美元,進口6,275億美元。一個七百萬人口的城市,進出口1.2萬億美元,這個“過路費”油水是非常豐厚的。


比較一下中國最富裕的城市上海。上海去年進出口貿易額是5,000億美元,僅僅相當於香港的四分之一,但是上海有2,000萬人口,香港只有700萬,上海每年向中央財政上交5,000多億元,香港一分錢不交。另外,2018年香港貿易逆差是582億美元,大家想一想,僅僅一個香港能消化這582億美元的貨物嗎?當然不能!這582億美元的逆差除了本地少量消化掉,其餘的不是被6,500萬人次的大陸遊客消費掉,就是走私進入了大陸。合法的非法的貿易香港都賺得手軟。

但是香港精英階層並不領情!為什麼?站在香港精英階層立場——注意,是站在香港精英階層立場,大陸給得再多,也只是錦上添花,香港的根本還是這個“特殊通道地位”!這個“特殊通道地位”是需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認同的!說白一點,站在香港精英階層立場就是這樣的想法:我想要的,大陸給不了,只有西方(美國)才給得了!

香港精英階層的這個心態描述:
”我想要的,大陸給不了,只有西方(美國)才給得了!”
這個才是所有香港問題的根源所在!所有香港現狀問題的根源,統統是這個心態的表像。現在問題來了,為什麼香港這票精英階層會有這樣的心態?這個問題深挖下去,就涉及美國的金融霸權問題。給大家梳理一下這個金融霸權。

5) 金融安全! 現在我們從香港這個城市跳出來,梳理一個至關重要的金融問題:
為什麼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的蒙代爾不可能三角原理。


這個原理是這樣描述的:


“一個國家不能同時維持固定匯率,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資本自由兌換。”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任何一個國家在宏觀經濟範疇有三個至關重要的領域:
“1、貨幣穩定的匯率、2、獨立的貨幣政策、3、貨幣的自由兌換。”


這三個領域你只能擁有兩個,必須得放棄一個。同時擁有三個是不可能的——雖然這三個都是所有主權國家非常渴望同時擁有的。比如西方發達國家包括美國、日本、英國、歐盟,就是選擇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貨幣的自由兌換,放棄對貨幣匯率的控制權。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貨幣可以自由兌換意味著資本可以自由流動,貨幣可以全球化,在國際結算中佔據一定的份額。現在國際上主流結算貨幣就是美元、歐元、英鎊與日元。而中國呢?選擇的是獨立的貨幣政策、穩定的匯率,而放棄人民幣的自由兌換。為什麼會這樣選擇?因為這是為了確保金融安全!貨幣自由兌換好處很多,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帶來的弊端就是金融風險性很大。任何一個國家經濟都有一個波動週期,如果貨幣可以自由兌換,就是給國際資本提供狙擊你的機會。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索羅斯為首的金融資本,先是狙擊泰國,讓泰國元氣大傷,再狙擊香港——如果不是大陸出手相助,香港也會被廢掉。按理說英美是鐵杆盟友,但是92年英國經濟出現問題,索羅斯一票投機資本照樣狙擊英鎊,讓英國金融系統受到重創。以上血淋淋的事實,讓中國對人民幣自由兌換非常謹慎,正是我們金融系統相對封閉穩定,所以,改開之後我們經濟發展一帆風順,幾乎就沒遇到大的挫折。2001年,朱總理在北京會見索羅斯,問索羅斯金融和股市怎樣監管,索羅斯回答道,中國逃脫了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主要是因為中國的金融體系對外封閉,如果對外開放,將面臨更大的風險,因此,應先加強後才可以開放。按:索羅斯這票投機資本只在一個國家栽了跟頭,這個國家就是俄羅斯,之所以栽跟頭就是關鍵時刻俄羅斯直接耍賴掀桌子,動用行政手段,直接沒收了索羅斯這票投資客的資本。但是這樣幹副作用很大,首先是國際資本將俄羅斯拉入黑名單,沒有外資,俄羅斯發展製造業搞基礎設施建設統統沒戲,俄羅斯就變成一個單純依賴資源的國家,其次,俄羅斯因此與西方國家長期交惡,國際環境非常糟糕。還是那句話,有一利必有一弊,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雖然保證了金融安全,但是對於吸引外資就有問題了。假如一個美國的資本家,準備投10億美元到中國內地建廠,但在中國建廠之前,先得把美元換成人民幣,10億美元折合70億人民幣,70億投下去之後,三年之後變成了100億。


美國資本家想把這筆錢拿到美國,按照目前中國的管理制度,就得提交申請,才能把錢換成美元拿回去,這就叫資本管制。這樣管制起來,對資本而言,風險提升了不是一點半點,萬一你說我違法了,把我資金凍結了怎麼辦?或者乾脆直接扣了當做罰款呢?雖然可以申請國際仲裁,但不是耽誤我資本流動嘛。對於資本而言,時間就是金錢不是空話,而且這時間可以用秒來計算的。如果人民幣和其他貨幣可以自由兌換,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任何美國資本家,動動滑鼠,在中國的錢就可以從人民幣換成美元轉回美國,這些風險就可以規避掉。

十億美元還只是一筆小數目,對於眾多跨國企業而言,需要通過金融中心流動的資金,總量都是萬億美元級的。所以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讓很多資金不敢進入中國,只敢繞道走,更不敢把結算地放在中國大陸的城市。現在上海洋山港已經是世界第一大集裝箱港口,可很多跨國企業物流從上海走,結算還是放在香港,主要就是這個原因。你看看,繞了一大圈,又繞到了香港。為什麼跨國資本與中國做生意要把結算地放到香港?因為香港貨幣可以自由兌換!

以上就是大部份香港精英階層不賣國家的賬的其一心理。
6) 中國的金融兩翼現在我可以給大家描述一下中國金融系統對外開放的頂層設計。這是一套組合牌。
這個組合牌就是通過中國大陸+中國香港的組合,來突破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的困境。中國大陸:保留獨立貨幣政策+穩定的匯率,放棄人民幣自由兌換;中國香港:保留穩定的匯率+貨幣的自由兌換,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中國大陸+中國香港的組合,就實現了任何國家絕無可能的“不可能三角我都要”的目標。

這一套組合拳威力巨大,讓中國長期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2018年美國號稱全球GDP第一的國家,吸引外資只有2200億美元,而中國地區吸引外資卻高達2500億美元(中國大陸1400億美元,中國香港1100億美元)。但是這套組合牌帶來的另一個影響就是——中國香港地位空前提高,成為中國對外開放不可替代的城市。


2018年還算好,外資大概有40%是通過香港這個通道進入大陸,在過去大部分時間裏,外資通過香港這個通道進入中國大陸占比長期高達70%。


而香港之所以能成為這個特殊的通道,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美國的一部法律《香港關係法》基礎上的。


這部法律賦予香港有別於大陸其他城市完全不同的待遇:


“獨立關稅區地位(利於轉口貿易),與美元可以自由兌換(港幣就是以美元為錨發行的貨幣),直接雙邊貿易,鼓勵美資赴港投資(目前美資企業在港超過1,000家)。”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香港精英階層的這個心態描述:我想要的,大陸給不了,只有西方(美國)才給得了!


現在明白了嗎?只要美國廢掉這個《香港關係法》——光是廢掉港幣與美元的自由兌換,香港也受不了啊!如果再取消給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不僅香港這個特殊管道基本就廢掉了,而且大陸兩翼齊飛的金融開放組合牌(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就被打殘了一翼。當然,美國也不大可能輕易對香港下殺手,因為美資在香港也有重大的利益,2017年,香港與美國之間的雙邊貿易高達5,400億港幣,不僅如此,直接廢掉香港這個通道也影響美資進出大陸的便利性,這固然會重創中國,對美國也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買賣。

7) 對於香港精英階層而言,以典型父執輩的“買辦”的心態看到的卻是這樣的局面:

1、大陸對香港依賴很大:對外開放需要香港補上金融系統貨幣不能自由兌換的 短板;
2、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需要香港;轉口貿易需要香港;
3、大陸企業對外融資需要香港;

一、目前大陸企業在港交所上市大約有1,100多家,市值超過20萬億港幣。當然這個市值不代表直接融資金額,就算直接融資金額只有六萬億港幣, 這個融資規模如果壓到A股市場後果如何我想任何一個股民都能明白。


美國佬卻可以廢掉香港這個城市的特殊管道功能。 而特殊的管道功能才是香港繁榮的根!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香港精英階層果斷的放棄了身為一個中國人應有的節操、中華民族的尊嚴、獅子山下的自强不息,自己靠自己的精神。自覺成為黃皮白心的寧為外人家奴的殖民“買辦”階層。所以,雖然這些年大陸對香港比親兒子(大陸本身人民)還好,但是香港精英階層依然對大陸“祖國”連貌合神離都不屑,一方面在意識形態領域去盡量“去中國化”毫不手軟,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與西方國家相安無事的時候,香港表現就平靜祥和,一旦大陸與西方關係緊張,香港精英階層第一個跳出來站隊表態支洋抗中。這個站隊表態就是以犠牲香港基層利益的自殘式動亂,什麼佔中, 什麼“違法達義”的破壞香港的一切,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表忠心交“投名狀”。


看看以下的“亂港”時間歷程:


一、2012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重返亞太”戰略,2014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中美關係陷入緊張狀態,當年五月、七月中美在南海對峙差點釀成飛機與軍艦相撞事故。2014年8月香港爆發占中騷亂。


這場騷亂只持續了七十九天就平息——為什麼騷亂沒有持續擴大?因為中美關係在8月之後低開高走,在當年底中美關係趨於穩定。


二、2018年中美爆發貿易戰,但去年還是比較克制, 美國只是對部分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今年三月中美貿易戰擴大到科技戰,美國將以華為為首的一大批中國科技企業拉入黑名單,五月貿易戰擴大,美國對中國所有商品加征關稅。五月香港以反修例為藉口突然爆發騷亂,騷亂越演越烈,持續了近半年還沒有平息的跡象。與此同時華盛頓反華氛圍越來越濃厚,已經快要接近歷史上政治最保守反華氛圍最濃的麥卡錫時代。


所以,香港動亂的根源就是這夥香港精英階層出了問題,他們希望通過交納反中的
“投名狀”贏得西方世界的認同——從而永遠保持香港的特殊通道地位,永遠躺著就可以賺“過路費”賺得手軟。在大清中晚時期及民國驅逐滿清後的民國初年,中國存在過脅洋自重及媚洋準漢奸“買辦”階層。大家知道舊中國的買辦階層是啥表現嗎?堅決與自己的中華族群切割,堅決與自己的國族及家族歷史切割。他們穿西裝,換洋名,吃西餐,抽雪茄;雖然還是黃皮膚黑頭發,但是恨不得自己也變成白皮膚藍眼睛;對西方文化推崇備至,對中國傳統文化嗤之以鼻;對洋人忠心耿耿,對華人鄙視唾棄;香港精英階層差不多就是這樣的人群。


之前我們說過,在任何社會,精英階層本來應是社會穩定最堅定的維護者。


可是,香港這個地方很邪門, 精英階層偏偏支持縱容廢青及煽惑、煽動中大學生去破壞社會秩序。為什麼?這是這夥假民主為名的真實“買辦”階層向西方國家表現與大陸堅決切割的決心:——美國爸爸,只要讓香港繼續成為特殊通道,我們永遠站在你那邊!所以,才有黃之鋒、黎智英、陳方安生之流跑到美國上躥下跳,極力鼓動美國出台制裁香港的法案——這簡直就是中華人之恥!精英階層推動的亂港分子主動要求美國制裁自己的城市!挾洋自重以自殘來要脅自己安身立命的城市,還有自己母國——還有比這更無恥更無底線的“投名狀”嗎?

8) 放棄幻想,準備鬥爭怎麼破局?這個問題不大好講,簡單給大家勾勒一個大的框架,能理解多少就看沉默的香港人的悟性了。這兩年中國對外開放力度非常大。包括在海南建設自貿港,國際旅遊島;包括大灣區規劃落地;包括將深圳定位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包括把橫琴劃給澳門,準備在澳門開展人民幣離岸證券業務;包括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速;包括在大陸設置一大批自貿區;除此之外,中國金融開放遽然提速。


美國最極端反中反港的是美眾議院議員墨西哥種的盧比奧。

最後,事實上美國割不斷香港與世界的聯繫。

現在已經不是冷戰結束初期的世界了。 美國割不斷香港與世界、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它沒有這個力量。

美國總統特朗普本週三,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廿七日簽署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後,一些參與鼓動該法案的美國政客興奮異常,在社交媒體上發表狂熱言論,部分西方媒體人士也參與到了這場“合唱”之中。美西方有些人已深深地陷入了一場意識形態的狂熱之中。他們的目標當然不只是香港,他們試圖把香港當成遏制內地的橋頭堡。

中國輿論從整體上看,反應是堅定的,也是冷靜沉著的。在中國的互聯網上,民眾紛紛支持政府對這一嚴重干涉中國內政的動作給予回擊,警告美方這條路走不通。

中國輿論的冷靜沉著來自於對香港歷史和未來的清醒認知,來自於對中國強大力量的認知,它們使得香港根本不可能成為美西方的什麼戰略棋子。中國民眾相信政府能準確判斷和把握中美關係的走向,而來自外部的壓力往往更能促使這個國家的民心凝聚。如果美國一些政客執意要一條道走到黑,那將會毀了美國在港的利益。它可能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一些麻煩,但絕不可能阻止中國的崛起。

“一國兩制”這個制度性安排,不僅符合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利益,同時也是對中國與西方、與世界如何連接的一種制度安排,是在當時內地相對封閉的歷史條件下,各方實現共贏的一種探索和努力。從今天香港的發展和在全球的地位看,這一努力是成功的。內地和香港的互動更緊密,兩地與世界的聯繫也更加廣泛。全球金融、經濟、貿易的發展都需要這樣的互動與聯繫。

美國推出涉港法案是極不明智的,它會讓美國也成為其中的輸家,而美國輸的比中國一點都不會少。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的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對香港貿易順差為三百一十一億美元,是該國在全球貿易夥伴中最高的雙邊貿易順差,約有二百九十家美國公司在香港設立了地區總部,另有四百三十四家公司在香港設立了地區辦事處。這事實上証明美國在香港有實實在在的利益。 如果美國不顧一切决意要放棄這個共同利益,香港完全可以走另一條路,其實照樣可以繁榮。香港今天的地位不是美國給予的,美國更無法割斷香港與世界的聯繫。中國的盤子這麼大,內地的上海、深圳都有各自的優勢,在全球經濟貿易的格局中具有獨特的地位,香港如願意,也一樣會有提升發展水準的巨大空間。

今天的美國政治,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被其國內的極端意識形態綁架,找不到提升自身競爭力的途徑而變得越來越抓狂。比如盧比奧這個墨雜,他屬於最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和意識形態狂。像他這樣的人在任何其他地方是不會有市場的,但就是這樣的極端分子,在美國竟然成為國會議員,並且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是被這種人的情緒牽著走。社交媒體加劇了狂熱的極端性,美國主流政治精英群體的涉華主基調也隨之不斷強硬,這些或將把中美關係拖入一種惡性循環的漩渦之中。

美國國內當下的反華情緒,遠遠超過中國國內的反美情緒。中國明知道美國對華搞戰略打壓,一些具體事情也讓中國人感到相當憤怒,但中國至今沒有出現全面反美的情緒,更沒有出臺要任由中美關係“破罐子破摔”的政策,也沒有準備要這樣做。當然,中國社會將密切關注美國會在這種狂熱中走多遠。

現在已經不是冷戰結束初期的世界了。 美國割不斷香港與世界、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它沒有這個力量。就算美國想跟中國“切割”,它的盟友也不會追隨它同樣做,其他絕大多數國家都會和中國繼續發展關係。美國若堅持單極化思維,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選擇零和的玩法,那等於是給自己選擇了一條不可逆轉的衰落之路。

編輯及改動自不同互聯網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