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在迷茫中失去了中產,也失去了香港精神
香港，病了！
何病之有？
在迷茫中失去了中產
中產是一面鏡子，照射出香港的興衰榮辱以及內在糾葛，也或多或少映射出我們光鮮之下的陰暗面。
亞洲金融風暴之前，香港是一個中產階級的香港。
中產就像香港的風向標、晴雨錶，任何社會、政治、經濟風浪，都會體現在他們身上——報端、集會、購房、教育及移民。
中產階級是現代人所認同及追求的價值和理想的化身：
“是現代社會裏一個開放的、容許憑個人努力而可以改變身份地位的社會制度與環境的象徵；
是不靠背景後臺、自力更生的成功人士，是擁護開放的、進步的、自由的思想的代表；
是一股以溫和的、和平的、漸進的、改良主義的手段來爭取社會改革的力量；
是社會上一種持平的、客觀的、理性的聲音等等。【1】”
中產階級，一度是香港社會民主與自由的進步力量。然而，當香港發展未如期望時，中產又成為了批評的對象，被認為是滋生事端的主導者。
中產階級，被認為是現代社會的穩定器，避免社會、政治走向極端，促進市民在面對權力時保持他們的獨立性。
如今，香港的街頭政治以及暴亂，與中產的衰落以及那個時代的終結，息息相關。
1
移民
一個時代的開始
香港，本質上是一個移民城市。
香港的興盛，始於戰亂時代的移民潮。
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內地逃難者大量湧入香港（《香港往事 | 一人，一城》中包叔的母親王氏，即戰時南下香港避難的北平人）
1941年香港淪陷之前，人口暴增至160萬，其中約75萬來自戰時赴港避難的移民。
香港淪陷後，大量人口又遷移回內地。其中，經濟學家張五常便隨其母親繞道韶關赴廣西桂林一帶避難。
1943年初香港只有98萬人，1945年5月更只剩65萬人。
日本投降後，大批人口又回流香港。
1946年中，香港人口快速上升至155萬。
1949年，蔣介石快速敗退。北平、上海、廣州富商、名流以及難民等不願、無法去臺灣者，部分遷移至香港。當時，深圳通往香港只有羅湖橋一處關口，高峰時期日通行量達十萬難民。
這年4月，上海灘風雲人物杜月笙前往香港，兩年後在港病逝。再過一年，張愛玲隻身走過羅湖橋來到香港，後赴美定居。
1950年中，香港人口已飆升至223萬。
那時香港超過一半的人口，來自內地移民。
香港，這座城市的命運，與內地的政局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不確定性的大規模人口遷移，造成香港人口的非自然性增長，以及城市公共用品的嚴重稀缺。
當時，香港工業化程度很低，工廠很少，大量難民找不到工作，只能露宿街頭。香港九龍早期的青山道、港島東華三院、摩星嶺、西營盤一帶大量難民露宿。各棟樓底下，樓梯口，坐著抱著小孩的媽媽、老人，在哀求討錢、討食。
人口大量湧入，公共用品嚴重不足，難民問題，成為了香港政府棘手的難題。
所幸的是，當時香港快速成立了大批福利公益機構，數目之多史無前例。大量救濟金、物資、糧食，來自歐美國家的募捐。規模之大，遠超香港政府之供應。
領取救濟品，成為了50年代香港人及難民的歷史性記憶。
他們初來香港，主要從事苦力、家庭傭工、產業勞工的工作，其中失業率超過15%，家庭主婦占24.5%。
政治、經濟及文化難民中，超過40%都曾從事高級職業，但初到香港，他們或被迫，或只能從事普通勞工，只有10%左右可維持高級職業【2】（Hambro，聯合國救濟難民高級專員公署撰寫的調查報告）。
受移民和戰亂的衝擊，當時香港很多人經歷了向下的社會流動，工作及生活每況愈下。據後來的社會調查顯示，35%的兒女輩從事的職業及其收入都更低於父輩【3】。
經濟不濟，生活困難，以及殖民文化帶來的社會地位失落，很多移民者以及本土香港人在五六十年代都過著異常艱辛的日子。
到了六十年代，“大逃港潮”給香港帶來第二波移民。這些人多數來自廣東的苦難農民，越過梧桐山、深圳河、深圳灣冒死逃到香港。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都屬於當年的逃港者。
這些移民，日後卻成為了香港興盛的中堅力量。
七八十年代崛起的中產階級，多數都成長於戰後的艱難環境。
可謂，苦難興城。
2
靠打拼
香港的主人
1960年代中後期，經歷兩次暴動後，香港社會悄然發生了變化。
戰後移民及出生的孩童，此時逐漸成年，成為強有力的勞動力。
移民“父子”兩代人逐漸在香港紮根下來。1966年，香港本土人口出生占比首次過半，達53.8%。
守得雲開見月明，香港開始享受移民潮的“人口紅利”。
伴隨著二戰後穩定的環境，西方國家經濟快速增長，以及全球化紅利，香港工廠興起，大力發展製造業，移民一代二代在工廠打工，逐漸擺脫了低收入階層。香港社會開始向上流動。
此時，香港出現了一小群富裕基層。
“中產階級”這個詞開始在香港出現。
當時，中產階級，並不是指戰後南下赴港的上海富商、社會名流、洋行買辦，也不是後來興起的職業經理人、金融人才以及技術人才，而是沒有任何背景和基礎的移民群體中通過工作、創業逐漸富有的一個階層。
1972年，香港政府出版的《一九七一年香港年報》顯示：“香港似有日漸豐裕之社會，而中等階級亦愈形龐大，其情形與其他先進國家無異。【4】”
中產，最基本的標準，那就是房子。
擁有房子，才能算是這個城市的主人，才擁有歸屬感。
一篇1972年的香港公共及私人房屋評論文章寫道【5】：“1962年至1966年，只有26%的新落成樓宇售予自住的業主，但到1968年至1969年這一比例大幅度上升至49%。”
中產在香港買樓自住，說明他們願意在香港“投下注碼”，從過去的移民，成為這座城市的主人；從過去的過客心態，轉變為“主人心態”。
或許，沒有任何一類人像移民者那樣渴望一個家，渴望在這熟悉而陌生的城市擁有棲身之地。正如當下千千萬萬個打工者，希望買得起房，成為城市的主人。
香港第一代中產興起的標誌當屬美孚新邨的落成。
美孚新邨位於九龍荔枝角，前後十年分八期完成，第一期於1968年至1969年落成。
此時，“香港四大才子”之黃沾，正好創作了第一首歌曲《忘記他》（鄧麗君演唱）。
黃沾出生於廣州，1949年跟隨父母移民香港。此後，才華橫溢的他在電視臺賺得人生第一桶金，並在美孚新邨購房。
美孚新邨是香港第一個現代化的私人社區，設計理念先進，公共配套完善，當時香港的中產在美孚新邨購房，渴望一夜之間躍升為“中等公民”。
雖然也有不少香港中產居住在九龍塘、港島、葵湧的高層大廈，但是似乎只有美孚新邨，才代表著“華人中產家庭”。
每一座城市，似乎都有個具有中產代表性的“美孚新邨”。
所以，房子，是城市中產根植於內心深處的不安情結，以及渴望改變命運的現實衝動。
中產的崛起，代表著香港正在打破階級的固化，成為一個有活力、有希望、有憧憬的城市，也標誌著香港正在走向一個本土意識的市民社會。
美孚新邨，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也代表著這座城市的新希望。
從六十年末開始，香港政府乘著全球化產業轉移的大勢，推動專業結構轉型，從轉口貿易轉向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充分利用香港大量的廉價勞動力。
1967年，香港塑膠花製品出口總值達8.23億港元，占香港工業出口總值的12%。李嘉誠在此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1974年11月至1980年10月港英政府實施“抵壘政策”，吸引內地居民非法進入九龍和香港島。內地非法移民者，只要在香港找到能夠接收自己的家庭，即可居留香港。這實際上，大大吸引了廉價勞動力來港。
香港在九龍塘及新界沙田的獅子山下發展黃大仙工業區。這裏附近的寮屋區居住著密集的低收入人群，其中大部分都是移民以及非原著居民。這裏還是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臨時居住場所。
獅子山下寮屋區的9萬居民，後來成了工廠的工人。
他們在工業化浪潮中，吃苦耐勞，奮力打拼，每週工作6天，每天工作9小時，經常輪班、加班。
他們半數以上在工業區的制衣廠、電子廠、塑膠廠、金屬製品廠打工，剩下的在服務業就業，其中女性超過六成。
他們的辛勤勞作，艱苦創業，頑強拼搏，改善了自己的家庭，晉升為中產，實實在在的幹出了不屈不撓的香港精神以及“東方明珠”的榮光。
1973年，香港電臺電視部拍攝的《獅子山下》開始播放，轟動全港。
它以良鳴的屋邨為中心出發，內容涉及家庭倫理、兩性地位、鄰舍關係等，都是市民如何逆境自強的勵志故事，反映草根階層的生活，小市民們從中找到了自己的心聲。
此單元劇播出了200多集，持續時間達21年，是香港精神的代言，是香港歷史的見證者。
1979年，黃沾撰寫了與節目同名的歌曲歌詞《獅子山下》，由羅文演唱，此曲頓時紅遍香江，更成為《獅子山下》的主題曲。
《獅子山下》是香港真實歷史，是香港精神代言。
“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我地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那個時代，移民者、中產階級、香港人雖然身無分文、白手起家、歷經艱辛，但憑藉吃苦耐勞、自強不息、攜手共進，他們堅信“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有朝一日可以成為這座城市的主人。
到1970年代將近一半的勞動者成為了產業工人，在製造業、建築業就職。到1980年第三季度，黃大仙工業區工開設3634間工廠，雇用了91036名員工。
但80年代開始，香港金融、航運、商貿物流、服務業開始興起，管理、行政、技術、金融及專業人才興起。他們成了中產階級的第二梯隊，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白領、金領階層。
到1981年製造業人口占比開始下降，到1991年降至28.2%。金融、保險、地產以及商業服務的勞動人口占比從1961年的1.6%，上升到1991年的10.6%。零售、商業、酒店勞動人口占比達22.5%【6】。
新一代中產，部分是移民一代的子女，他們努力教育子女，希望改變命運。當時，香港大力推行教育普及以及公屋政策，給予這批孩子提供了穩定的教育及生活環境。通過教育，移民者實現了代際晉升，向社會上層流動。
另一方面則來自新移民。香港成為整個亞洲的淘金熱土，被譽為“亞洲四小龍”，金融公司以及金融人才、律師、會計師彙聚於此。
這一代香港人，締造了香港高度發達的市場文化以及職業經理文化。香港女性，成為亞洲職業女性之典範。
在國際市場競爭及職業經理人制度的塑造下，香港練就了接近德國、日本般苛刻、嚴謹、近乎“強迫症”般的城市性格。這頻繁地造成了兩地的文化衝突及誤解。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這顆“東方明珠”冉冉升起，與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並列，被譽為“亞洲四小龍”。
那一代移民者，那一代奮鬥者，實現了“中產夢”，成為了這座城市的主人。
3
過渡期
彷徨的市民
到了80年代，隨著中國內地改革開放，香港勞動力價格上漲，大量工廠逐漸內遷，香港製造業逐漸衰落。
不過，香港金融、旅遊、航運、國際物流快速崛起，繼續支撐著香港的繁榮。
到1980年代，若以外資銀行數據統計，香港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7】。
當時，中環已高樓林立，遍佈外資金融機構。香港政府跟隨全球大勢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解放外匯及黃金管制，香港證券、貴金屬、股市等金融市場迅速繁榮。
香港金融，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輸血管”。時至今日，上海金融中心接近半數的資金仍取道香港。
產業工廠內遷後，香港的定位發生了變化，成為內地外貿出口的中轉站。1980年代末，港產品出口總值中有三分之一來自內地。
那時，香港與內地，一衣帶水，有錢一起賺。
1982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華，主動與中國談香港問題。柴契爾夫人試圖續租香港九龍、新界，但被鄧小平堅決地回絕了。
香港談判，引發香港市民情緒波動。這座移民城市，中產階級剛剛落地生根，再次被內地的局勢攪動。
1984年，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對於香港問題經過多輪緊張的談判之後，最終雙方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
聲明規定，1997年7月1日，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同時，從1984年到1997年為過渡期。中國希望港英政府在過渡期內保持香港的穩定，勸說有關方面的人不要讓英資帶頭轉走資金。
當時香港人最為擔心的是香港制度的延續問題。中國政府承諾香港制度50年不變，並採取“一國兩制”的方式予以保障。
但是，香港“遷徙”、“逃避”以及極具危機感的移民文化，再次泛起。
這種不安全感根植於香港的城市基因之中。
當年，戰爭期間從內地遷移過來的一代，他們剛剛過上安定且富裕的生活，但內心深處依然對政局極為敏感。
很多人形容逃港那一代人抱著“難民心態”、“過客心態”客居香港。再加上當時香港的殖民文化，很多移民者潛意識裏存在“客居英殖民地”之念。
一邊是回歸久違的祖國以及不確定的未來，一邊是英港殖民以及蒸蒸日上的前途，香港人，尤其是中產內心極為矛盾與複雜。
左右搖擺、猶豫、彷徨，成為當時香港中產的主流心態。移民，是他們的應變之策。
這患得患失、自留退路的心態，導致香港中產錯失了把握或影響香港政治的關鍵機會。
過去，香港學界一直在談論、反思中產在過渡期的失誤。
在香港基本法制定前後，內地遇到一些小風波，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都在積極爭取香港中產階級的支持。
但是，香港中產表現出的是焦慮與猶豫。
中產，是一個城市的進步力量。他們身上所彰顯的平等、競爭之思想以及上進、刻苦之精神，是香港政治的積極因素。
倘若他們沒能將這些積極因素付諸於政治及政策之中，焦慮、彷徨、不安可能演變為破壞性。
香港中產，憑藉不屈不撓的打拼以及聰慧，買下了屬於自己的房子，在經濟上成為這座城市的主人。但是，他們在政治上尚未成熟，沒能把握時機推動建立一套有效的治理體系。
這是當前香港混亂的街頭政治因素之一。
每當起波瀾，香港中產根植於內心的移民情緒又會氾濫，這種不安全感似乎在代際之間、社區之間傳遞。
每次移民潮，大量中產家庭爭吵。移民帶來的就業、收入、房產、教育甚至離婚問題，成為了這種城市深處的痛楚記憶。
實際上，大部分中產依然留在了香港，部分人將孩子送到國外讀書，形成分居家庭。
通常，男人在香港維持穩定的收入，供養妻兒移居澳洲或加拿大。妻兒與丈夫之間的地域、文化割裂，深深地傷害了很多家庭。
高速增長以及職業前途，讓更多中產選擇留守香港。到了1980年代末，香港的人均產值已經接近80000港幣，僅次於日本居亞洲第二。
到了九十年代，亞洲經濟的腳步依然沒有停歇，不少國家的資產價格持續攀升。
臨近回歸，英資陷入恐慌性拋盤。1995年，怡和、置地、太古、嘉道理，代表英資的四大資本家族，大規模拋出手中核心資產，換成現金渡海西遊。
但是，香港樓市多方勢力依然兇猛，部分國資以及內地背景的港資入世。當時，香港樓市浮躁情緒彌漫，炒房者大肆炒作，打出“大陸一定接盤香港”、“大陸定保障香港樓市”的瘋狂口號。
在九七之前，持續高漲的房價沖昏了絕大多數人的頭腦。幾乎所有人，都在享受這一財富盛宴。
此時，香港的產業已經完成第二次轉型升級。製造業比重已經不足20%，金融、航運、國際物流、旅遊以及商貿服務，成為其核心產業。
新一代中產階級，大多數是接受過良好教育的金融、管理、技術以及律師等專業人才。薪水跟隨著經濟增長水漲船高，他們習慣於加杠杆買房以及消費。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城市配套以及科教文化快速發展。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尤其是香港科技大學快速崛起，逐漸躋身為亞洲頂級名校。
香港的獅子山精神，從第一代中產身上的吃苦耐勞、同舟共濟，逐漸過渡到新一代中產的精英文化——頂級的職業素養以及國際競爭力。
房產、財富、薪水、知識以及城市文化，香港正在快速躋身國際發達經濟體行列。
那些年，是香港最美好的時代。
4
負資產
沒落的中產
在九七之前，香港人的擔憂主要在政治上，而非經濟。
對於經濟，人人都是樂觀主義者，早已習慣持續高增長。
當時，香港人普遍認為，只要回歸後保持香港制度不變，經濟即可持續繁榮。
1997年7月2日，就在香港回歸的第二天，泰國宣佈放棄固定匯率，泰銖大幅度貶值，金融海嘯迎面而來。
香港回歸的愉悅氣氛，立即被房地產價格崩盤、股票及金融資產縮水、公司倒閉、工人失業、家庭破產所引發的一系列恐慌所取代。
亞洲金融風暴，終結了亞洲普遍性的持續高增長，終結了香港的持續繁榮，也終結了屬於香港中產的大時代。
穩定晉升的職業生涯以及水漲船高的薪水，原本是中產前途的經典路線。
穩定的職業及收入，積累良好的信用，並以此按揭購房、購車，開卡消費，供孩上學，原本是中產家庭的固定生活。
然而，這場金融風暴，把很多中產的前途以及家庭規劃，打得粉碎。
1998年，香港樓市在歷史峰值中瘋狂下跌，大多數房價在一年內被腰斬。
1998年失業率上升到4.3%，結束了香港過去20多年的低失業歷史。此後四年長期維持在4.6%以上，2002年更達到7.6%。
預期穩定，是中產階級的最大特點。但是，公司倒閉、裁員、遣散、降薪，打破了中產階級的預期穩定性。
部分中產家庭，失業或收入下降，導致沒有能力供房、供卡，從而失去了房子；或緊縮生活開支，以支撐高額的房貸。
我們今天將這場危機界定為亞洲金融危機，但香港人將其稱為泡沫危機。
這場泡沫危機，讓香港人認識了一個新名詞——負資產。
當時，香港很多樓宇總價下跌到比貸款額還低，這就出現了負資產。
遭遇這一悲劇的人，統一被稱為“負資產者”。
1997至2003年，香港樓市最低潮時，催生了超過10萬名“負資產”人群。按照彼時香港240萬套房產計算，“負資產”者占總購房人口的5%。
根據香港金管局的數據顯示，2003年受“非典”衝擊，香港負資產問題最為嚴重，當年六月共有105697宗負資產按揭，占所有按揭的22%，涉及金額1650億港元，按揭金額與抵押的比例為128%。香港銀行在按揭市場上承擔360億港元的壞賬風險。
當時，香港不少明星將積蓄投入房地產，最後淪為負資產。張衛健的所有積蓄在高位接盤了香港樓市。金融危機爆發後，這些房子淪為負資產，負債高達3000多萬港幣，他被迫虧本處理了8處房產，以還銀行貸款。
當時，香港中產，只需5%首付即可按揭買房。整座城市、金融系統以及家庭的的杠杆率都非常高。但是，杠杆率，被持續的高增長所掩蓋。
等到泡沫破滅，大家才猛然發現：房產，是富人的財富，是中產的債務“紙牌屋”【8】（詳見《全球中產階級 | “紙牌屋”與“掃地出門”》）。
對於富人來說，房產是大類資產配置之一，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國富人大部分資產都配置在房產中，美國則是房產與股票為主。
但對於中產來說，房產是資產，但更是安身之所，屬於真實的債務。一旦房產總價跌破貸款額，那就淪為負資產。
香港第一代中產，為了獲得歸屬感，成為這座城市的主人，他們以當時相對低的價格購買了房產。第一代中產，相當於拿到了這座城市的門票。
到新一代中產時，香港房價已到達相對高度。年輕人為了拿到這張城市門票，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包括極高的負債、透支性的消費以及束縛性的職業生涯。
房產，是富人的財富，中產的昂貴的城市門票【9】。這一定律，適合於大多數國家。沒有退路的香港中產，為了獲得這張城市門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無數張負債堆積的城市門票，最終累積成一堆巨大的泡沫。正如日本反思泡沫經濟一樣，九七之前香港的真實財富到底是多少。
一個高泡沫的城市，是沒有退路的城市。
經歷了暴風驟雨般地去杠杆之後，直到2003年，香港的財富尤其是房產大幅度縮水。泡沫回歸，那才是相對真實的財富。
不過，與新加坡、韓國類似，香港本身的金融體制相對健康，這場危機帶來的衝擊五年之後被市場的力量逐漸燙平。
2004年開始，香港經濟持續回暖，金融、港口、航運依然保持亞洲頂級的競爭力。
這個階段，中國已加入了WTO，內地出口貿易以及製造業快速發展。倘若以深圳、上海對比，香港的相對競爭力在九七之後逐漸下降。
內地的成就顯而易見，但與香港對比，顯然缺乏可比性。正如湖水與海水，哪個更漂亮。
香港是一個開放性的國際都市，其資產包括房產，由全球金融市場定價，經過了國際競爭的檢驗。中國城市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市場，所有資產都由人民幣定價，在國際市場上的真實價值尚未確定【10】。
不過，與國際相比，新加坡在科教、航運、金融方面逐漸後來居上。
金融風暴後，香港的增速與韓國類似，經濟增速沒有過去20多年那麼穩定、高速。
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增速長期超過8%，但金融風暴之後陷入低迷，2000年增速又達7.66%，此後兩年再陷入低增長。2004、2005、2006、2007，這四年乘全球化以及中國內地貿易的東風，經濟增速超過6.4%。
2008年金融危機後，香港與韓國、英國、美國類似，長期跌入低增長。這兩年，經濟有所回升，增速超過3%。
從全球來看，今日之香港依然是一個世界傑出、亞洲頂級的國際性都市。這座只有700多萬人口、面積不及北京1/15的城市，在金融、航運、國際物流、商貿的競爭力非常突出，香港的實力依然不可小覷。
但是，香港的問題出在深層次的結構上。
反思亞洲金融風暴，香港到底失去了什麼。
香港，這座亞洲頂級城市的地位沒有丟失。香港，也不會因為內地的崛起而吃虧。
香港真正失去的是，中產階級及其身上的香港精神。
5
移民
一個時代的終結
中產階級，代表著“人人有機會”的社會機制，與階級固化相反。
這是一種人人嚮往的主流價值觀及社會形態。
但是，很可惜的是，亞洲金融風暴，終結了香港中產階級時代。
八九十年代開始，製造業逐漸內遷，香港金融、航運、商貿崛起。從住宅樓到寫字樓，從寫字樓到港口，香港開始進入李嘉“城”的時代。
香港土地國有化制度+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再加上波濤洶湧的資金暗流，造就了全球最為畸形的樓市格局。
持續增長的高房價，將香港社會撕裂成有產者與無產者兩大對立階級。當泡沫崩盤後，香港政府立於兩大階級之間左右為難、無所作為。
1997年香港特首董建華提出的八萬五建屋計畫無疾而終，地產商以及有產者反對大規模建設公屋。
2018年香港政府試圖開發大嶼山島，供應大量公屋解決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然而，這一宏偉的市民福利，依然遭受各種抵制。
事實上，香港的土地開發面積只有20%多。
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香港土地國有化，土地資源沒有實現市場化配置，被高房價托舉之後，成為整個社會的矛盾之端。
香港政府似乎並不依賴於如此大規模的土地財政。香港的居屋、公屋等福利房政策，已經很完善。香港政府也非常主張建設福利房，但他們的政策被社會矛盾所牽制。
換言之，香港政府手握土地，實際上給自己找來了一堆麻煩。
如今，香港政府的信任度每況愈下，任何大型福利政策都會遭到相當強烈的反對。本質上，香港政府缺乏足夠的政治智慧，去化解當前這座城市的尖銳矛盾。
高房價，沒有毀滅這個城市的競爭力，但是終結了這座城市的中產階級以及香港精神。
高房價之下，香港中產徹底淪為精英主義者，沒有了第一代人的激情、活力以及不屈不撓的精神。
而造成這一切的不是財富規模，而是利益平衡。香港的問題並不是發展，而是社會平衡。
所以，房價問題，是表像問題、經濟問題，本質問題在於這座城市的治理者缺乏足夠的政治智慧，甚至無法取信於民。
香港中產不屈不撓、艱苦卓絕，買下了昂貴的房子，但是他們實際上沒有成為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
移民文化根植於他們的基因之中，遷徙、逃避、各顧各路，導致他們錯過了掌握這座城市話語權的機會。如今，一旦風浪再起，移民情結，依然彌漫於整座城市。
人生最大的悲劇或是，這個時代早已不屬於你，但你依然還在那裏。一些經歷過中產時代的老香港人，他們堅守故土，但已然無力適應新的時代。
香港，依然是一個很強大的香港，但她病了。若久病不治，內耗定然損傷其本，毀其前途。
如今，除了人均收入之外，深圳經濟總量已超過了香港，房價也正在追趕中。每當看到香港的街頭混亂、房價膨脹，站在深圳這片熱土上，最大的感觸是痛惜、無奈以及敬畏，只能默默地祝福深圳好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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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香港今昔，高添強，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8】全球中產階級 | “紙牌屋”與“掃地出門”，清和，智本社；
【9】房子，無奈的代際選擇，昂貴的城市門票，清和，智本社；
【10】三城記 | 近觀香港，遠看上海，反思深圳，清和，智本社。
文章來源: 智本社 於2019-0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