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百年
1919年的5月4日，成立不久的中華民國政府，北京3000餘名學生因對巴黎和會上中國北洋政府外交的失敗及受辱感到極度不滿而齊聚天安門，他們高喊“外爭國權，內懲國賊”、“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拒絕在對德合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等口號。
五四運動已經過去百年之久，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核心的五四精神仍然在回蕩。
五四運動已經過去百年之久，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核心的五四精神仍然在回蕩。
五四運動有廣義、狹義的兩種意義
狹義的五四運動，是1915年5月4日北京學生上街示威遊行活動，以及後來擴展到上海等地工人中間的“六三”大罷工；廣義的五四運動，則把以1915年《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為起點的新文化運動包含在內，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狹義的五四運動，是1915年5月4日北京學生上街示威遊行活動，以及後來擴展到上海等地工人中間的“六三”大罷工；廣義的五四運動，則把以1915年《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為起點的新文化運動包含在內，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一、狹義的五四運動
狹義的五四運動是一場突發性的愛國政治運動。1916年妄圖復辟帝制的袁世凱去世之後，時任副總統的黎元洪繼任為大總統，但國家的統治實權卻掌握在總理段祺瑞手中，段祺瑞不理不同意參戰的總統意見，中國於1917年8月正式參加一戰，不過實際未派遣一兵一卒的武裝軍隊，而是派出10多萬勞工為協約國做後勤支援工作，其實是民工苦力，變相的另一類奴隸，又是另一種屈辱。1918年末一戰結束，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戰敗，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成為參戰國，派出的代表團提出的各種合理要求被拒，各國反而還要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給日本。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五四運動爆發了。
首先發起抗議及參與運動的青年，最初是反對當時的北洋政府竟然不能爭取正義而應有的權利反而被迫簽訂視為喪權辱國的和約，於是走上街頭抗議，跟後來參與的工人，五月三日、四日、五日上街遊行演講，推動罷工、罷課、罷市，上海8萬餘名工人齊齊罷工，隨後全國其他地方工人接連響應，他們堅決支持北京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歷史上標誌著工人階級從此登上了政治的舞臺。北洋民國的政府逮捕學生百餘人，並以軍警以武力鎮壓引致學生及抗議者有死有傷。五四運動以後，愛國運動被當時的高知及社運人士變質成新文化運動，還把政治的主要內容轉變為宣傳馬克思主義，自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從思想上為中國共產黨的而誕生做了準備，改變了不少中華人的意識形態。
前人有人應為五四是值得被永遠銘記。强調青年是社會的良心，他們為了理念而英勇無畏、不怕犧牲的精神是永遠鼓舞後世的，青年為國家、為民族去奮鬥是值紀念。
二、廣義的五四運動
廣義的五四運動是包含著推翻中華傳統文化的新文化運動的，人們因此把二者統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
所謂新文化運動開始是1919年5月4日學生運動，但實際上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是在五四運動之後，1915年9月15日創刊的《青年雜誌》(La_jeunesse)出現，新文化運動在五四運動之後才真正“活動”起來。
《青年雜誌》出版發行至1926年7月，終刊共出9卷54號。是由共產黨先行者陳獨秀在上海創立，群益書社發行。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劉半農以及魯迅輪流編輯。
《青年雜誌》從1916年9月起改名為《新青年》。
1925年11月，魯迅在《熱風·題記》中說：五四運動之後，革新運動表面上“頗有些成功，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後來又將這個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胡適在1928年新文化運動紀念演講中說道五四運動中“許多報紙，皆用白話文章發表，把數年前的新文學運動，無形推廣許多。”周作人也曾說，五四事件的發生“引發了全國的視聽，乃至事件著落之後，引起了的熱情轉變為新文化運動”。
從眾多新文化運動健將的說法，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出現的是在五四以後，以五四為界限，前期應當是提倡白話文的“文學革命”，後面才是真正的“新文化運動”。有學者便認為，“五四運動是兩場運動的組合：一場是政治運動，亦即學生愛國運動；一場是文化運動，習稱新文化運動。”至於為何以1915年的《新青年》為開始標誌，則多半事後的追溯。
對五四的紀念
1920年李大釗在紀念“五四”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盼望，從今以後，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意義。”不負所望的是，自五四運動後，每年都會有“五四”的相關紀念活動，而且人們總會賦予這場運動一些新的意義。
1919-1926年處於北洋民國政府統治時期，這一時期前幾年對五四運動的紀念主要是宣揚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五四自由民主精神。
到了後來，北洋政府的軍閥式團體利益、貪腐黑暗及任由西方國家及東洋倭寇的經濟掠奪統治越來越為國人所不能容忍，於是對五四的紀念活動逐漸成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北洋政府的政治宣傳。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這一時期對五四運動的紀念宣傳發生了轉向。在國民黨控制之下，五四運動成了三民主義的功勞，政客們不斷鼓吹五四運動是三民主義思潮影響下發動的，在紀念五四的講話中，號召青年學生們要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積極投身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共產黨。此時的紀念活動逐漸成了一種反共、抗日的政治宣傳。
“新文化運動”的最主要中心是要放棄中華傳統文化，揚棄中華文化的一切，抛捨儒家的思想體系，以白話文全面代替文言文，更有激進者主張徹底丟棄漢文方塊字，改以拉丁字母全面代替, 打殺漢醫漢藥，全民族西化, 向西方所有的學習、認同、同化，就是這些急進及激進的思想及意識形態，把三四百年來被西方工業革命先行列强欺凌下的中華民族的已經弱小民族尊嚴及信心，更再加一把摧殘，現實上，從這運動開始，這一百年，中華民族是處於一個徘徊無助，全無方向，全無理想的狀態， 今之中華人向洋自卑嚴重情形依然存在，另外五四運動亦是催生了一個絕不適合中華人的”馬克思”政權， 所以在紀念這日子，是否要重新思孝這運動帶來的“影響”,不要盲目去讚訟。
在思想史領域，歷史的本相常常和我們文字記錄的歷史有所不同，比如我們以為在1915年便發動的新文化運動對中華是正面的，但當你環觀今天的中華一切，實際上這運動帶來的亦有極大的“副作用”。
有真正見地及良心的歷史學家會指出:“周年紀念可在現實與歷史之間築起一條情感橋樑，對紀念的人物和事件進行重新塑造，以適應現在的人們和政府不斷變化的看法”，或許今後，五四運動還是會不斷被紀念，但是希望會不斷闡發出新的五四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