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夕何夕，今年何年, 美中正式開啟冷戰, 首先美國攻堅中國通訊科技事業, 讓人想起, 美日貿戰往事: 30年前日本如何輸掉晶片戰爭的。
如今的局勢套用一個媒體前輩的說法，“二十年來的大溫和年代結束了”，全球化的進程在2016年之後迅速放緩甚至倒退。而最讓人關注的，絕對是中美正在進行的貿易戰，雖然談判還在進行，但結果令人心憂。科技進步和核心技術的發展悠關國運。
讓我們拉回30年前，當時的經濟老大和老二的科技和貿易的較量。從日本的晶片經驗中，世人能學到什麼？
已經少有人記得那場在僅僅30餘年前，日美之間爆發的晶片戰爭。
這一戰，日本人輸得乾乾淨淨，從高峰時佔據全球近80%的DRAM（俗稱電腦記憶體）份額，跌到現在的零。這場晶片戰爭完美詮釋了什麼叫國際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競爭理論在大國產業PK中，只是一個美好的童話。
1. 垂井康夫
1980年代前五年是日本半導體晶片企業的高光時刻。
矽谷的英特爾、AMD等科技創業公司在半導體存儲領域，被日本人追著打，然後被反超，被驅離王座，半導體晶片領域（當時主要是半導體存儲佔據主流）成為日本企業後花園。
美國的科技公司敗在了模式上。
矽谷的發展模式是，通過風險投資為創業公司注入資金，創業公司獲得資金支持後，進行持續的技術創新獲得市場，提升公司估值，然後上市，風險資本賣出股票獲利退出。
這種模式以市場為導向，效率高，但體量小，公司之間整合資源難，畢竟大家都是一口鍋裏搶飯吃的競爭對手。
日本人的玩法截然不同：集中力量辦大事。1974年，日本政府批准“超大規模積體電路（俗稱半導體晶片）”計畫，確立以趕超美國積體電路技術為目標。隨後日本通產省組織日立、NEC、富士通、三菱和東芝等五家公司，要求整合日本產學研半導體人才資源，打破企業壁壘，使企業協作攻關，提升日本半導體晶片的技術水準。
日本的計畫也差一點兒夭折，各企業之間互相提防、互相拆台，政府承諾投入的資金遲遲不到位。關鍵時刻，日本半導體研究的開山鼻祖垂井康夫站了出來，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將各懷心思的參與方們捏合到一起。
垂井康夫的說辭簡單明瞭：大家只有同心協力才能改變日本晶片基礎技術落後的局面，等到研究成果出來，各企業再各自進行產品研發，只有這樣才能扭轉日本企業在國際競爭中孤軍奮戰的困局。
註: 垂井康夫是日本電晶體研究的先行者，是集成技術本身的先導者，在IC、LSI、超LSI等積體電路研發有極大貢獻。1961年1月21日在日本完成了最初的IC，之後，參與“超高性能電子電腦”專案。1968年，研發了電子束曝光裝置，第二年發布了肖特基TTL，其次在第二年在世界上首次發表再發佈了DSAMOS電晶體。通過此專案，NM使用OS電晶體的144位SRAM委託給日本電氣製作。將混合LSI委託日立製作完成。1976年成立的“超LSI技術研究組合研究所”擔任所長，在4年的開發期間確立了超LSI工藝基礎技術，通過開闢通向亞微米工藝的道路，確保日本半導體產業之後的的興盛。
1929年(昭和4年)生
1951年（昭和26年）早稻田大學第1理工學部電氣工學部工業技術院電氣試驗所
1965年(昭和40年)電氣試驗所半導體零部件研究室主任
1976年(昭和51年)超LSI技術研究組合共同研究所所長
1981年（昭和56年）東京農工大學學電氣工學系教授
1993年(平成5年)早稻田大學客座教授
1995年(平成7年)紫綬獎章獲獎
2001年(平成13年)武田計測先端知識財團常任理事
2. 美國人被嚇壞了
日本實施計畫4年，取得上千件專利，一下子縮小了和美國的技術差距。日本政府再推出貸款和稅費優惠等措施，日立、NEC、富士通等企業一時間兵強馬壯，後援充足。
一座座現代化的半導體存儲晶片製造工廠在日本拔地而起。隨著生產線日夜運轉，日本人發起了飽和攻擊。
美國人的噩夢開始了。1980年，日本攻下30%的半導體記憶體市場，5年後，日本的份額超過50%，美國被甩在後面。
矽谷的高科技公司受不了市場份額直線下跌，不斷派人飛越太平洋到日本偵察，結果讓人感到絕望。時任英特爾生產主管的安迪.格魯夫沮喪地說：“從日本參觀回來的人把形勢描繪得非常嚴峻。”如果格魯夫去日本參觀，他也會被嚇壞的：一家日本公司把一整幢樓用於存儲晶片研發，第一層樓的人員研發16KB容量，第二層樓的人員研發64KB的，第三層人員研發256KB的。日本人這種研發節奏簡直就是傳說中的三箭齊發，讓習慣了單手耍刀的矽谷企業毫無招架之力。
讓美國人感到窒息的是，日本的存儲晶片不僅量大，品質還很好。1980年代，美國半導體協會曾對美國和日本的存儲晶片進行品質測試，期望能找到對手的弱點，結果發現美國最高品質的存儲晶片比日本最差品質的還要差。
而且，日本人還拍著胸脯對客戶保證：日本的存儲晶片保證品質25年！
3. 英特爾差點翹辮子
在日本咄咄逼人的進攻下，美國的晶片公司兵敗如山倒，財務數據就像融化的霜淇淋，一塌糊塗。
1981年，AMD淨利潤下降2/3，國家半導體虧損1100萬美元，上一年還賺了5200萬美元呢。第二年，英特爾被逼裁掉2000名員工。日本人繼續擴大戰果，美國人這邊繼續哀鴻遍野，1985年英特爾繳械投降，宣佈退出DRAM存儲業務，這場戰爭讓它虧掉了1.73億美元，是上市以來的首次虧損。在英特爾最危急的時刻，如果不是IBM施以援手，購買了它12%的債券保證現金流，這家晶片巨頭很可能會倒閉或者被收購，美國資訊產業史可能因此改寫。
英特爾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哀歎美國進入了“帝國衰落”的進程。他斷言，這種狀況如果繼續下去，矽谷將成為廢墟。
更讓美國人難以容忍的是，富士通打算收購仙童Fairchild半導體公司80%的股份。仙童半導體公司是矽谷活化石，因為矽谷絕大部分科技公司的創始人（包括英特爾和AMD）都曾經是仙童半導體的員工。在矽谷人心中，仙童半導體神一般的存在，現在日本人卻要買走他們的“神”，這不是恥辱麼？有一家美國報紙在報導中寫道：“這筆交易通過一條消息告訴我們，我們已經很落後了，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對此做出應對。”
因此，英特爾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他聯合其他矽谷企業成立了SIA，目標是應對日本半導體企業的競爭矽谷的科技公司成立了半導體行業協會（簡稱SIA）來應對日本人的進攻，經過幾年遊說，成果如下：將資本所得稅稅率從49%降低至28%，推動養老金進入風險投資領域。但政府就是不願出面施以援手。
1985年6月，SIA終於炮製出一個讓華盛頓不淡定的觀點，一舉扭轉局面。
4. 神奇邏輯扭轉局面
SIA的觀點是：美國半導體行業削弱將給國家安全帶來重大風險。
日本不是美國的盟友麼，日本半導體崛起，美國半導體衰落，看著就是左口袋倒右口袋的遊戲，怎麼會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呢？
SIA的邏輯鏈是這樣的：
因為超級武器技術離不開超級電子技術，超級電子技術又離不開最新半導體技術（這話沒毛病）；
如果美國的半導體技術落後，美國軍方將被迫在關鍵電子部件上使用外國產品包括日本貨（有點意思）；
外國貨源不可靠，戰爭時期會對美國斷貨，非戰爭時期還會向美國的對手蘇聯供貨（日本人看到這裏，估計要哭了）；
所以，美國放任日本在半導體晶片領域稱霸，就等於犧牲國家安全……（日本人的心此刻在滴血）。
此前，SIA遊說7年，得到政府的回應總是：美國是自由市場，政府權力不應染指企業經營活動。
這次，SIA的“國家安全說”一出，美國政府醍醐灌頂，從原來的磨磨唧唧變成快馬加鞭，效率高得驚人：
1986年春，日本被認定只讀記憶體傾銷；9月，《美日半導體協議》簽署，日本被要求開放半導體市場，保證5年內國外公司獲得20%市場份額；不久，對日本出口的3億美元晶片徵收100%懲罰性關稅；否決富士通收購仙童半導體公司。
美國人這一波操作至少開創了兩個記錄：第一次對盟友的經濟利益進行全球打擊；
第一次以國家安全為由，將貿易爭端從經濟學變成政治經濟學問題。
負責和日本交涉的美國在亞洲地區的首席貿易代表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一面指責日本的半導體晶片產業政策不合理，一面又對它讚歎不已，“所以我對美國政府說我們也要採取和日本相同的政策措施。”
對這種雙重標準，曾在日立製作所和爾必達做過多年研發的湯之上隆在自己的書中氣憤地說：“這人實在是欺人太甚！”
5. 三星補刀
隨著《美日半導體協議》的簽署，處於浪潮之巔的日本半導體晶片產業掉頭滑向深淵。
日本半導體晶片產業從1986年最高40%，一路跌跌不休跌到2011年的15%，吐出超過一半的市場份額，其中的DRAM受打擊最大，從最高點近80%的全球市場份額，一路跌到最低10%（2010年），回吐近70%。
可以說，和美國人這一戰，日本人此前積累的本錢基本賠光，舉國辛苦奮鬥十一年（從1975年到1986年），一夜被打回解放前。
但日本人吐出的肉，並沒有落到美國人嘴裏，因為矽谷超過7成的科技公司砍掉了DRAM業務（包括英特爾和AMD），1986年之後，美國人的市場份額曲線就是一條橫躺的死蚯蚓，一直在20%左右。
那麼，這70%的巨量市場進了誰的肚子？
答案是韓國。
在日本被美國胖揍的1986年前後，韓國DRAM趁機起步，但體量猶如蹣跚學步的嬰兒，在全球半導體晶片業毫無存在感。而且和日本相比，以三星為代表的韓國半導體晶片企業完全是360度無死角的菜雞：根本打不進日本人主導的高端市場，只能在低端市場靠低價混飯吃；市場體量上，兩者就是螞蟻和大象的區別。
但三星深諳所有的貿易摩擦問題都屬於政治經濟學範疇，借機幹翻了日本大象。
李健熙抓住日美進行晶片戰的絕佳機會，帶領三星半導體成功逆襲上位。
1990年代，三星面臨美國發起的反傾銷訴訟，但其掌門人李健熙巧妙利用美國人打壓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機會，派出強大的公關團隊遊說克林頓政府：“如果三星無法正常製造晶片，日本企業佔據市場的趨勢將更加明顯，競爭者的減少將進一步抬高美國企業購入晶片的價格，對於美國企業將更加不利。”
於是，美國人僅向三星收取了0.74%的反傾銷稅，日本最高則被收取100%反傾銷稅，這種操作手法簡直是連樣子都懶得裝。
三星抱上美國的大腿，等於從背後給了日本一刀，讓日本徹底出局。
6. 決勝關鍵
如果沒有三星補刀，日本半導體晶片尚有走出困境的希望。
美國人用《美日半導體協議》束縛日本人，並揮動反傾銷大棒對其胖揍，但日本半導體存儲晶片產業受的只是皮肉傷，因為矽谷的企業超過七成退出了半導體存儲晶片行業，市場仍然牢牢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熬過去後，又是一群東洋好漢，畢竟在全球半導體晶片產業鏈上，日本還是一支難以替代的力量。
三星加入戰團並主動站隊美國後，難以替代的日本人一下子變的可有可無，韓國人由此成為新寵。隨後，三星的DRAM“雙向型數據通選方案”獲得美國半導體標準化委員會認可，成為與微處理器匹配的記憶體，日本則被排除在外。這樣，三星順利搭上微處理器推動的個人電腦時代快車，領先日本企業。
日本丟失的半導體晶片份額，幾乎都進了以三星為首的韓國企業嘴裏
從上面的DRAM份額圖中可以發現，日本的份額呈斷崖式下跌，韓國的則是一條陡峭的上升曲線，一上一下兩條線形成一把巨大的剪刀，剪掉的是日本半導體晶片的未來。
此後，即使日本政府密集出臺半導體產業扶持政策，並投入大量資金，但也無力回天，日本半導體晶片出局的命運已定。
東芝半導體插標賣掉後，標誌著日本半導體晶片徹底出局
直到今天，仍有觀點認為，韓國半導體晶片的崛起，日本半導體晶片的衰落，是產業轉移的結果。這是不准確的，因為產業轉移是生產線/工廠從高勞動力成本地區向低勞動力成本地區遷移，日本的半導體晶片企業並沒有向韓國遷移生產線，而是直接被替代。美國人實際上聯手韓國，重組了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將日本人從供應鏈上抹去，使一支在全球看起來不可或缺的產業力量消失得乾乾淨淨。
縱觀日美晶片戰，是否掌握重組全球產業鏈的能力，才是貿易戰中決勝的關鍵，市場份額的多寡不構成主要實力因素，這也是日本輸掉晶片戰爭的關鍵原因之一。
以史為鑒，美日貿易戰往事， 今時今日的美中貿易戰比當年的日美貿易糾紛在實質上是更為惡劣, 除了貿易、科技等之外，還有是民族生存，意識形態、民粹、民主體制、甚至文化等等, 是關乎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的貨真價實的冷戰
如今的局勢套用一個媒體前輩的說法，“二十年來的大溫和年代結束了”，全球化的進程在2016年之後迅速放緩甚至倒退。而最讓人關注的，絕對是中美正在進行的貿易戰，雖然談判還在進行，但結果令人心憂。科技進步和核心技術的發展悠關國運。
讓我們拉回30年前，當時的經濟老大和老二的科技和貿易的較量。從日本的晶片經驗中，世人能學到什麼？
已經少有人記得那場在僅僅30餘年前，日美之間爆發的晶片戰爭。
這一戰，日本人輸得乾乾淨淨，從高峰時佔據全球近80%的DRAM（俗稱電腦記憶體）份額，跌到現在的零。這場晶片戰爭完美詮釋了什麼叫國際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競爭理論在大國產業PK中，只是一個美好的童話。
1. 垂井康夫
1980年代前五年是日本半導體晶片企業的高光時刻。
矽谷的英特爾、AMD等科技創業公司在半導體存儲領域，被日本人追著打，然後被反超，被驅離王座，半導體晶片領域（當時主要是半導體存儲佔據主流）成為日本企業後花園。
美國的科技公司敗在了模式上。
矽谷的發展模式是，通過風險投資為創業公司注入資金，創業公司獲得資金支持後，進行持續的技術創新獲得市場，提升公司估值，然後上市，風險資本賣出股票獲利退出。
這種模式以市場為導向，效率高，但體量小，公司之間整合資源難，畢竟大家都是一口鍋裏搶飯吃的競爭對手。
日本人的玩法截然不同：集中力量辦大事。1974年，日本政府批准“超大規模積體電路（俗稱半導體晶片）”計畫，確立以趕超美國積體電路技術為目標。隨後日本通產省組織日立、NEC、富士通、三菱和東芝等五家公司，要求整合日本產學研半導體人才資源，打破企業壁壘，使企業協作攻關，提升日本半導體晶片的技術水準。
日本的計畫也差一點兒夭折，各企業之間互相提防、互相拆台，政府承諾投入的資金遲遲不到位。關鍵時刻，日本半導體研究的開山鼻祖垂井康夫站了出來，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將各懷心思的參與方們捏合到一起。
垂井康夫的說辭簡單明瞭：大家只有同心協力才能改變日本晶片基礎技術落後的局面，等到研究成果出來，各企業再各自進行產品研發，只有這樣才能扭轉日本企業在國際競爭中孤軍奮戰的困局。
註: 垂井康夫是日本電晶體研究的先行者，是集成技術本身的先導者，在IC、LSI、超LSI等積體電路研發有極大貢獻。1961年1月21日在日本完成了最初的IC，之後，參與“超高性能電子電腦”專案。1968年，研發了電子束曝光裝置，第二年發布了肖特基TTL，其次在第二年在世界上首次發表再發佈了DSAMOS電晶體。通過此專案，NM使用OS電晶體的144位SRAM委託給日本電氣製作。將混合LSI委託日立製作完成。1976年成立的“超LSI技術研究組合研究所”擔任所長，在4年的開發期間確立了超LSI工藝基礎技術，通過開闢通向亞微米工藝的道路，確保日本半導體產業之後的的興盛。
1929年(昭和4年)生
1951年（昭和26年）早稻田大學第1理工學部電氣工學部工業技術院電氣試驗所
1965年(昭和40年)電氣試驗所半導體零部件研究室主任
1976年(昭和51年)超LSI技術研究組合共同研究所所長
1981年（昭和56年）東京農工大學學電氣工學系教授
1993年(平成5年)早稻田大學客座教授
1995年(平成7年)紫綬獎章獲獎
2001年(平成13年)武田計測先端知識財團常任理事
2. 美國人被嚇壞了
日本實施計畫4年，取得上千件專利，一下子縮小了和美國的技術差距。日本政府再推出貸款和稅費優惠等措施，日立、NEC、富士通等企業一時間兵強馬壯，後援充足。
一座座現代化的半導體存儲晶片製造工廠在日本拔地而起。隨著生產線日夜運轉，日本人發起了飽和攻擊。
美國人的噩夢開始了。1980年，日本攻下30%的半導體記憶體市場，5年後，日本的份額超過50%，美國被甩在後面。
矽谷的高科技公司受不了市場份額直線下跌，不斷派人飛越太平洋到日本偵察，結果讓人感到絕望。時任英特爾生產主管的安迪.格魯夫沮喪地說：“從日本參觀回來的人把形勢描繪得非常嚴峻。”如果格魯夫去日本參觀，他也會被嚇壞的：一家日本公司把一整幢樓用於存儲晶片研發，第一層樓的人員研發16KB容量，第二層樓的人員研發64KB的，第三層人員研發256KB的。日本人這種研發節奏簡直就是傳說中的三箭齊發，讓習慣了單手耍刀的矽谷企業毫無招架之力。
讓美國人感到窒息的是，日本的存儲晶片不僅量大，品質還很好。1980年代，美國半導體協會曾對美國和日本的存儲晶片進行品質測試，期望能找到對手的弱點，結果發現美國最高品質的存儲晶片比日本最差品質的還要差。
而且，日本人還拍著胸脯對客戶保證：日本的存儲晶片保證品質25年！
3. 英特爾差點翹辮子
在日本咄咄逼人的進攻下，美國的晶片公司兵敗如山倒，財務數據就像融化的霜淇淋，一塌糊塗。
1981年，AMD淨利潤下降2/3，國家半導體虧損1100萬美元，上一年還賺了5200萬美元呢。第二年，英特爾被逼裁掉2000名員工。日本人繼續擴大戰果，美國人這邊繼續哀鴻遍野，1985年英特爾繳械投降，宣佈退出DRAM存儲業務，這場戰爭讓它虧掉了1.73億美元，是上市以來的首次虧損。在英特爾最危急的時刻，如果不是IBM施以援手，購買了它12%的債券保證現金流，這家晶片巨頭很可能會倒閉或者被收購，美國資訊產業史可能因此改寫。
英特爾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哀歎美國進入了“帝國衰落”的進程。他斷言，這種狀況如果繼續下去，矽谷將成為廢墟。
更讓美國人難以容忍的是，富士通打算收購仙童Fairchild半導體公司80%的股份。仙童半導體公司是矽谷活化石，因為矽谷絕大部分科技公司的創始人（包括英特爾和AMD）都曾經是仙童半導體的員工。在矽谷人心中，仙童半導體神一般的存在，現在日本人卻要買走他們的“神”，這不是恥辱麼？有一家美國報紙在報導中寫道：“這筆交易通過一條消息告訴我們，我們已經很落後了，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對此做出應對。”
因此，英特爾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他聯合其他矽谷企業成立了SIA，目標是應對日本半導體企業的競爭矽谷的科技公司成立了半導體行業協會（簡稱SIA）來應對日本人的進攻，經過幾年遊說，成果如下：將資本所得稅稅率從49%降低至28%，推動養老金進入風險投資領域。但政府就是不願出面施以援手。
1985年6月，SIA終於炮製出一個讓華盛頓不淡定的觀點，一舉扭轉局面。
4. 神奇邏輯扭轉局面
SIA的觀點是：美國半導體行業削弱將給國家安全帶來重大風險。
日本不是美國的盟友麼，日本半導體崛起，美國半導體衰落，看著就是左口袋倒右口袋的遊戲，怎麼會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呢？
SIA的邏輯鏈是這樣的：
因為超級武器技術離不開超級電子技術，超級電子技術又離不開最新半導體技術（這話沒毛病）；
如果美國的半導體技術落後，美國軍方將被迫在關鍵電子部件上使用外國產品包括日本貨（有點意思）；
外國貨源不可靠，戰爭時期會對美國斷貨，非戰爭時期還會向美國的對手蘇聯供貨（日本人看到這裏，估計要哭了）；
所以，美國放任日本在半導體晶片領域稱霸，就等於犧牲國家安全……（日本人的心此刻在滴血）。
此前，SIA遊說7年，得到政府的回應總是：美國是自由市場，政府權力不應染指企業經營活動。
這次，SIA的“國家安全說”一出，美國政府醍醐灌頂，從原來的磨磨唧唧變成快馬加鞭，效率高得驚人：
1986年春，日本被認定只讀記憶體傾銷；9月，《美日半導體協議》簽署，日本被要求開放半導體市場，保證5年內國外公司獲得20%市場份額；不久，對日本出口的3億美元晶片徵收100%懲罰性關稅；否決富士通收購仙童半導體公司。
美國人這一波操作至少開創了兩個記錄：第一次對盟友的經濟利益進行全球打擊；
第一次以國家安全為由，將貿易爭端從經濟學變成政治經濟學問題。
負責和日本交涉的美國在亞洲地區的首席貿易代表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一面指責日本的半導體晶片產業政策不合理，一面又對它讚歎不已，“所以我對美國政府說我們也要採取和日本相同的政策措施。”
對這種雙重標準，曾在日立製作所和爾必達做過多年研發的湯之上隆在自己的書中氣憤地說：“這人實在是欺人太甚！”
5. 三星補刀
隨著《美日半導體協議》的簽署，處於浪潮之巔的日本半導體晶片產業掉頭滑向深淵。
日本半導體晶片產業從1986年最高40%，一路跌跌不休跌到2011年的15%，吐出超過一半的市場份額，其中的DRAM受打擊最大，從最高點近80%的全球市場份額，一路跌到最低10%（2010年），回吐近70%。
可以說，和美國人這一戰，日本人此前積累的本錢基本賠光，舉國辛苦奮鬥十一年（從1975年到1986年），一夜被打回解放前。
但日本人吐出的肉，並沒有落到美國人嘴裏，因為矽谷超過7成的科技公司砍掉了DRAM業務（包括英特爾和AMD），1986年之後，美國人的市場份額曲線就是一條橫躺的死蚯蚓，一直在20%左右。
那麼，這70%的巨量市場進了誰的肚子？
答案是韓國。
在日本被美國胖揍的1986年前後，韓國DRAM趁機起步，但體量猶如蹣跚學步的嬰兒，在全球半導體晶片業毫無存在感。而且和日本相比，以三星為代表的韓國半導體晶片企業完全是360度無死角的菜雞：根本打不進日本人主導的高端市場，只能在低端市場靠低價混飯吃；市場體量上，兩者就是螞蟻和大象的區別。
但三星深諳所有的貿易摩擦問題都屬於政治經濟學範疇，借機幹翻了日本大象。
李健熙抓住日美進行晶片戰的絕佳機會，帶領三星半導體成功逆襲上位。
1990年代，三星面臨美國發起的反傾銷訴訟，但其掌門人李健熙巧妙利用美國人打壓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機會，派出強大的公關團隊遊說克林頓政府：“如果三星無法正常製造晶片，日本企業佔據市場的趨勢將更加明顯，競爭者的減少將進一步抬高美國企業購入晶片的價格，對於美國企業將更加不利。”
於是，美國人僅向三星收取了0.74%的反傾銷稅，日本最高則被收取100%反傾銷稅，這種操作手法簡直是連樣子都懶得裝。
三星抱上美國的大腿，等於從背後給了日本一刀，讓日本徹底出局。
6. 決勝關鍵
如果沒有三星補刀，日本半導體晶片尚有走出困境的希望。
美國人用《美日半導體協議》束縛日本人，並揮動反傾銷大棒對其胖揍，但日本半導體存儲晶片產業受的只是皮肉傷，因為矽谷的企業超過七成退出了半導體存儲晶片行業，市場仍然牢牢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熬過去後，又是一群東洋好漢，畢竟在全球半導體晶片產業鏈上，日本還是一支難以替代的力量。
三星加入戰團並主動站隊美國後，難以替代的日本人一下子變的可有可無，韓國人由此成為新寵。隨後，三星的DRAM“雙向型數據通選方案”獲得美國半導體標準化委員會認可，成為與微處理器匹配的記憶體，日本則被排除在外。這樣，三星順利搭上微處理器推動的個人電腦時代快車，領先日本企業。
日本丟失的半導體晶片份額，幾乎都進了以三星為首的韓國企業嘴裏
從上面的DRAM份額圖中可以發現，日本的份額呈斷崖式下跌，韓國的則是一條陡峭的上升曲線，一上一下兩條線形成一把巨大的剪刀，剪掉的是日本半導體晶片的未來。
此後，即使日本政府密集出臺半導體產業扶持政策，並投入大量資金，但也無力回天，日本半導體晶片出局的命運已定。
東芝半導體插標賣掉後，標誌著日本半導體晶片徹底出局
直到今天，仍有觀點認為，韓國半導體晶片的崛起，日本半導體晶片的衰落，是產業轉移的結果。這是不准確的，因為產業轉移是生產線/工廠從高勞動力成本地區向低勞動力成本地區遷移，日本的半導體晶片企業並沒有向韓國遷移生產線，而是直接被替代。美國人實際上聯手韓國，重組了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將日本人從供應鏈上抹去，使一支在全球看起來不可或缺的產業力量消失得乾乾淨淨。
縱觀日美晶片戰，是否掌握重組全球產業鏈的能力，才是貿易戰中決勝的關鍵，市場份額的多寡不構成主要實力因素，這也是日本輸掉晶片戰爭的關鍵原因之一。
以史為鑒，美日貿易戰往事， 今時今日的美中貿易戰比當年的日美貿易糾紛在實質上是更為惡劣, 除了貿易、科技等之外，還有是民族生存，意識形態、民粹、民主體制、甚至文化等等, 是關乎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的貨真價實的冷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