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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戰略競爭核心是高科技!
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是什麼？中美貿易談判能不能達成協議？或者達成協議後會產生什麼影響？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正好和問問題的同志相反：
談判和不談判對兩國關係是有影響的，但是，談成和談不成對兩國關係的影響是不重大的。因為談不成當然是不執行，但談成了也並不保證能得到執行，因此，談成了和談不成沒有本質性的區別。比如說，即便貿易談判談成功了，但是，如果特朗普政府想繼續加征3,000億貿易關稅，它就會說中方執行得不嚴格，然後繼續加征關稅。所以，談成或不談成，和特朗普是否繼續加征3,000億的關稅兩者之間沒有必然關係，主要取決於美國政府想不想加征關稅。所以只能說，能談判比不談判強，能談判中美關係就會緩和一些，不談判關係就會緊張一些。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
2019年4月11日，美國NIH（國家衛生研究所）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表示，未來一兩周，部分美國大學要檢查他們阻止外國政府不當地利用NIH資助研究的措施，柯林斯建議解雇違規的研究人員。NIH要求美國所有相關的大學進行調查，任何科學家如果拿美國政府機構的資金從事的研究跟外國進行了合作，都要面臨開除的可能，其中很多人將是中國學者。
5月11日，美國MIT（麻省理工學院）公佈了2019提前錄取榜單，在今年EA輪次錄取的707位新生中，沒有一位來自中國內地的學生。
這裏體現的形勢到底有多嚴峻呢？現在美國已經開始進行調查，關閉一些華裔學者主持的研究所，開除了部分華裔教授，不讓他們再繼續搞研究了。這些研究人員可能已有美國綠卡，但他們將難以再獲得工作機會，所以一部分人就回國了。美國大學錄取中國留學生的數量也減少了。
我從哥倫比亞大學瞭解到，過去哥倫比亞大學錄取的中國學生不少，現在他們明確要減少中國留學生的數量。事實上，全美國所有的學校都面臨著減少中國留學生的政治壓力。在這方面，清華大學的學生感受也比較深，清華一些從事高科技方向專業的學生，就很難拿到美國的簽證，因為美國是不允許中國的大學生學習美國的先進技術。這些現象實際上也反映出這一次中美之爭的核心是高科技。
5G決定中美兩國未來
為什麼這次5G技術會成為中美兩國競爭的焦點？
特朗普有這麼一段講話：
“5G網路將與21世紀的美國的繁榮和安全緊密相聯。我們不能允許其他國家未來重要的工業領域超過美國……5G競賽是一場美國必須贏的比賽……明年美國將有世界上最多的5G頻道，因為你們知道有人已經走在我們前面。可能我們早就應該這樣做，需要防止5G被其他國家所掌握。”
從這段話可以看到，5G這項技術決定美國的未來，這項技術同樣也決定著中國的未來。從2013、2014、2015年開始，網路經濟逐漸崛起，發展速度非常快，目前網路經濟的發展階段被稱為數字經濟。從數字經濟占GDP比重看，美國達到60%左右，中國40%左右，日本50%左右，德國60%多。這也意味著，未來人類財富越來越多靠的不是自然資源，而是數字經濟。未來世界最大的資源也將不再是礦產或石油資源，而是數據資源。數據是人為活動的結果，數據的資源非常豐富，但是最終要看國家有沒有能力開發利用，這決定著財富是否增加。之所以說5G決定了中美兩個國家的未來，是因為哪國具有5G技術就能把數據變成更大的財富。
美國國防部發佈的《5G生態報告》講：
“如今，在前十名網路經濟企業中，中國企業占了四個席位。這種趨勢仍在繼續……如果中國繼續領先，以5G代表的未來網路有可能進一步向中國傾斜……中國在5G領域的發展，將重現美國在4G領域的輝煌。”
過去七八年裏，美國經濟的強大是因為將三星、諾基亞這樣曾是3G時代的龍頭企業擠出市場，美國借此在4G市場佔據領先地位，造就了這些年美國的繁榮和輝煌，社會財富增長速度非常快。而按照美國的預測，“5G時代的領導者將在未來十年獲得數千億美元收入”。
中國目前已經部署了35萬個可操作基站，幾乎是美國的10倍，華為已經向海外運送了1萬個基站。2009年以前，收入排前十名的互聯網公司都是美國公司，而2018年，前十名中有四個是中國公司，如騰訊、阿裏巴巴、百度等。將來的5G時代，如果先行掌握了5G，前十名主體企業可能就是中國的了。這樣也能理解，為什麼美國會將中國視為主要的競爭者，和5G為何成為了中美之間戰略競爭的焦點。
美國企業態度發生轉變
雖然大家普遍關心中美貿易談判中能不能達成協議，但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看，我認為不重要。這是因為美國貿易談判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貿易，而是美國想要通過貿易談判，阻止中國科技發展速度趕上美國。如果技術上做不到趕超，那麼未來經濟財富上，中國也很難超越美國。
日本科技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發展速度非常快，而隨後美日競爭中日本失敗了。並非是所謂的“廣場協議”或者匯率戰使日本經濟停滯不前，而是美國要求日本的基礎研究必須對美國企業開放，美國通過購買日本高科技企業的股份，壓制了日本的科技進步。美國需要日本在保持永遠不能趕超美國。日本科研重點置於技術商品化，而不是基礎科學，這樣的政策使美國放心了，確保在科技上日本對美國不構成威脅。
如今，也有人建議，中國可以向美國承諾在技術上不趕超美國，讓美國安心。我以為這樣的條件對中國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因此，這次貿易談判的核心是美國要通過談判阻止所謂中國政府對企業的補貼，阻止中國科技進步趕上美國。
特朗普宣佈緊急狀態發佈行政令說的是：“有國家正在不停地製造且利用通訊資訊領域中的薄弱點，對美國國防、外交、經濟領域造成超乎尋常的威脅，鑒於上述發現，要求美國進入緊急狀態，並向美國商務部賦權，允許後者禁止美國公司購買上述國家生產的電信設備、技術。”
從這一天開始，我們看到了世界上一些國家參與圍剿華為。華為的5G技術已經領先美國企業2—3年，這是美國無法容忍的。隨後，美國商務部表示將華為及其70個分支機構列入“實體清單”，也就是2016年3月中興遭受的那份所謂的“貿易黑名單”。美國商務部禁止所有的企業購買華為的產品，如果美國企業將產品供應給華為，或者向華為購買產品，都會受到制裁處罰。這已經不僅僅是市場問題了，其目的是不允許中國在電子通信技術上超越美國，因為電子通信技術的領先，將成為創造未來世界財富的主要來源。
2019年5月20日，谷歌停止為華為設備提供技術支持，即停止了為華為提供安卓的軟體和技術支持。任正非也談到，海外華為手機不使用安卓系統，將導致了華為在海外手機銷售規模就要大幅度下降，預估損失300億美元。而且，進一步的情況是，華為和美國大學的合作也被禁止了，任何美國大學都不允許跟華為進行任何合作，任何科研單位都不允許跟華為有任何合作。
美國動員其盟友圍剿華為後，各國的態度是什麼樣呢？主要有三類：一是支持美國的，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態度比較堅定；二是政策反復的，有日本和英國，日本軟銀和KDDI都宣佈延遲發佈華為手機P30lite系列，但日本政府又說不限定特定公司，英國ARM公司終止與華為合作，但同時英國6個城市開啟了5G商用服務；三是不支持美國的，德國、法國、義大利、芬蘭、印度、馬來西亞等，這些國家將繼續使用華為5G。
最近發生了一些轉變，美國企業谷歌、Intel、Xilinx、高通等與美國政府磋商，希望美國政府取消“和華為展開業務往來的禁令”，允許繼續向華為提供智能手機，PC電腦相關的晶片產品。原因就是華為公佈了自己的系統——“鴻蒙”，其功能可以取代了安卓。美國企業會發現，如果“鴻蒙”取代了安卓系統，它們將徹底丟失在中國市場。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市場目前手機覆蓋率已經是115%，趨勢上向200%發展，市場總量合計約26億，而美國、日本、歐洲這三個大市場加在一起都沒有中國這一個市場大。另外，擁有13億人口的印度宣佈必須使用5G，而印度都是小米和OPPO手機為主，如果印度以後也使用鴻蒙系統的話，這也是美國企業未來可能丟失的市場。對於美國企業而言，10億還是26億手機市場規模，到底哪個重要，它們會權衡利弊，這才有谷歌、Intel、Xilinx、高通改變意向的協商動作。
現在，我們再從政治原因來分析中美競爭。
第一，從政治角度來講，大國之間的權力爭奪不是完全由經濟利益推動的，而是綜合性的國家利益推動。國際領導權的總和是一定的，只要一個國家的領導權增加，那麼主導國的權力就會減少。國際格局正從原來的單極格局向兩極格局轉變，格局的改變帶來中美關係的結構性矛盾，這矛盾是零和的。中美之間的競爭將日益增加，緩和的可能性很低。
第二，兩極格局使競爭對手變得十分明確而且穩定不變，中小國家的選邊不能改變國際格局類型。美國百分之百知道自己的競爭對手是誰，中國也知道。無論做什麼樣的努力，都不可能改變美國以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的看法。兩極格局下，沒有任何一國對美國實力地位的挑戰超過中國。
第三，大家很擔心中美競爭能惡化到什麼程度？可以明確地講，中美競爭的上限是不會發生直接戰爭。這是因為有核武器，核武器使得這兩個國家誰也不敢進行直接戰爭，這和過去美蘇冷戰四十年沒有爆發直接戰爭的原因一樣。
第四，領導力決定競爭優勢的變化。領導力的核心就是改革能力。過去三十年，日本人也是非常努力和勤奮，但日本經濟不能像中國一樣發展，也能像上世紀50-70年代那樣快速發展，其主要是因為日本的領導發生變化，日本政府領導改革的能力不如以前強了。沒有能力進行改革，再勤勞也不行。對於中國而言，如果沒有一個堅持改革開放的政府領導，中國人再勤勞勇敢也解決不了問題。
接下來，我們從技術原因分析中美競爭。貿易是表面上的競爭，實際上是技術的競爭，技術落實到了5G上，5G落實到了華為這家公司。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居然以華為一個公司為最大競爭者，從全球範圍進行圍剿。這個公司為什麼這麼重要？
現在我們進入了網路時代，而這個時代是數字經濟主導的時代。在數字經濟時代裏，人類財富的增長是依靠數字經濟快速增長而來，數據成為無限增長的資源，增長的關鍵在於運用數據的技術能力。
有數據統計，2016年德國的數字經濟占比是59.1%，美國58.2%、日本57.7%、韓國43.3%、法國39.0%、中國30.3%。2017和2018這兩年，中國的數字經濟增長速度特別快，可能跟移動支付、共用經濟發展起來有關，占比達到了40%左右。目前，美國數字經濟占比達到60%左右。
2017年，美國數字經濟約為11.5萬億美元，中國4.02萬億、日本2萬億、德國2萬億、英國1.68萬億、法國1.04萬億、韓國0.69萬億，印度、巴西、加拿大、義大利、墨西哥、俄羅斯、澳大利亞、印尼、南非的數字經濟都小於0.5萬億。我想說的是，今後十年，GDP增長不是主要靠數字經濟的國家將拉大與中美的實力差距。中國目前數字經濟占比還不到GDP50%，但是也達到了4萬億，而且增長速度快於非數字經濟。
全球化條件下，社會兩極分化繼續加快，在數字經濟時代，這種分化的速度會更快。2018年全世界GDP總量有84萬億，中國占16%，美國占24%，兩國加總占世界的40%；再加上其他排在其後的18個國家，前20的國家占世界GDP的80%；如果算上G20所有國家，那就占世界的GDP的85%。從當前發展趨勢看，中國、美國占世界GDP的比重只會越來越大，其他國家占的份額都會越來越小。G20國家現在占世界GDP的比重85%，很快就會上升到90%，而其餘170多個國家就占10%，這10%實際上對總體世界經濟沒什麼影響。
另一個統計是，現在前500強企業所擁有的財富占全世界的35%，全世界的經濟單位上億，這也意味著今後兩極分化會更加嚴重。
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都是兩極分化趨勢，跟不上數字經濟的就會邊緣化。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認為5G為是未來數字經濟的核心，是財富增長的核心。財富與權力緊密相關，所以，美國的核心就是抓住數字經濟。當前，電子通信技術是數字經濟的核心，而數字經濟和以前大家理解的虛擬經濟不一樣，它是和製造業緊密相關聯的。做金融的會發現，這幾年金融業已經沒有以前那樣火了。以前我們認為人類進入了知識經濟階段，只要紙上寫字就能創造價值和財富，用不著搞技術。現在我們發現，金融公司在世界500強排行榜上的排名正在往下走，而網路公司地位卻在往上走，原因就是現在金融不再是財富第一來源，最主要的財富來源來源於數字經濟。
5G技術是綜合性技術
數字經濟受到三大定律的影響：
第一個叫梅特卡夫法則:
它決定了在網路上的價值以網路節點/用戶數的平方速度增長，聯網用戶越多，每戶價值就越大，具有幾何積數增長特點。這就是為什麼華為對自己非常有信心。我的理解是，即使美國在全世界封鎖華為，中國的手機市場大於美歐日三家之和，再加上印度市場主要是中國手機而不是蘋果，這使華為系統的市場則更大。特別是現在中國手機覆蓋率已經超過115%，越來越多的人使用兩部手機。世界人口總共是70億人，中國和印度兩國就有27億人，這個市場就能創造極大的財富。美國即便把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市場都佔有，仍是平分秋色。這個法則意味著數字經濟將增長速度非常快，將成為最大經濟增長點。
第二個是達維多定律:
進入市場的第一代產品能夠獲得50%的市場份額，後面再進來的企業則共同瓜分剩下50%的市場份額。這意味著，數字經濟競爭是壟斷式的競爭。壟斷式競爭就是需要去爭奪第一名，誰先進入市場誰就能佔有50%的市場份額。這就是為什麼之前韓國搶著宣佈第一個實行5G了，美國AT&T搶著說在兩個城市佈置5G。但後來都被網友嘲笑,說是4G+。華為之前反駁美國的時候，就說：“美國誣陷華為偷竊美國5G技術，但是美國並沒有5G技術，華為又怎麼偷？”如果華為的5G先進入市場，就可以擁有50%的市場份額。這也是美國為何要全力圍剿華為的原因，因為未來這個市場的一半可能會成為華為的。這個定律意味著壟斷式競爭。
第三個是摩爾定律:
晶片的處理能力每18個月翻一翻，而價格以減半數下降。有人說，這個速度還在加快。這決定了未來科技競爭一定是超越式競爭。從1G到4G，沒有一個超過十年的，而且下一個占主導的地位的還不是同一個公司。過去摩托羅拉、三星都很火，但現在不行了，4G時代就是蘋果了。每一次迭代升級換代大企業幾乎都是在同一起跑線上進行科研。現在特朗普提出，美國不研究5G技術了，直接搞6G技術，讓中國先領先幾年。韓國、日本、歐洲都已經簽訂合作協議，說要直接研究6G，因為5G優勢已經被中國占了。最終誰能先搞出來6G是不確定的，所有做6G的企業都是在同一起跑線上，都得從基本理論研究入手。如果理論研究沒有突破性成果，技術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這個定律意味著跨越式競爭。
今天中美戰略競爭會集中在技術上，而且集中在這麼窄小的電子通信技術上，因為它不僅僅是財富的主要來源，而且還是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現代的零傷亡戰爭靠的就是電子通信技術。上個世紀90年海灣戰爭，美國人就已經提出了信息戰爭模式。例如，從矽谷做成晶片，然後裝載到飛機上，飛行員飛到指定地點一按就行了，飛行員根本不知道導彈的飛行原理。戰爭靠的不是打仗的士兵而是的矽谷的博士。國家安全也是一樣。美國國防部對電子通信技術發展特別上心，是因為如果未來發生戰爭，靠的不是戰士的勇敢，而是通信、情報的技術能力，這種能力體現在網路技術能力上。
大家可能明白了為什麼美國與中國競爭時會採取這麼狠的手段，就是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在個別領域的電子通訊技術處於領先地位。2019年，美國CTIA(無線通信和互聯網協會)發佈的《5G全球競爭》報告中提到，中美並列第一19分、韓國18分、日本17分。
5G的技術水準能力範圍涉及六大領域，包括:
(1)標準主導能力、
(2)晶片研發與製造、
(3)系統設備研發與部署、
(4)手機的研發與生產、
(5)業務的開發與運營、
(6)運營商的能力。
所以，它不是一個單項技術，而是一項範圍非常廣泛和綜合的技術。
到底有多“綜合”呢？2018年全世界申請的專利情況是，來自亞洲的申請占到申請總數的50.5%，歐洲和北美各約25%；2018年前十的企業擁有的專利數量，華為擁有5,405件、三菱2,812件、英特爾2,499件、高通2,404件、中興2,080件、三星1,997件、京東方1,813件、LG1,697件、愛立信1,645件、博世1,524件。這個數量意味著，這些企業需要大量聘用科技人員，華為是以萬為單位雇傭科技人員的，比如在歐洲，華為就雇了1.3萬科技人員搞研發，全世界大的科技公司都是這樣的。
從上面專利申請的數量來看，華為一家就高達5,000多件，英特爾、高通兩家加一起還沒有華為一家多。這也意味著目前華為暫時具有領先地位。
美國發現，在5G技術發展上美國可能無法趕超中國，於是特朗普提出新策略，從零開始做6G。雖然這個提議受到很多人的嘲笑，但實際上知道數字經濟發展規律的, 就能理解通信技術是跨越式發展的，而且最終能夠先成功的還可能是小公司。這是因為，科學研究的突破有一定的偶然性，並非誰投入的錢多就一定會先實現技術突破。投錢多，技術突破的概率高，但不必然一定就是投錢最多的。
任正非曾舉過一個例子，說是華為公司裏有一個俄羅斯青年，整天除了研究數學什麼也不關心，但是幾年後，因為這位技術人員的研究，華為從3G的技術一下子突破到了4G。現在的高科技公司就是需要這樣的人才，不關心獎金和升遷，甚至不關心婚姻和家族，什麼都不想，就只是專注自己研究。當然也必須承認，如果企業雇傭的科研人員越多，技術突破的可能性也會越大，成功的概率也會越大。
國際秩序已經發生變化
這樣的發展趨勢，意味著中美戰略的競爭就是縮小實力差距重新進行權力再分配。
第一、實力差距縮小
現在看競爭主要集中在電子通信技術上，電子通訊技術的差距將決定誰會領先。如果中國能夠領先美國，也就是說5G真的先進入市場並大規模鋪開業務，中國就能夠大規模縮小跟美國的實力差距，國際權力的差距也就會縮小。現在已經出現了一個現象，中小國家在中美兩極格局中選邊站隊，其標準不是意識形態，而是中美技術優勢，看誰的更便宜、技術更可靠。技術優勢和價值優勢正在成為國家會選邊隊的標準。過去美蘇進行冷戰比得是誰的意識形態影響力大，而在今天中美戰略競爭比得是誰技術影響力大。英國認為，如果將華為的技術全都改成美國技術，其成本高到無法承受，這就是技術的路徑依賴。現在技術已經成為大國戰略競爭中具有核心性作用的因素。
第二、權力再分配
包括兩個主要內容:
一、調整現有的權力結構，
二、制定新的國際規則。
冷戰後，規則制定權之爭是大國矛盾的主要內容，現在越來越多是關於規則標準制定權的矛盾。為什麼在電子通訊技術領域裏申請的專利叫做標準技術專利？這是因為申請的專利一旦被批准，所有企業都按同一標準來生產。現在華為的標準專利最多，這意味著技術標準制定權力最大，這就關係到國際通訊技術標準的制定權的問題。
國際社會的權力分配越來越表現為誰有制定標準的權力，制定標準者一定是標準的最大受益者。所以根本上說，美國是要保住美國的規則制定權。當規則都是別國制定的，美國的權益就不可能是最大的了。規則制定權不僅僅是表現在5G標準上，世貿組織的規則的改革、網路規則的制定等都是規則制定權之爭的內容。
以5G競爭為核心競爭的情況，也會影響國際秩序走向。我們現在聽到比較多的說法是國際秩序變得越來越不穩定，不確定性越來越強。其表現是，大家越來越不按規矩辦事。現在美國說不想遵守規則了，因為這些規則約束了美國的發展。美國現在採取了單邊主義政策，都是違反國際規則的行為。美國單方面制裁華為、單方面把中國的公司攆走，甚至提出要把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全攆走，這全是違反了美國當初自己制定的規則的。世界最強大國家都不執行規則了，弱小國家就更沒有理由去執行了，所以，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都不執行規則了。
秩序分成兩個層次:
一個是結構秩序，就是權力分配結構。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中國在世界上的權力一定會增加，而美國絕對不願意看到這樣的結果。最後的結果不是美國同意中國增加權力，而是擋不住中國的權力增加。
另一個是規範秩序。國際秩序就是按規則辦事。規則制定背後是由價值觀決定的。當美國堅持自由主義為主導思想時，就會制定自由主義的規則；當美國是反自由主義時，就會制定貿易保護主義的規則。價值觀決定了規則的類型，然後才是在這一類的規則裏的制定具體可操作的規則。如今，全世界沒有一個主導的價值觀。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價值觀衰落了，現在是各種各樣的價值觀都有，但是沒有一個能夠占具世界領導地位。當全世界沒有一個主導價值觀時，就難以就重大國際規則達成新的共識，就形成不了新型的國際規則。當下的情況就變成了，原有的自由主義規則得不到執行，新的規則制定不我們將面臨的國際秩序。
今後的世界取決於世界領導。如果世界領導好，這個世界就安定；世界領導不好，這個世界就打仗。中國還沒有足夠的資源擔當世界領導，美國不想承擔世界領導的責任，我們將會面臨一個沒有領導的世界，沒有領導的世界就是一個混亂的世界。給大家一個結論就是演講最開始提到的，特朗普的政策帶來的結果一定是世界動盪不定。美國股市將是起伏不定的，沒有規律。很多金融機構同行，早晨起床就會盯著特朗普新發的推特，因為當天的股市會跟著他的推特變化。
我們已經聽慣了全球治理，但今後幾年全球治理不會有效果。所謂全球治理，就是由大國領導全世界一起幹，現在沒有領導誰來帶領呢？美國現在基本是以破壞為主，它的策略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除了對中國實施單邊主義之外，特朗普政府選擇跟所有國家都單邊幹，跟墨西哥、加拿大也都是單邊談判。單邊主義使美國有雙邊談判中有絕對優勢，這樣的策略帶來的一定是混亂的世界。
中美之間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沒有這樣的競爭。中美之間也不是模式之爭，也不是制度之爭，中美之間就是領導力之爭，即領導改革的能力之爭。誰在正確方向進行改革，誰就能強大；誰向錯誤方向變化、倒退，誰就會衰落。
最後總結一句話，管子講“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這句話是說，大國的政治領導弱，國家就變得弱小；而小國的政治領導強，國家就會變得強大起來。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否成功，民族復興能否實現，取決於我們今後的政府能否帶領我們進行更深入和廣泛的改革。
完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 閻學通
2020-0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