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疫情，除了中國，其他國家都混亂一片，束手無策，而且醫療設備及防疫用品都是極為欠缺，於是乎一大班出了國門，港鯉魚門的人，平時千般侮蔑、抺黑、侮辱中港的人，一窩蜂湧回中港! 好了, 中港包容，中港接收!!!
P佢的Guy ，這班面皮厚過犀皮的人不止不多謝，反而諸多攪作，諸多需索，諸多投訴, 諸多抺黑惹事，不少持著本外國護照(有些只是永久居民，還未入籍)，指高氣揚，抺黑踐踏一切!
其實，中港二地政府，真的一是拒其門外，一是加强法律，對這些人罸之，牢之，驅逐之, 才可阻止杜絕這些垃圾奇葩! 這不是無情，這是世情，軟手不得!
這些人把之前的抗疫成果隨時弄之付之流水!
疫情倒灌的風險越來越大。
據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公佈的數據，自3月11日世衛組織宣佈新冠肺炎已經全球大流行以來，中國陸地口岸海港空港日均入境12萬人次。
其中當然會有新冠肺炎感染者甚至已經發病者存在。
一段時間裏，國內各省市區的新增病例統計中，已經多了一項：境外輸入。而且在國內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情況下，境外輸入已經連續多日超越了本土新增，成為新的憂患。
公共輿論平臺上，這幾天說“炸了鍋”也不為過。民眾的擔憂不無道理。
畢竟，一位河南村長在大喇叭裏說的“一顆老鼠屎搞壞一鍋湯”，既是一個合理邏輯，也是一個案例事實。
這鍋湯壞不起。
不僅僅是因為數據關乎復工複產，而是因為它意味著人命。中國已經付出巨大代價——且不談經濟以及可能受到延緩的國家發展戰略，只說人命，目前已經死亡3000多人。
逝者主要集中於湖北省，尤其是武漢市。這一點折射出一個盡人皆知的事實：我們是以封閉武漢和湖北、壯士斷腕的勇氣和犧牲換來的基本勝利。
若非如此，再晚一些，病毒舉國蔓延，再強大的國家能力，再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也無法應對。疫情倒灌之所以引發強烈憂思，就是因為如果控制不力，我們將無城可封，也沒有資源可以調集，只能聽天由命，自然而然“群體免疫”了。
走到這一步，那就是國家和社會癱瘓，以及無量數的人命。
所以，某種程度上說，現在面臨的危險，不比武漢封城之前小。儘管如此，我們相信中國政府的能力。中國的地方政府沒有一個是吃素的。因此，儘管可以想像的景象非常嚇人，但也不必過度擔憂。
現在來看看，面對洶湧入境潮，我們應當如何思考
“宇宙公民”。
就像3月13日駐美大使崔天凱和央視主持人白岩松連線時說的，對美國少數人的一些奇談怪論，應當理性看待，“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下面看幾個例子。
黎某婦人，有新冠肺炎症狀，在美三次申請核酸檢測不果，隱瞞病情飛“回”中國，確診，緊接著她同“歸”的丈夫也確診。
郭某，中國河南人，在國內嚴控的時候去歐洲轉了一圈，看形勢不對回國，全程隱瞞病情，坐公交，照常上班，警方電話詢問時乾脆掛機，如果不是中國員警認真負責，上門去堵，還可能持續漏網。但和他接觸的密切接觸的人數已經高達39,000多人。
一位受雇於拜耳公司的澳籍華人梁性女子，“返”京後不隔離，不戴口罩，外出跑步，面對工作人員勸阻，還大喊“救命”，被拜耳公司辭退。
還有。一名前往義大利留學的女學生回國後，集中隔離，要求喝礦泉水，因為她認為白開水裏“有雜質”，“怎麼喝”？
一名義大利“歸”國華人，嫌機場等候區條件簡陋，質問：“我歐洲回來的，就這待遇？”
事例還有很多，但這些已經夠了。
“你想要什麼待遇？”員警已經幫我們問過了：是想要五星級酒店嗎？
對海外歸僑以及華人華裔，五星級酒店是可以給的。比如在1980年代，中國人就是這樣對待前來投資的華人華裔的，因為我們想要發展，願意給最好的接待條件。
但當時，心有至誠，條件也不允許——舉國也沒有幾家五星級酒店，只能力盡所能，給他們最好的。
今天是“換了人間”。你不是回來做貢獻的，是回來添麻煩的。
這樣說話，實事求是，但絕對不是因為勢利。
中國的老百姓自己，集中隔離的時候，都是一樣的待遇，大家也沒有怨言，絕大多數人更不會跟工作人員或員警起衝突，還跟他們其樂融融跳起了“方艙舞”。
外國回來，沒有什麼可優越的，平時如此，疫情時期更是如此——“哥倆交交心”，如果不是自身有難，這時候你可能也不會回來。
我在疫期剛看了《葉問4》，電影的最後葉問談到要不要留在美國時說：“外國的月亮，也沒有特別圓。”
電影是虛構的，心理是現實的。
就這個話題，我們願意也能夠說更多，但沒有必要。因為我們深知，五四以來，百年諸公，口舌之利一人強似一人，但說了也沒用，“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嘛。歷史早已讓我們深切地悟出了一個道理：自身不強大，百口莫辯；自身強大，百口俱喑。
歷史在心中，但留給大家思考就好，接著看現實。面對洶湧入境潮，中國可以禁止入境嗎？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人，可以稱之為“宇宙公民”。因為他們自認為不受法律管轄，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典型的是如下兩類：
第一種，中國人定居外國然後回到中國就不守規矩的。
出口轉內銷，身價百倍，自感高人一等，這個不消說了，俯拾皆是。
第二種，外國人移居或留學中國也變得不守規矩的。
在母國規規矩矩，在中國蠻橫無理，為所欲為。這也沒必要舉例，因為我 們一貫反對國別歧視。司空見慣，行為昭彰。
這種人自覺是“宇宙公民”，似乎“不受任何一國法律約束”。
這種人的存在是一個事實，至少在中國是。
我們現在面臨一個問題：可以禁止入境嗎？
如果能把所有口岸都封鎖起來，任何人不得入境，疫情倒灌就無縫可鑽。
幹不幹？
這個提問非常個人情緒化。對，現在要回應的其實就是把14億中國人分拆成14億個個人的情緒的問題。
不能幹。
我們知道，3月11日以後全國每天平均12萬人入境，通過國際航班進來的大概是2萬人，外國人占一成多。但12萬人，外國人，外國國籍人占多少，不知道。
入境的黃皮膚黑頭發裏，華人、華裔這種身份，為數不少，一般來說他們不是中國人，但沒有確切的統計依據，也不敢下定論。
入境的人群裏，要分成幾種人。
第一種，留學生，他就是中國人。
目前中國在外留學的大概有200多萬人。原本因為中國疫情嚴重，別國不讓他們入境，他們想方設法入境，如今外部疫情嚴重或不可預測，紛紛回國。過程或頗多曲折，但結果就是體現為入境數據。這是自己的孩子。
第二種，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工作人員。
他們很可能是華人華僑、華裔，也可能是在血緣上跟中國沒有任何關係的外國人。因為中國疫情已經得到控制，逐漸復工複產，所以紛紛回到崗位。這一部分，不要妄加猜測，反正回來是有正當理由的。
第三種，出去旅遊的，或者華僑、華人、華裔。其中有兩種是中國人，兩種不是。中國人回來無可厚非，外籍華人、外國華裔回來，也可能因為有特別原因，不必一概理解為“逃難”——儘管很可能是，但動機無法客觀衡量。
大體上就是這幾種。
看著每天12萬人入境，挺嚇人的，但這個全國性的數字真的並不大。僅上海市，2019年日均出入境就是12.5萬人。
面對洶湧入境潮，中國可以禁止入境嗎？
（近日，北京市啟用新國展作為首都機場入境旅客的轉運集散地，此集散地用於經機場檢疫後未出現發熱、咳嗽等症狀的低風險人群臨時集散。圖為3月17日，外籍入境人員準備登上轉運車輛）
有了這個基礎，我們就可以探討為什麼目前不能禁止入境的問題了。
三個原因。
第一、入境者中大部分是中國公民。
目前來看，大部分疫情相關國家都採取了限制入境措施，但裏面沒有一個國家的限制對象包含本國公民。入境本國是本國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除了一些因為自身行為被剝奪權利的人，國家不能限制他們入境，翻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也沒有針對緊急情況的規定。
中國人，回來是正當的，不管出於什麼理由，也不管他有病沒病。前提是不要瞞報。瞞報也無法拒絕入境，但造成後果會負上刑責。
第二、中國的疫情已經基本得到控制，復工複產已經漸次展開。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原因很簡單——再不復工許多人就會失業，沒有了收入，就沒辦法自力更生活下去。
復工複產會包含一些外國人力資源流動，也會包括一些進出口方面的人員往來，以及商業和科研專案的合作，尤其是在世界疫情爆發、亟需防護物資而中國又是最大的製造業國的條件下。中國的經濟發展任務、社會扶持任務也很重，抓緊時機復工複產、擴工擴產，非常必要，這一步也是關係你我。
第三，我們要知道，疫情最初的爆發（儘管病毒源頭未必）是在中國，而當初，很多國家比如日本、韓國，並沒有絕對拒絕中國人入境。投桃報李是中國人的傳統人格要求。
所以，綜合這三個方面看，中國可能短期內不會限制人員入境。當然，咱們也不必太過憂心，因為市場供給本身限制了航班數量，對於外籍人士，簽證數量也掌握在國家手中。你要相信，中國政府絕對不是吃素的。
持久戰
有的人可能會對政府有微詞。這不僅僅是因為受到特朗普、蓬佩奧這樣的外國政客影響，而是坦率地說，中國自身在前期抗疫中確實存在問題。
在早前的分析文章（見南風窗《拐點正在到來》）裏，我們說過，官僚主義問題不是一國的問題，而是舉世皆然，這是科層制本身伴生的絕對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同時，文章也指出，東西方國家在面對疫情這種災難的時候，表現是有區別的，但總的來說，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逃過劫難，程度只在於輕重而已。
東方國家（其實就是說中國），前期確實存在滯後問題，但一旦發現真實情況，其反應能力是果斷快速的。所以它能夠在中後期迅速控制局面。
（3月17日，公安幹警向天津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隊員敬禮告別。當日，天津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從武漢天河機場撤離前往天津。隨著疫情防控形勢逐步轉好，完成救助任務的各地馳援醫療隊將分批離開）
非常偶然，SARS也好、新冠肺炎也好，中國都有一個鍾南山。
這個人存在的意義，對呼吸領域疾病的治療能力當然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他所代表的科學良知，關鍵時刻發揮了關鍵作用。因為社會資訊傳遞機制的特點，歐美國家會很快發現疫情。但獲悉疫情之後，也會因為各種因素而出現應對不力的情況。
什麼因素，值得說說。
一、成見與偏見。
比如武漢封城的時候，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極盡嘲諷之能事。
典型的老調子——人權。但中國人相信，沒有生命，就沒有人權。
就像我們沒有料到新冠肺炎會全球大流行一樣，他們也一樣沒有這個預見性。我們是以為中國的災難給了世界各國嚴重警告，它們不至於再重蹈覆轍；而西方國家則把病毒的蔓延跟中國的體制聯繫起來，認為“在我這種制度下不可能出現這種後果”。
（被稱為世界第九大馬拉松的洛杉磯馬拉松3月8日開跑，現場聚集了27,000名參賽者、大量的志願者和近20萬觀眾，但無人佩戴口罩）
一切的科學問題和自然災難，都可以通過成見，轉化為意識形態問題，和種族主義的工具。
這次疫情，偏見表現得至為清楚。連方艙醫院也被比喻為集中營，而人們在裏面跳舞則被認為是集中營裏的精神症狀。但病毒根本不理會你是什麼皮膚，什麼主義。
這一次有點失算，好好的一個積極防護、展示自身優越性的機會被浪費了。過去指責你的時候，是因為他們不用做同樣的事情，而這次，局面竟然發展為同台競技。事情就變得很有戲劇性，嘲諷完你，要麼還得按照你的辦法來做，要麼將展示一個“在我這種制度下後果更為嚴重”的結局。
但前面說過的話，馬上就忘記了，絕不會有半分臉紅。
（3月16日，美國加州三藩市灣區包括三藩市在內的6個縣發佈禁令，要求居民從17日淩晨起直至4月7日留在家中，除就醫、購買生活必需品等基本生活需求外嚴禁外出，避免人群聚集，以抑制新型冠狀病毒在社區的傳播。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武漢封城，他們在嘲諷，在高揚“人權”的旗幟；義大利封城，風向轉變，他們開始有點認同的聲音了；西班牙“封國”，甚為正當，負責，擔當；到三藩市“封區”，就是“英明偉大，人當如此”！
這就是當前與中國和西方相關的國際關係的基本模式，過去一再重複，今後也不會例外。
偏見根深蒂固，中國人也不必時時在意。人民的生命重於泰山，我們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二、從個人主義到社會達爾文主義
中國是一個集體主義社會。百年以來，集體主義在西方主導的話語環境下，幾乎是被汙名化的，他們認為裏面沒有任何人權和自由可言。
資訊互通的當代，全世界的人們都有條件互相瞭解，但說實話，西方人瞭解中國還是太少了——而這跟他們沒有欲望去瞭解，相信通過貼標籤就可以通往事實和真理有關。
他們不知道，一個人口數量最大的國家，為什麼可以如此巍然站立？就是因為，在主流上，這個國家從“一片散沙”，經歷百年革命，終於是集體主義的了。或者簡單一點說，我們如果不能擰成一股繩，怎麼能讓你們從祖宗的土地上滾蛋呢？
三、回顧歷史，這是事實。
不想就這個問題說太多。總之，個人主義的優越性在普遍災難面前一點意義也沒有，最後只會淪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其歷史作用是用來攻擊別人的，但在普遍災難面前，卻會成為自我攻擊的武器，而且還可能具有難以擺脫的某種強制力。比如英國的“群體免疫”，美國和瑞典的不做或者消極地做檢測，都是同一個意思，輪到誰誰倒楣，怨天怨地不要怨政府。
四、絕對市場化。
中國一直受到一種西方制約，那就是相關國家是否承認其“市場經濟地位”。一旦不承認，似乎所有大棒加身都具有了“合法性”。
我們不否認市場的好處，不否認它在正常條件下配置資源的高效率，但市場解決不了一切問題，尤其是在特殊時期要解決的最難的問題。比如防護物資的供應，中國疫情伊始，就有“經濟學家”說要“感謝發國難財的人”，因為價格引導供給。我們早前已經批駁過這種愚蠢。價格是供求的指揮棒，這是但凡接觸過經濟學的人——哪怕是個傻瓜——都會記住的最基本的道理，但我們同時記住了，這是一個理想模型，它是不考慮各種例外條件的。
疫情條件下，“那個市場”已經不存在了，需求在茲，但對供給的啟動一點意義也沒有，供給是由政府去組織來創造的。這也是疫情開始時我們的分析裏提到過的邏輯。在這裏提到市場化，是為了說明對疫情的應對可能出現問題。
問題在哪里？
在於，整個醫療系統都是市場化的，如果國家不能儘早採取強力措施——特朗普一直都說“沒事，起來high”——那麼，面對疫情就根本沒有額外的供給能力。甚至因為市場化，許多人付不起醫療費，還會隱瞞病情；因為醫療費不知道由誰來付，大家能拖則拖；醫療機構因為不想面對現實，乾脆關門解散。事實也是如此。市場化的醫療系統面對疫情根本沒有額外的供給能力。
共識難題。
這是一個典型的政治學問題，它是由分權導致的，道理明顯，不必從學理上去探討了。分權，這是一個普遍原則，它導致了“誰說了都不算”的局面。同樣，在正常狀態下這是個好東西，但在災難面前，這個毛病的負面影響，不亞於我們國內的地方“瞞報”。
例子就是美國議員持續追問CDC負責人，能不能動用你本有的權力來實行免費治療？對方一直閃躲。這個例子只是一個側面，他們有很多制約因素，而且每一個人的理由都堂而皇之、不容否認，一切道理都是正當的。正當，從來不意味著正確。
集團利益
這個問題最為現實，相當於我們說過的官僚主義問題。
那些對事情負有責任的人，會為了一己之私，而刻意隱瞞、忽視、淡化問題，甚至通過釋放虛假資訊來抹殺問題。他們也會撒謊，而且是以一種正當的、不用負責任的方式來撒謊。在此前的文章裏早已說明，這個問題是四海一家、“跨國經營”的，不是本國獨有。
特朗普就很典型，為了選舉，以及直接關係選舉的股市表現，他老人家基本只說兩句話，一是“我們幹得非常優秀”，二是“Relax，man！這就是個大流感，由它去吧”。所以才有美國人說，中國人給我們創造了時間，但被我們浪費了。這一點對於歐美國家，應該說具有共性。
3月5日，美國紐約時報廣場，多數行人沒有佩戴口罩
國家能力。
不能小瞧，但也不要高看了西方國家應對災難的能力。
特朗普給自己打10分，是委過前人，說前任沒給他準備好一個完善的應對機制，我在這個爛攤子上幹成這樣，夠牛掰了。這麼說話，等於扯淡。
什麼都給你準備好了，要你來幹嘛？
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不是西方國家，在西方國家視野下，它們或者被稱為“南方國家”“窮國”或者“失敗國家”，這些國家都有一個問題，就是國家能力不足。當新冠疫情這樣的問題降臨，它們真的沒有能力應對。
伊朗，現在就是最現實的一個。當然，伊朗還不是最典型的一個，我們應該深深憂慮乃至恐懼的是，疫情會不會在非洲或者南美洲國家爆發。
總的來說，新冠病毒疫情將會是一場持久戰。當這個不擇對象的惡魔四處肆虐的時候，一切利己主義的積習都應該收斂，因為它不會帶來任何正面的影響。富人也會死，富國也會崩。
怎麼看境外輸入
回到主題——儘管本來也沒有偏離主題：怎麼應對境外輸入問題？
幾個問題很關鍵。
他們可能是留學生，可能是華僑，可能是出國旅遊者，可能是公務出國者，也可能是長期居留外國但保有中國國籍者。
這些人，在任何困難條件下都應該接納。當然，違法（如隱瞞病史、旅行史）者，會另有法律處罰。能不能入境和是否負有法律責任，是不同層次的問題。事實上，如果不是因為疫情已經分散化，按中國的習慣，我們還會採取撤僑行動。
在伊朗待了52天的旅遊博主劉威龍，完整記錄了自己乘坐南航包機撤離伊朗疫區的過程
入境者，不管是不是本國公民，都必須絕對配合政府的檢疫措施。這是中國法律的適用範圍，不管對方身份為何。
目前主要採用的是分級對待，比如出發地是重點疫情國、在途時間長等，會劃分為最高級，然後依次遞減，最低一級可以按照日常程式自行回家、自由活動。
我們的看法是，其一，要縮減來華簽證，減少外國人入境；其二，要儘快做到全部集中隔離，不管從何而來，因為可估量的代價實在太大；其三，基於第二點，口岸附近應該抓緊準備隔離設施以及隔離需要的配套機制，縮短從口岸到隔離地點的距離；其四，即便隔離結束，每一個人的活動軌跡仍然應當按照流行病學調查的要求持續追蹤一定的時間；其五，該自費的就自費。
可以要求所有入境者提前幾天（如3天）申報個人資訊，以備查驗。
最後一點，難以強制，但必須倡議，希望所有入境者：回國（來華）可以，請遵守規矩，有一點共同體意識。
艱難的時候，更要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國家收容了你、妳, 你們還要諸多不合理要求，要懟收留你的人，你妳以為你們拿著外國人身份，外國國籍便高人十等，這麼你妳回來作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