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暴力示威未止，雖未蓋棺，已可定論。時事評論員林沛理，在《亞洲週刊》寫出香港的死因。林沛理曾任牛津大學出版社總編輯，現為顧問公司負責人《Exposed》主編。有關文章如下：
香港的死因研究
看來香港的衰退和淪落（the fall of Hong Kong）不但無可避免，也將難以復元（inevitable and irreversible）。沒有人可以阻止港人繼續走他們的自毀之路，一如沒有人可以阻止花兒凋謝和太陽下山。這不是絕望，而是面對現實。
也許是時候想想怎樣為香港寫墓誌銘。墓誌銘是死者最後要說的話，可以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我痛過但活過——I had grieved but lived），也可以是對世人的忠告和勸勉（不要像我那樣過活——Don't try my life）。
一生為自由奮鬥但活得不算自由的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墓誌銘只有三個字——「Free at last 」（終獲自由）。自由跟香港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它曾是地球上最自由的華人城市，香港人以他們享有的自由為榮，但濫用自由最終令香港陷入絕境。既是這樣，香港的墓誌銘四字足矣，也是香港給世人的贈言——「善用自由」，英文是「If you have freedom, use it wisely」。
為香港寫墓誌銘不難，難的是剖析它的「死因」。香港落得今日的田地，原因複雜，但持分者（stakeholder）在政治上的天真（political naivety）肯定難辭其咎。
開口「光復」，閉口「革命」，排隊到美國大使館請願和聯合國人權小組作證，又請求美國總統與國會議員幫忙向中國施壓，以為這樣可以重寫歷史，改變香港屬於中國的事實。這些人與現實脫節，所患的政治幼稚病已經病入膏肓。
另一方面，北京以為被殖民一百五十五年的港人服了「一國兩制」這靈丹妙藥就會搖身一變成為愛國者。因此對香港境內一切戀殖、反共和仇華勢力通通視而不見，結果教育、傳媒、司法、宗教和多個專業界別失守，保護香港不做反中基地的把關工作徹底失敗，這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政治幼稚病？
另一罪魁禍首是只顧自身利益的特區政府官僚系統（bureaucratic self-interest）。自回歸以來，即使在最有利的情況下（under the best circumstances），特區政府也沒有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和善待市民的政治決心（political will）。善待市民，就是讓他們「幼有所依、少有所為、老有所養」，活得有尊嚴和有希望。這一點，坐擁全球最豐厚外匯儲備的特區政府做得到嗎？有興趣做嗎？那豐厚的儲備用來支付退休公務員的長俸至二零四六年，可說是綽綽有餘，也似乎已成它的最大用途。
到今日兵臨城下、四面楚歌，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區政府仍然死抱小修小補的「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不放，拒絕動大手術和提出大刀闊斧的改革。漸進主義試圖透過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對現行政策作輕微、局部的調整。林鄭最近成立「對話辦公室」與各界溝通，正是漸進主義常用的手段。在目前如此嚴峻的形勢下，聲稱要顧全大局（don't rock the boat）的漸進主義只會令政府輸掉全局。可以預期，政府經過溝通和對話後推出的改革只會被譏為「too little too late」（少得可憐，也來得太晚）。
然而「反修例之亂」揭露出最令人痛心的真相，是香港作為一個港人共同體的失敗（community failure）。它採取的手段、釋放的仇恨、製造的對立和得到的支持，反映了香港這個社會缺乏凝聚力，在此生活的人也缺乏彼此共享的價值（shared values）。「獅子山精神」原來只是令香港人自我感覺良好的空談，「香港是我家」也只是宣傳口號。一個開放、包容社會的核心價值根本沒有在香港生根，難怪一場完美的政治風暴可以把它吹到東歪西倒，叫外面的人驚奇，裏面的人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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