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香港發生鼠疫一次過奪去超過二千五百多人的性命
瘟疫
周、秦、漢世典籍認為，“疫為鬼”，即疫癘之疾，是鬼神作祟，故有“儺”而“驅鬼逐疫”之儀式。如 《周禮·春官·占夢》說：“遂令始難（儺）歐（驅）疫。”鄭玄注：“疫，癘鬼也。” 儺（儺，音挪），《漢語大字典》說：“古代臘月驅逐疫鬼，祓除不祥的迷信儀式，是原始的巫舞之一。” 《周禮·夏官·方相氏》說：“以索室歐（驅）疫。”鄭玄注：“疫，癘之鬼。” 《論語·鄉黨》說：“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何晏注：“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楊伯峻《論語譯注》說：“儺，音挪，古代的一種風俗，迎神以驅逐疫鬼。解放前的湖南，還有雇請巫師以驅逐疫鬼的迷信，叫做‘沖儺’，可能是這種風俗的殘餘。” 《周禮》《論語》，儒家經典也!
瘟疫自古已經有，就是人類建立文明之前都已經有，人類注定被瘟疫折磿，看看古人怎論疫病。
明/吳又可《瘟疫論》之《原病》
原病
病疫之由，昔以為非其時有其氣，春應溫而反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因風雨陰晴，稍為損益，假令秋熱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
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之癘氣，在歲有多寡；在方隅有濃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則其所客，內不在臟腑，外不在經絡，舍於伏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界，是為半表半裏，即《針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
胃為十二經之海，十二經皆都會於胃，故胃氣能敷布於十二經中，而榮養百骸，毫髮之間，彌所不貫。凡邪在經為表，在胃為裏，今邪在膜原者，正當經胃交關之所，故為如折；
如浮越於陽明，則有目痛、眉棱骨痛、鼻幹；
如浮越於少陽，則有脅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
大概述之，邪越太陽居多，陽明次之，少陽又其次也。邪之所著，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凡人口鼻之氣，通乎天氣，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異耶？若其年氣來盛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則又不拘於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或遇饑飽勞碌，憂思氣怒，正氣被傷，邪氣始得張溢，營衛營運之機，乃為之阻，吾身之陽氣，因而屈曲，故為病熱。其始也，格陽於內，不及於表，故先凜凜惡寒，甚則四肢厥逆。陽氣漸積，鬱極而通，則厥回而中外皆熱。至是但熱而不惡寒者，因其陽氣之周也。
此際應有汗，或反無汗者，存乎邪結之輕重也。即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經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裏，表雖有汗，徒損真氣，邪氣深伏，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漸退，表氣潛行於內，乃作大戰，精氣自內由膜中以達表，振戰止而複熱，此時表裏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濕透，邪從汗解，此名戰汗。當即脈靜身涼，神清氣爽，劃然而愈。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為順，即不藥亦自愈也。伏邪未退，所有之汗，止得衛氣漸通，熱亦暫減，超時複熱。午後潮熱者，至是鬱甚，陽氣與時消息也，自後加熱而不惡寒者，陽氣之積也。其惡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陽氣盛衰也；其發熱或久或不久，或晝夜純熱，或黎明稍減，因其感邪之輕重也。疫邪與瘧仿佛，但瘧不傳胃，惟疫乃傳胃。始則皆先凜凜惡寒，既而發熱，又非若傷寒發熱而兼惡寒也。至於伏邪動作，方有變證其變或從外解，或從內陷。從外解者順，從內陷者逆。更有表裏先後不同∶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裏偏勝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而又分傳者。從外解者，或發斑，或戰汗、狂汗、自汗、盜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心下脹滿，或腹中痛，或燥結便秘，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利，或嘔吐、噁心、譫語、舌黃、舌黑、苔刺等證。因證而知變，因變而知治。此言其大略，詳見脈證治法諸條。
古人是如何預防瘟疫(病毒)的？
人吃五穀雜糧，甭管唐朝人、宋朝人，還是二十一世紀的人，只要是人，就有可能生病。不過，說起來也奇怪，雖然都是病，但有些病在某一個時代可能會威脅到人類的生命健康，但換個時代可就不一定了，比方說往前推五、六十年，那個時候的中國人還掙扎在溫飽線上，不存在三高的問題，工作壓力也沒有那麼大，也沒聽說過過勞死，但那個時候的肺結核，卻是個要命的病；還有糖尿病，只要得上了，就等於宣告了只有等死的份兒。
但現在就不一樣了。對現代人的健康威脅最大的，怕是要數心腦血管病了吧？電視上整天各種預防心腦血管疾病的廣告，分分鐘提醒著人們這種病已經成為了現代人生命健康的第一大隱患。而肺結核、糖尿病，卻早就可以被控制和治療了。
那麼回到一千年以前，威脅著大唐人民生命健康的又有哪些疾病呢？
那些躲都躲不掉的“疫”,唐朝時對百姓生命健康造成重大威脅的一些疾病就是傳染病。
如果時間往回倒推一千來年，那時候的唐朝，疫情可是時不時就會來鬧一次的。翻開《兩唐書》，我們隨便摘錄幾段，就能看出來整個大唐疫情發生的頻率：
貞觀十年(西元636年)關內河東大疫；
貞觀十五年(西元641年)三月澤州疫；
貞觀十六年(西元642年)夏穀涇徐戴虢五州疫；
貞觀十七年(西元643年)夏,潭、濠、廬三州疫；
貞觀十八年(西元644年)廬、濠、巴、善、郴五州疫；
貞觀二十二年(西元648年)卿州大疫；
永徽六年(西元655年)三月楚州大疫；
永淳元年(西元682年)六月關中初雨，麥苗澇損,後旱，京兆、岐、隴螟蝗食苗並盡,加以民多疫癘,死者枕籍於路,詔所在官司埋瘞；
垂拱三年(西元687年)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疫疾,民死者眾；
景龍元年(西元707年)夏，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疫死者千數；
寶應元年(西元762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
廣德元年(西元763年)是歲，江東大疫,死者過半；
貞元五年(西元789年)是夏,淮南、浙東、浙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眾。
看這個記載，疫情發生的頻率很高，幾乎每過幾年就會有一次，要麼“死者眾”，要麼“死者千數”，聽起來實在嚇人。再看看每一次疫情發生的區域，幾乎都會遍及好幾個州府。可以想像，當時的老百姓，真是受夠了疫情的苦。
那些來自朝廷的關懷
唐玄宗李隆基就是一個把老百姓的健康時時刻刻掛在心上的好皇帝，他知道民間疫情嚴重，於是親自搞了個配方，叫廣濟方，是一個專門應對疫情防控的方子。他把這個方子下發到全國各地，讓全國的老百姓都按這個方子防疫。
可是方子發下去以後，唐玄宗還覺得不放心，萬一要是有人看不到，或者看到以後又忘記了怎麼辦呢？於是他又下了一道詔書：
朕頃者所撰廣濟方,救人疾患,頒行已久,傳習亦多,憂慮單貧之家,未能繕寫。閭閣之內,或有不知。 償醫療之時,因至夭橫。性命之機,寧忘惻隱,宜命郡縣長官,就廣濟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件錄,當村坊要路榜示。仍委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
意思是說，為了能讓更多的人看到這個廣濟方，記住這個廣濟方，無論是鄉間還是城市，各地的官員你們要把這個方子刻在路旁的木板上，好時時刻刻提醒老百姓防疫。
你看，這還真是個為老百姓操碎了心的好皇帝。
像唐玄宗這樣關心疫情的好皇帝不止一個，文宗皇帝也特別重視傳染病的防控工作，尤其關心疫情嚴重地區老百姓的生活，送醫送藥，下詔書減免戶稅，並且下詔要求地方官員處理好那些無人收管的屍體，防止再次傳染。
除了這些細微的關懷以外，要想更好地預防疫情發生，其實更有效的辦法，還是對醫學常識的普及和教育，這一點，大唐的皇帝也想到了。再來看一條唐玄宗的詔書：
……開元十一年七月,諸州置醫學博士敕。敕,神農辯草,以療人疾,岐伯品藥,以輔人命,朕全覽古方,永念黎庶,或營衛內癕,或寒暑外攻。因而不救,良可難息。自今遠路僻州,醫術全無,下人疾苦,將何侍賴?宜令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一員……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老百姓的健康問題實在是讓皇帝感到很是擔憂，於是便在各州設立醫學博士一名，來促進該地區的醫療衛生工作。
醫學博士咱們前面提到了，他帶著一個助手和一二十名醫學生組成了當時官辦的地方醫療機構，他們承擔了各個地區的醫療教育工作，當然，同時也承擔著傳染疾病的防控工作。
講到這裏，忽然又想起了那位智嚴和尚。我們說他當時住在一個叫癘人坊的地方，癘人坊其實就是一個隔離麻瘋病人的醫院。這其實是大唐政府對傳染病防控的又一種手段——將傳染病人隔離治療。不用說，這當然對預防病情的蔓延與擴散，有著積極的作用。
從另一則記在《高僧傳》裏的故事，我們還能看到這種隔離醫院的入住方式和供給：
收容癘疾,男女別坊,四時供承，務令周給。
意思是說，被隔離在這些醫院裏的傳染病人，男女要分開入住，病坊裏會按時為他們供給飲食和藥物。
傳染病要治，更要防患於未然
有句話說：“禍從口出，病從口入。”這個道理，其實在唐朝的時候人們早就意識到了。關於疫情，他們也早就想到，除了醫藥的防控以外，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也是至關重要的。
唐初有一位叫巢元方的醫學家，他寫過一本醫書《諸候源病論》，其中就提出了飲食衛生的概念，指出人們食用正常的肉類食品是不會有問題的，但是一定不要吃那些患傳染病死亡或吃了毒草死亡的動物，否則也會感染上病毒，導致死亡。
另外孫思邈的《千金方》裏還提到了關於水淨化處理的問題。這個辦法其實非常簡單，就是將配好的藥材沉到井裏，以起到改善水質、防控疾病的作用。他說：
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裏無疫。飲藥酒得,三朝還滓置井中,能仍歲飲,可世無病。當家內外有井,皆悉著藥,辟溫氣也。
這是這位醫學家從醫學的角度提出的水治理措施，同時，孫思邈還提出了居住環境和人類健康的關係。他說：
……必在人野相近,心遠地偏,背山臨水,氣候高爽,土地良沃,泉水清美,如此得十畝平坦處便可構居……
這其實說的就是居住環境對人身體健康的影響。背山臨水，氣候高爽，不正是我們現代人嚮往的田園生活嗎？人少，污染小，空氣又好，病菌自然就少，當然有利於健康。
但總有些人不可能離開城市去鄉村生活，而且城市要發展，也不可能把人口全都遷居到鄉村去，所以城市的環境衛生就不可忽視了。特別是城市的排汙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則，病菌就有可能從中滋生，影響人們的健康。
所以唐朝那會兒，首先就有一條法律規定，在城市裏一定要注意環境衛生，誰家要是亂倒垃圾亂排汙，那可是要挨板子的。不信可以去翻《唐律疏議》，裏面就有一條這樣的規定：
其穿垣出穢汙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論。主司不禁,與同罪。
看到了沒，亂扔垃圾真的是要挨板子的。
好吧，就算垃圾可以自行處理，那麼生活中的污水應該排放到哪兒去呢？別發愁，大唐的地下排汙工程其實已經相當到位了，完全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雖然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看到當時的整體情況，但從西安的一些唐朝遺址上也能看到當時的狀況：在西安市東門外中興路一帶，曾經出土了唐代的排放生活污水與雨水的地下水道；大唐西市遺址裏，也有完整的地下排汙管道。這些或許可以說明，唐朝的地下排汙設施已經相當完備了。
關於漢末瘟疫
古代瘟疫如何恢復？以漢瘟疫之害，看看道家哲學防止疫情的思維我國古代有文獻記載的瘟疫之害當屬東漢末年的瘟疫之害，僅僅在漢桓帝時期就發生過三次大的問題，再到漢靈帝在位二十二年就多達五次之多，可以說每次的瘟疫的之害，對於百姓的災害更是刻骨銘心，在曹植的《說疫氣》有記載：
建安二十二年（漢獻帝在位時期），厲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複族而喪。
漢獻帝設立建安為年號的第一年，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就有幾乎三分之二的人因為患上瘟疫不治而亡，在醫療機制不全的健全的古代，更可怕的是當時的人們多半缺乏對於瘟疫的認知，致使常常都是一人有病，連累到全族人，所以通常成為了蔓延之勢，人人望而生畏。
可以說，從古至今，天災通常都是大起之勢，給人們的生活造就了很多的磨難，不管是治療過程還是善後問題，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古代人對此又有什麼妥善的解決辦法呢？
道家思想的興起背景
關於疫癘，古代人也是靠著種種跡象來歸納總結，對於瘟疫通常是發病時間迅猛、傳染力度強、死亡率高，這些發病特點，在部分人看來，就是天上的瘟神在作祟，故此，瘟疫被冠以神秘的色彩。
人們通常只能總結出它的規律來應對，《禮記·月令》指出：“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對於往後，也並沒有搞清楚瘟疫，只能通過發病的規律來認識瘟疫。當時的社會不便流行的瘟疫如鼠疫、天花，人們主要還是認為是由“乖痰之氣”引起的。葛洪在《肘後備急方》指出：“屍注、鬼注病者，即是五屍之中屍注，又挾鬼邪為害也……”所以這種在年歲中和鬼毒相注而成的癘氣，在那個時代，成為了人們認識瘟疫的第一步。
對於瘟疫的染病方式，人們還是從規律中總結出來的，此類具有代表性的是東漢張仲景的著作——《傷寒雜病論》，書中記載：
東漢醫家張仲景
千般痰難，不越三條：一者，綴絡騷郴，入藏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 竅，脈相傳，壅寒不通，為外皮膚所巾也……
這裏的痰難，通過皮膚經絡麗入，最終流至髒臆，由此可認為提出來的理論，與現代還是有所相近。
（二）道家思想興起的背景
道家在這個瘟疫頻發的時代發展過程中，一直始終秉持“以醫傳教、借醫弘道”，前文提到，人們對於瘟疫的認知是對於神明的敬畏，而道家，避開老莊思想的前提下，就是以太上老君為首的宗教背景。
道教在其原本的道家學說理論中的“自然之道”一脈相承而來，在瘟疫之下，人人望而生畏，而道家的思想本身就結合了理論學說：“在人之身，則為神明，推崇心也，因此教人修道"。
關於中國的傳統養生之學中，眾多學說也是好靜不好動，所以道家所闡述的思想——教人修心，在那個混亂的年代，主要起到安穩人心的作用。
不同於其他學說，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主張的學說“正心 ”、“修身治天下”，這點要和道家主張的學說有所區別的是，儒家學說更傾向於通過後天的道德修為來實現身心健康，但是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是秉持“道法自然”的理論，主張自然無為的健康觀，簡單而言便是，遵守自然。
在那個人人混沌的年代，道家思想主張的“無名無形、無為而無不為”更能順應大勢。
道教和道家的祛疫方式
（一）道教的鬼神祛疫
在道家看來，宇宙是晝夜輪替、寒來暑去，永遠周流不息而又迴圈不止，這是一種極為自然的社會秩序，在具有神話學說中，萬物是由“陰”和“陽”組成，這點上，道教認為觀辯天地陰陽的變化，則可以推斷演算出人事的吉凶 。
簡單理解也可以認為是，只有陰陽運行順暢為天下太平吉祥，但倘若陰陽失調則：“瘟黃時熏也，人之不養靈根，恣食辛厭，不義不仁，六屬不和，香火不修，神只不佑，致使家遭瘟疫，身染毒暴，大小疾病，人口死亡……這點來自於在《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注卷上》。
在具有神話色彩的方式上，道教便利用人們對於厲鬼作祟而引發的瘟疫的恐懼心理，所以“治標治本”的對於祛疫也依託於神鬼之說。
針對於此，道教利用其一些奇特的圖案或文字組成的符，稱其為天神所授予具有召劾鬼神消災解難的工具，即便是肉體凡胎的道士持有此符則可以依“法”鉗制鬼神，在加上特定的咒語，可以感應上天諸神，得到他們的幫助消災解難。
“符”和“咒”是道士施展法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那個時候，人們對於瘟疫，加以藥物，輔以法術，便能得到妥善“治理”。
可是這種終究還是要靠藥物的療效，對於“法術”人們無非就是祈求個心裏安慰。
（二）道家“自然無為”防疫
老子作為道家學派的創始人，將道作為世界萬物的本原，故此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對於這種理論上的法則，老子則是提出普遍的法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所以不同於道教基於天地的法則，主張極為自然的法則，故此秉持“聖人之道，為而不爭。”這種在養身、健康方面極為管用，主張效法自然 ,達到“天人合一 ”的理想境界。
這種學說的主要目的還是安撫人心，但不同道教，一個是被動的接受，一個是主動是接受。如果說道教主要通過行動來安撫人心，那麼老莊的道家思想便是從內心解決到達“天人合一”認知。
所以，這種思維，在個人認知上，講究順其自然，譬如“一身正然浩氣，則鬼神不侵”，這種絕對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信奉鬼神學說，而是通過研究自然，發現無為，達到與自然一般的開拓心境，所以就能防疫氣所侵。
道家學說對於瘟疫的思想加持
道教生態思想和以道家生態思的哲理內核，同樣秉持“道生萬物”的思想。萬物之道即清靜無為，田園生活般的自然恬淡和嚮往狀態歸複，因此主張人們在生活上和心理上都能虛明澄靜。
這可以說為是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道家理念在自漢往後衍生出，還是發生了諸多變化，其核心不變的還是秉持無欲無念的境界歸複。故而老子便維持精神的高潔在現世的夾縫之中保全生命，所以在此後的防疫過程中雖然不得不應對外在這種衝突尖銳，但仍然需要保持對外在世界的冷靜認識，即推崇的“清靜無為”。
所以這對古代防疫有著很大的幫助，即精神和肉體應該小心翼翼的保護和封存，依舊怡然自得，不與其它方面發生衝突。
對於莊子思想，和老子不同的是，要在天災人禍中保全性命 ，就必須避免個人與外界的這種衝突，這種看似逃避的方式，恰巧是認識混沌宇宙，熟知自然而然的天性。為此便是道在防疫過程中的心態，因而人們能通過這種心態，正確地觀照外物對自身的影響，求得生命的保全與圓滿。
願此次得防疫，在國家和我們共同努力下達到內外同一，戰勝病魔。
中國古代大瘟疫簡史，幾乎每次都是滅頂之災
西元11年，新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年，大疾疫，死者過半，摘自《後漢書·劉玄傳》。
16年，新王莽天奉三年，丙子年，二月大疫，馮茂在句町，士卒死於疾疫者十有六七，摘自《後漢書·王莽傳》。
22年，新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後漢書·劉吉傳》。
38年，建武十四年，戊戌年，會稽因大疫而死者萬數，摘自《後漢書·鐘離意傳》。
44年，建武二十年，甲辰年，馬援在交趾，軍吏經瘴疫死者十之四五，摘自《後漢書·馬援傳》。
49年，建武二十五年，己酉年，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摘自《後漢書·馬援傳》。
162年，延熹五年，壬寅年，皇甫規在隴右，軍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摘自《後漢書·皇甫規傳》。
169年，建寧二年，己酉年，疫氣流行，死者極眾，摘自《備急千金要方·傷寒》。
196年，建安元年，丙子年，南陽自此連年疾疫，不到十年之間，張仲景宗族兩百餘口，死者竟達三分之二，摘自《傷寒雜病論·序》。
208年，建安十三年，戊子年，十二月，大疫，魏軍吏士多死，摘自《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223年，黃初四年，癸卯年，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摘自《三國會要》、《宋書·五行志》。
252年，太元二年，壬申年，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摘自《三國志·吳志·孫亮傳》。
253年，嘉平五年，癸酉年，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摘自《宋書·五行志》。
273年，泰始九年，癸巳年，吳疫，三年內僅京都死者競達十萬，摘自《宋書·五行志》。
275年，鹹寧元年，乙未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萬人，摘自《宋書·五行志》。
322年，永昌元年，壬午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河朔亦同，摘自《宋書·五行志》。
376年，太元元年，丙子年，冬，大疫，延至明年五月，多絕戶者，摘自《宋書·五行志》。
380年，太元五年，庚辰年，五月，自冬大疫，至於此夏，多絕戶者，摘自《宋書·五行志》。
397年，隆安元年，丁酉年，八月，北魏大疫，人與馬牛死者十有五六，摘自《北史·魏本紀》。
423年，宋景平元年，癸亥年，魏，士眾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摘自《北史·魏本紀》。
468年，魏皇興二年，戊申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萬，摘自《魏書·靈徵志》。
510年，魏永平三年，庚寅年，四月，平陽郡的禽昌和襄陵二縣大疫，死二千七百三十人，摘自《魏書·世宗宣武帝紀》。
598年，隋開皇十八年，戊午年，九月，漢王諒師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摘自《隋書·高帝紀》
612年，隋大業八年，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摘自《北史·隋本紀》。
682年，唐永淳元年，壬午年，加以疾疫，自陝至洛，死者不可勝數。死者枕籍於路，摘自《舊唐書·五行志》、《舊唐書·高宗紀》。
687年，唐垂拱三年，丁亥年，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民死者眾，摘自《舊唐書·中宗紀》。
707年，唐景龍元年，丁未年，夏，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疫死者千數，摘自《新唐書·五行志》。
762年，唐寶應元年，壬寅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摘自《新唐書·五行志》。
763 年，唐廣德元年，癸卯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摘自《舊唐書·代宗紀》。
789年，唐貞元五年，己巳年，是夏淮南浙東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眾，摘自《舊唐書·德宗紀》。
806年，唐元和元年，丙戌年，夏，浙東大疫，死者大半，摘自《新唐書·五行志》。
880年，唐廣明元年，庚子年，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賦眾疫癘，摘自《舊唐書·僖宗紀》。
880年，唐大順二年，辛亥年，春，淮南大饑，軍中疫癘，死者十三四，摘自《舊唐書·昭宗紀》。
1127年，南宋建炎元年，丁未年，三月，金人圍汴京，城中疫死者幾半，摘自《宋史·五行志》。
1131年，南宋紹興元年，辛亥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屍無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32年，南宋紹興二年，壬子年，春，涪州疫，死數千人，會稽時行痢疾，摘自《宋史·五行志》、《續名醫類案·痢類》。
1161年，金正隆六年，辛巳年，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天下騷然，摘自《金史·完顏匡傳》。
1164年，南宋隆興二年，甲申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遍山谷，暴露凍綏，疫死者半，僅有還者亦死。是歲浙之鎧饑民疫者尤眾，摘自《宋史·五行志》。
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辛醜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寧國府民疫，死者尤眾，摘自《宋史·五行志》。
1191年，南宋紹熙二年，辛亥年，涪州疫，死數千人，摘自《宋史·五行志》。
1209年，宋嘉定二年，己巳年，夏，都民疫，死去甚眾，淮民流江南者，饑與暑並，多疫死，摘自《宋史·五行志》。
1210年，南宋嘉定三年，庚午年，四月，都民多疫死，摘自《宋史·五行志》。
1276年，南宋德佑二年，丙子年，數月間城中疫氣薰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數計，摘自1297年，元大德元年，丁酉年，八月，真定、順德、河間旱疫；河間之樂壽、交河疫死六千五百餘人。（十二月）般陽路饑疫，兵多死於瘴癘，摘自《元史·成宗本紀》、《新元史·史耀傳》。
1308年，元至大元年，戊申年，春，紹興、慶元、臺州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摘自《元史·五行志》。
1331年，元至順二年，辛未年，疫癘死者十九，摘自《元史·文宗本紀》。
1332年，元至順三年，壬申年，宜山縣饑疫，死者眾，摘自《元史·文宗本紀》。
1408年，明永樂六年，戊子年，正月，江西建昌、撫州、福建建寧、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萬八千四百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10年，明永樂八年，庚寅年，登州、臨海諸州縣自正月至六月，疫死者六千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13年，明永樂十一年，癸巳年，六月，湖州三縣疫；七月，寧波五縣疫；邵武大疫，絕死者萬二千戶，摘自《明史·五行志》
1444年，明正統九年，甲子年，冬，紹興、寧波、臺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萬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56年，明景泰七年，丙子年，五月，桂林疫，死者二萬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乙未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無算，摘自《明史·五行志》。
1485年，明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年，新野疫癘大作，死者無虛日，摘自《名醫類案·瘟疫》。
1493年，明弘治六年，癸醜年，吳中大疫，常熟尤甚，多闔門死，摘自《都公譚纂》。
1506年，明正德元年，丙寅年，六月，湖廣、平溪、清涼、鎮遠、偏橋、四衛大疫，死者甚眾，靖州諸處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建寧、邵武自八月始亦大疫，摘自《明史·五行志》。
1523年，明嘉靖二年，癸未年，七月，南京大疫，軍民死者甚眾，摘自《明史·五行志》。
1525年，明嘉靖四年，乙酉年，九月，山東疫，死者四千一百二十八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530年，明嘉靖九年，庚寅年，痘災盛行，死者過半，摘自《痘症理辨·序》。
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甲午年，春，痘毒流行，死者十有八九，摘自《疫症集說》。
1582年，明萬曆十年，壬午年，四月，京師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安，患大頭瘟症，死者枕籍，摘自《明史·五行志》、《順天府志·祥異》。
1586年，明萬曆十四年，丙戌年，大樑瘟疫大作，甚至滅門，摘自《萬病回春》。
1622年，明天啟二年，壬戌年，（時行疫痢）夏末秋初，沿門闔境患此，病勢極為危迫，摘自《先醒齋筆記·痢門》。
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辛酉年，晉寧疫，人牛多斃；曲陽大疫，餘姚痘疫盛行，摘自《清史稿·災異志》、《學箕初稿·天花仁術序》。
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年，春，瓊州、靈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無算；六月，曲阜大疫，東昌疫，巨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幾半，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年，春，南樂疫，河間大疫，塊獻縣大疫，人死無算；六月荷澤疫；秋，章邱、東昌、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無算，昌樂疫；羌州寧海、濰縣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23年，清雍正元年，癸卯年，秋，平鄉大疫，死者無算，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27年，清雍正五年，丁未年，夏，揭揚、海陽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無算；冬，漢陽疫，黃岡大疫，鐘祥、榆明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32年，清雍正十年，壬子年，崑山大疫，死者數千人；夏，會城疫，摘自《洄溪醫案·瘟疫》。
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癸醜年，鎮洋大疫，死者無算；昆山疫；上海、寶山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年，春，泰州、通州、合肥、贛榆、武進、蘇州大疫；夏，日照、範縣、莘縣、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計數；昌樂疫，東光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821年，清道光元年，辛巳年，三月，任邱大疫；六月，冠縣、武城、範縣大疫，巨野疫，登州府屬大疫，死者無算；七月，東光、元氏、新樂、通州、濟南大疫，死者無算，東阿、武定、滕縣、濟寧州大疫；八月，樂亭大疫，青縣時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勝計；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斃無數；灤州、元氏、內邱、唐山、蠡縣、望都大疫，臨榆疫，南官、曲陽、武強、平鄉大疫；九月，日照、沂水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壬辰年，三月，武昌、鹹寧、潛江大疫；四月，蓬萊疫；五月，黃陂、漢陽、宜都、石都大疫，死者無算；崇陽大疫；監利疫，松滋大疫；八月，應城、黃梅、公安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年，夏，暑風甚劇，時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摘自《冷廬醫話》。
死者大半，死者甚眾，死者無算，死者不可計數，滅門，絕戶……人口是古代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源，然而每逢大瘟疫，幾乎都是一次滅頂之災。
西元11年，新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年，大疾疫，死者過半，摘自《後漢書·劉玄傳》。
16年，新王莽天奉三年，丙子年，二月大疫，馮茂在句町，士卒死於疾疫者十有六七，摘自《後漢書·王莽傳》。
22年，新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後漢書·劉吉傳》。
38年，建武十四年，戊戌年，會稽因大疫而死者萬數，摘自《後漢書·鐘離意傳》。
44年，建武二十年，甲辰年，馬援在交趾，軍吏經瘴疫死者十之四五，摘自《後漢書·馬援傳》。
49年，建武二十五年，己酉年，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摘自《後漢書·馬援傳》。
162年，延熹五年，壬寅年，皇甫規在隴右，軍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摘自《後漢書·皇甫規傳》。
169年，建寧二年，己酉年，疫氣流行，死者極眾，摘自《備急千金要方·傷寒》。
196年，建安元年，丙子年，南陽自此連年疾疫，不到十年之間，張仲景宗族兩百餘口，死者竟達三分之二，摘自《傷寒雜病論·序》。
208年，建安十三年，戊子年，十二月，大疫，魏軍吏士多死，摘自《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223年，黃初四年，癸卯年，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摘自《三國會要》、《宋書·五行志》。
252年，太元二年，壬申年，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摘自《三國志·吳志·孫亮傳》。
253年，嘉平五年，癸酉年，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摘自《宋書·五行志》。
273年，泰始九年，癸巳年，吳疫，三年內僅京都死者競達十萬，摘自《宋書·五行志》。
275年，鹹寧元年，乙未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萬人，摘自《宋書·五行志》。
322年，永昌元年，壬午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河朔亦同，摘自《宋書·五行志》。
376年，太元元年，丙子年，冬，大疫，延至明年五月，多絕戶者，摘自《宋書·五行志》。
380年，太元五年，庚辰年，五月，自冬大疫，至於此夏，多絕戶者，摘自《宋書·五行志》。
397年，隆安元年，丁酉年，八月，北魏大疫，人與馬牛死者十有五六，摘自《北史·魏本紀》。
423年，宋景平元年，癸亥年，魏，士眾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摘自《北史·魏本紀》。
468年，魏皇興二年，戊申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萬，摘自《魏書·靈徵志》。
510年，魏永平三年，庚寅年，四月，平陽郡的禽昌和襄陵二縣大疫，死二千七百三十人，摘自《魏書·世宗宣武帝紀》。
598年，隋開皇十八年，戊午年，九月，漢王諒師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摘自《隋書·高帝紀》
612年，隋大業八年，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摘自《北史·隋本紀》。
682年，唐永淳元年，壬午年，加以疾疫，自陝至洛，死者不可勝數。死者枕籍於路，摘自《舊唐書·五行志》、《舊唐書·高宗紀》。
687年，唐垂拱三年，丁亥年，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民死者眾，摘自《舊唐書·中宗紀》。
707年，唐景龍元年，丁未年，夏，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疫死者千數，摘自《新唐書·五行志》。
762年，唐寶應元年，壬寅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摘自《新唐書·五行志》。
763 年，唐廣德元年，癸卯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摘自《舊唐書·代宗紀》。
789年，唐貞元五年，己巳年，是夏淮南浙東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眾，摘自《舊唐書·德宗紀》。
806年，唐元和元年，丙戌年，夏，浙東大疫，死者大半，摘自《新唐書·五行志》。
880年，唐廣明元年，庚子年，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賦眾疫癘，摘自《舊唐書·僖宗紀》。
880年，唐大順二年，辛亥年，春，淮南大饑，軍中疫癘，死者十三四，摘自《舊唐書·昭宗紀》。
1127年，南宋建炎元年，丁未年，三月，金人圍汴京，城中疫死者幾半，摘自《宋史·五行志》。
1131年，南宋紹興元年，辛亥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屍無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32年，南宋紹興二年，壬子年，春，涪州疫，死數千人，會稽時行痢疾，摘自《宋史·五行志》、《續名醫類案·痢類》。
1161年，金正隆六年，辛巳年，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天下騷然，摘自《金史·完顏匡傳》。
1164年，南宋隆興二年，甲申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遍山谷，暴露凍綏，疫死者半，僅有還者亦死。是歲浙之鎧饑民疫者尤眾，摘自《宋史·五行志》。
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辛醜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寧國府民疫，死者尤眾，摘自《宋史·五行志》。
1191年，南宋紹熙二年，辛亥年，涪州疫，死數千人，摘自《宋史·五行志》。
1209年，宋嘉定二年，己巳年，夏，都民疫，死去甚眾，淮民流江南者，饑與暑並，多疫死，摘自《宋史·五行志》。
1210年，南宋嘉定三年，庚午年，四月，都民多疫死，摘自《宋史·五行志》。
1276年，南宋德佑二年，丙子年，數月間城中疫氣薰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數計，摘自1297年，元大德元年，丁酉年，八月，真定、順德、河間旱疫；河間之樂壽、交河疫死六千五百餘人。（十二月）般陽路饑疫，兵多死於瘴癘，摘自《元史·成宗本紀》、《新元史·史耀傳》。
1308年，元至大元年，戊申年，春，紹興、慶元、臺州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摘自《元史·五行志》。
1331年，元至順二年，辛未年，疫癘死者十九，摘自《元史·文宗本紀》。
1332年，元至順三年，壬申年，宜山縣饑疫，死者眾，摘自《元史·文宗本紀》。
1408年，明永樂六年，戊子年，正月，江西建昌、撫州、福建建寧、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萬八千四百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10年，明永樂八年，庚寅年，登州、臨海諸州縣自正月至六月，疫死者六千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13年，明永樂十一年，癸巳年，六月，湖州三縣疫；七月，寧波五縣疫；邵武大疫，絕死者萬二千戶，摘自《明史·五行志》
1444年，明正統九年，甲子年，冬，紹興、寧波、臺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萬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56年，明景泰七年，丙子年，五月，桂林疫，死者二萬餘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乙未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無算，摘自《明史·五行志》。
1485年，明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年，新野疫癘大作，死者無虛日，摘自《名醫類案·瘟疫》。
1493年，明弘治六年，癸醜年，吳中大疫，常熟尤甚，多闔門死，摘自《都公譚纂》。
1506年，明正德元年，丙寅年，六月，湖廣、平溪、清涼、鎮遠、偏橋、四衛大疫，死者甚眾，靖州諸處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建寧、邵武自八月始亦大疫，摘自《明史·五行志》。
1523年，明嘉靖二年，癸未年，七月，南京大疫，軍民死者甚眾，摘自《明史·五行志》。
1525年，明嘉靖四年，乙酉年，九月，山東疫，死者四千一百二十八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530年，明嘉靖九年，庚寅年，痘災盛行，死者過半，摘自《痘症理辨·序》。
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甲午年，春，痘毒流行，死者十有八九，摘自《疫症集說》。
1582年，明萬曆十年，壬午年，四月，京師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安，患大頭瘟症，死者枕籍，摘自《明史·五行志》、《順天府志·祥異》。
1586年，明萬曆十四年，丙戌年，大樑瘟疫大作，甚至滅門，摘自《萬病回春》。
1622年，明天啟二年，壬戌年，（時行疫痢）夏末秋初，沿門闔境患此，病勢極為危迫，摘自《先醒齋筆記·痢門》。
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辛酉年，晉寧疫，人牛多斃；曲陽大疫，餘姚痘疫盛行，摘自《清史稿·災異志》、《學箕初稿·天花仁術序》。
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年，春，瓊州、靈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無算；六月，曲阜大疫，東昌疫，巨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幾半，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年，春，南樂疫，河間大疫，塊獻縣大疫，人死無算；六月荷澤疫；秋，章邱、東昌、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無算，昌樂疫；羌州寧海、濰縣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23年，清雍正元年，癸卯年，秋，平鄉大疫，死者無算，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27年，清雍正五年，丁未年，夏，揭揚、海陽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無算；冬，漢陽疫，黃岡大疫，鐘祥、榆明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32年，清雍正十年，壬子年，崑山大疫，死者數千人；夏，會城疫，摘自《洄溪醫案·瘟疫》。
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癸醜年，鎮洋大疫，死者無算；昆山疫；上海、寶山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年，春，泰州、通州、合肥、贛榆、武進、蘇州大疫；夏，日照、範縣、莘縣、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計數；昌樂疫，東光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821年，清道光元年，辛巳年，三月，任邱大疫；六月，冠縣、武城、範縣大疫，巨野疫，登州府屬大疫，死者無算；七月，東光、元氏、新樂、通州、濟南大疫，死者無算，東阿、武定、滕縣、濟寧州大疫；八月，樂亭大疫，青縣時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勝計；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斃無數；灤州、元氏、內邱、唐山、蠡縣、望都大疫，臨榆疫，南官、曲陽、武強、平鄉大疫；九月，日照、沂水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壬辰年，三月，武昌、鹹寧、潛江大疫；四月，蓬萊疫；五月，黃陂、漢陽、宜都、石都大疫，死者無算；崇陽大疫；監利疫，松滋大疫；八月，應城、黃梅、公安大疫，摘自《清史稿·災異志》。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年，夏，暑風甚劇，時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摘自《冷廬醫話》。
死者大半，死者甚眾，死者無算，死者不可計數，滅門，絕戶……人口是古代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源，然而每逢大瘟疫，幾乎都是一次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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