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引渡逃犯修訂法案”的慘敗過程，地雷就埋藏在細節裏。
今年2月港府為填補法制漏洞而啟動修訂《逃犯條例》以來，香港社會掀起巨大爭議，激起大規模社會抗議。現在，港府早已宣佈停止修例並向市民致歉，修例風波不僅未就此停歇，反而餘波未了。示威者起初主要在法治範圍內的和平示威，但後續屢次出現違法暴力和衝擊“一國兩制”秩序行為，偏離初衷，例如7月1日，少數激進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縱觀修例全過程，本具有司法正當性和現實必要性的修法行為，一步步鬧到如今紛爭不停、衝突不止的局面，著實令人不得不反思事情何以至此，香港究竟怎麼了，過去多年的治港政策是否有偏差。
反思此次因修例引發的香港風暴時，一個無法否認的因素，是港人這些年的情緒累積和這次修例手法的僵化粗暴。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檢討整個過程，向內檢視找到失誤和不足，將有助於避免在以後的治港工作中再犯類似錯誤。
長期以來的對中國大陸的疑慮和防範心理，內地的“好心”反而被一些港人曲解為“惡意”。 (美聯社)
修例前港人對現況不滿的情緒累積:
歷史層面來看，香港人對內地的防範與疑慮其實一直存在。一百多年的大英帝國的殖民歷史、港英政府的去國族教育和香港在內地政治動盪時形成的“避難者心理”，現在香港人的構成絶大部份是大陸六十年代各種運動及天災人禍，尤其是六十年代中文化革命逃亡來香的第一代及他們第二代的粵省移民，造成香港社會普遍“恐共”、無法認同內地的中央集權威權制度，希望與內地保持適當“安全距離”。這當然有港人對內地偏見和意識形態認知的成分，但也是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
香港回歸22年以來，從普粵語言之爭到反23條立法、反內地水貨客、反國教，之所以發生那麼多爭拗，從深層來看，一個關鍵因素正是香港社會普遍存在的疑慮、恐懼心理。這裡還內藏一個很少人會或敢提起的中華文化問題，中共建政後，一改過去民國政府對各省、各族、各地域的文化的寛鬆，而是一味追求全中華的絕對統一，打壓地方文風俗例及地方語言，對以粵語為主的廣東打壓力最大，當然更影響香港及澳門，另外, 大陸現政權提倡的不倫不類的簡體字，也是以古中原純漢人自居的粵人及港人非常反感，廣東省在新政權以來，中央不斷從其他省份移民，溝淡粵人比例幾近成功，所以，香港人不知不覺成為古漢民、粵人的最後文化及族群的守護者，天生的對現大陸政權的不伏、不滿，這是沒有人敢說的事實。
過去十幾年，由於對一國兩制下，大陸應允的五十年資本主義實體不變中的可變，政治改革、政制向更西方民主的改革，更加普及西方一人一票的普選，十多廿年都是紛紛擾擾，政改爭議更因建制及泛民兩派各不相讓，毫不尊重政治上解決問題的基石”妥協” 毫無寸進， 反而激發內部越來越分裂，反大陸的勢力越來越大。年前的“占中”，是港人的對立情緒火山爆發的開始。佔中源起2013年港府宣佈成立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專門處理香港政改諮詢，以針對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及2017年香港特首選舉的產生方法的改革。當時，港人普遍希望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所有立法會議員及特首，以達致“普選”。201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831決定”，讓港人對“普選”的過高期望落空，這政攺失敗，反對派是無可辯駁的負有最大責任，他們僵化的一寸不能讓的意識形態是導至一無所有!可是普通港人不會理性地仔細分析，他們只接受這個不能接受的結果。港人對北京的不滿情緒亦達致一個高位，導致由少數精英群體煽惑、煽動的“佔領中環”提前爆發，再演變為長達79天的佔領騷亂行動。“占中”讓香港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泛政治化，一些港人情緒不但變得敏感及激進，更蔓延對內地不信任，甚至產生“港獨”風潮。
2015年出現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被跨境捉拿事件，讓許多香港人更擔憂“一國兩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人身自由受到破壞。2016年，在各種情緒驅使下，多個激進本土組織借聲援旺角小販被食環處城管人員執法拘控的事件，以同情小販“搵”及“向北京抗爭”為名，動員過百人於旺角街頭四處縱火、破壞警車及襲擊執法人員，打開暴力的潘多拉魔盒，最終香港法院將事件定性為暴動。同年，香港立法會出現的宣誓風波，把幾個被一人一票選出的候任議員抗拒向國家及特區政府效忠為理由，剥奪他、她們當選就任的權利及資格，再惹怒及引發部分港人對內地不滿情緒的一個高潮。
特首林鄭月娥2017年上任代替六八九梁振英，相較於梁振英時期，港人情緒有所緩和，社會局勢曾一度趨於平靜。對此，林鄭用“這兩年來相對平靜的香港社會”來形容修例風波前的香港社會局勢。但其實，在看似平靜的表像下，香港部份反對派及外國同情者實際是醖釀進一步的反中反港運動，另一方面，某些傳媒加强煽惑香港人對未來的疑慮，不安的情緒在繼續積累。
過去兩年，林鄭的現界政府在治港工作方面，出台了一些積極向中央靠近的舉措，比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決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內，“占中九子”案宣判，“一地兩檢”，粵港澳大灣區。這些舉措反映了北京主動維護“一國”底線及推動香港融社國家發展大局的初衷，也有助於香港擺脫眼下困境。
與此同時，由於長期以來的疑慮和防範心理，內地的任何“好心”反而被曲解為“惡意”，內地的積極進取被誤解為要消滅香港的自治權利，這樣的嚴重誤會，使港人普遍產生一種被內地侵入的不適感，他們擔心“兩制”空間被擠壓、香港被內地同化，他們忘記了還有二十多年，中港無可避免終會一國一制，鄧少平沒有騙香港人。
港府在修訂逃犯引渡條例時自恃佔據司法公義，没有很好的考慮現實環境及所受影響人士的顧慮，因為操之過急，點燃港人的焦慮情緒 。
修例期間林鄭及律政師以公義理據在她們方面，拒絕聆聽反對方意見(的而且确，反對方意見中，有些是背離此修定案的最終目的，於是情緒總爆發
論道理，港人在修例前的情緒累積和心理變化，港府理應事前有準確認知，並採取循序漸進策略，在推動修例過程中盡可能消除港人疑慮，事實上，在此期間，也有不少人提出了一些可以有效消除疑慮的建議。但遺憾的是，不僅港府，中央治港機構也都未能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修例時自恃佔據司法公義，因為操之過急，點燃了積累多時的港人焦慮、恐懼情緒。
今年2月，港府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提交修訂《逃犯引渡條例》，起初共涉46項移交罪行，只給了20天的公眾諮詢時間。當時，多個團體指修訂的建議是過於草率，認為將會影響外界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從而破壞“一國兩制”。而商界亦認為修訂《逃犯條例》或有機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建議港府應為商界及市民多作解釋相關條例。 不單止商界感到恐懼，法律界及會計界一樣感到陷入法網的威脅，原因很現實，絕對不能以公義一詞去抺去實實在在存在的威脅，因為近十年、廿十年，中國發展起飛，而香港是國際上市及融資的中心，不少大陸的企業設法在香港上市及集資，於是，不少法律界及會計界精英便不約而同跟這些民企也好，國企也好，私企也好服務，眾所周知， 不論世界任何國家及地方，這些融資、集資活動一定有水份，輕者在法律條文之中找出破綻或罅隙，逃避法律不利之處，重者用法律或會計專業去弄虛作假，如此這般，這些法律界及會計界精英們，分分鐘鐘會被秋後算帳，甚至即時算帳，因而這些人士反對更比常人激烈。工商界一樣，m現實上沒有任何工商業在運行中或多或少有水份及在灰色地帶走鋼綫，完全百份百清白的幾乎在現實中没有可能。但港府非但未理會各界的反對聲音，去及時做好溝通解說工作，反而依舊以高姿態修訂條例，隨後，由於商界壓力愈來愈大，才選擇性地從提議中取消了9項可移交的經濟犯罪，但還是不夠澈底。這証明林鄭及律政師這二人的學霸及離地是何等嚴重，她二人根本在腦海裡面没有一絲一毫對這現實的任何感覺及警覺，這修定案之起源是香港一名青年在臺灣謀殺了女朋友，然後逃返香港，港臺未有互相引渡條例及協議，在替女死者尋求雪寃而起，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把修訂條文局限在謀殺及綁架刑事罪案中…?
再之後，修例進入立法會，建制派和泛民圍繞選出立法會法案委員會主席的程式爭論不休甚至大打出手，一度釀成“雙胞胎”鬧劇。面對立法會內的衝突，港府依然未給以足夠重視，也沒進行有效地調停、平息或解救動作，而是尋求繞過法案委員會，直接將修例送上立法會討論，造成大規模社會反對，反對的人越來越多。
縱觀修例全過程，多位前港府官員及立法會議員曾多次向港府提出不同建議，讓修訂《逃犯條例》更易於市民理解。全國政協委員、警務處前處長曾偉雄及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曾建議港府，將《逃犯條例》分析不同部分進行修訂，一方面讓修訂過往更為順利。而港府也可有充足的時間向公眾解釋《逃犯條例》，達致“雙羸方案”。但港府未有接納相關建議，最終導致《逃犯條例》爆發成修例風波。
值得一提的是，在港府修例前，社會早有“反港府”爆發的警號，但港府實在是敏感性不足，未有察覺。翻查資料，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的民意調查，林鄭在2019年3月的支持度仍有50.9分，港府的滿意度為負18.3%。到2019年5月，林鄭的支持度急跌至44.7分，而港府的滿意度更跌至負28%。在民意調查可以看到，在推行修例期間，林鄭及港府是不斷流失市民支持。但港府並未認識到民情脈搏變化，一味急於求成，最終讓修例被人扭曲，落得失敗下場。
補充一下，自從“逃反引渡修定條例案”一出，存在香港的反動勢力已經早知早覺，這是天賜的好槍，是對付中央及港府的最佳武器，於是放風、謠言，一口咬定是中央指使林鄭，修此例目的是對付政治人物，或大陸外逃維權人士，或是貪官污吏!這些吹風及謠言，在大部份對大陸政府有深刻偏見的普通人當然受落、尤甚年青人，很不幸的，林鄭對這些放風及謠言，完全沒有傳播公關工具，或者她完全没有考慮過用任何這些工具去反制及疏導這些謠言，在文宣上敗的一塌塗地!
不能忽視的“方法論”
從填補司法漏洞的公義行為，到如今的“壽終正寢”，修例成了“好心辦壞事”的慘痛例證。這也說明，在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由於社會認知的高度多元和港人對內地議題的疑慮、恐懼情緒，任何公共議題的推動，都應注意方法和節奏。
近數年，北京在治港方面密集地推出眾多政策，可以看到北京迫切希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初衷。北京的初心並非如一些港人所想，是要破壞港人的經濟、自由，甚至是顛覆“兩制”。恰巧相反，北京是希望挽救香港經濟停滯不前的現狀，並讓港人有更多發展機會，是希望能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即解決香港的發展問題，又解決回歸後的融合問題。只不過，由於陸港兩地的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存在一定差異，加之近年來港人又不斷累積不安情緒，尤其是一些治港機構和官員違反基本法的行為，終讓不少港人成驚弓之鳥，對國家政策產生了抗拒心理。
經由這次修例慘敗，港府必須徹底反思，今後施政必須掌握港人心理和社會脈搏的變化，並且注意出臺政策的科學性。與此同時，在將總體治港路線從消極向積極調校的過程中，北京也要吸取教訓，在日後的治港工作中，要花更大力氣幫助港人瞭解內地，消除疑慮，只有做好這些看起來好像是細節的小事，才能讓宏大的路線設計，在治港的政策實踐中順利落地。不過這些已經是馬後砲，大錯已成!
此事件最大不幸的是，香港的反對、反動、港獨、美國特工等勢力，承機而起，美國現任總統一向敵視中國，而且正在對中國進行貿易戰，各方面尋找籌碼，林鄭竟然在這時刻，製造這麼好機會，於是群狗亂咬，群狼亂撕，没有“出路”的青年及基層打工仔於是有了比打機好玩的遊戲!
林鄭及現任一哥完全措手不及，尤其現任一哥又是書生學覇當軍頭，軟弱無能! 作為太平盛世坐冷氣間，紙上文章的軍頭尚可，真的面對“亂世”另一個馬謖而已，於是乎香港真的“亂世”，收拾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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