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共同富裕, 是否三反五反、 文革、共產重現?
老安輯編網上訊息如下:
共同富裕: 中國正在下一盤很大很大的棋
這盤棋指向一個目標：共同富裕。
1 什麼是共同富裕？
先來看看當前的中國社會階層結構。
中國社會階層金字塔結構
中國目前社會階層結構分佈大致是這樣:
1、金字塔底部是低收入人群，數量是9億+；
2、中間部分是中等收入人群（已有車有房有較為穩定的收入），數量 是4億+；
3、然後就是高收入人群，數量大致有幾千萬。
而共同富裕就是將中間部分的中等收入人群做大（不是高收入人群做大）。
按照大大的規劃，到2035年，中國預計中等收入人群要在現有基礎上翻一倍達到8億，屆時中國社會階層將從一個金字塔型結構變成一個橄欖型結構。
中國怎麼才能實現上述目標呢？
中共就必須在收入分配體制上做文章。
一個市場經濟社會收入分配有三個層次：
(1)、初次分配，就是市場化分配，簡單的說就是一個勞動力去打工或者創業，有多大本事就能拿到多大收入；
(2)、次級分配，就是國家通過稅收的形式對社會財富進行二次轉移，比如國家財政給低收入人群發低保補貼醫療費用就是次級分配。
(3)、三級分配，就是國家鼓勵富裕人群通過慈善的模式向低收入人群轉移財富。
瞭解三次分配的基本原理後，中國如果要實現共同富裕，中共應該在哪個分配環節上發力呢…?
甲、 靠初次分配肯定是不行的，市場經濟本質就是一個贏家通吃的遊戲，窮人與富人在同樣的條件下競爭，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
所有的市場經濟社會，如果沒有國家公權的強力干預，最後一定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乙、 靠三次分配也不行， 因為三次分配對於富裕人群只是一種無力而軟的約束，在今時今日的政治正確及較自由民主的環境下，富裕人群做慈善只能是自願的，不做慈善也不是强加立法來處置，也不能強行進行道德綁架。
所以， 要實現共同富裕唯一的辦法就是在次級分配上做文章，也就是說，在稅收環節加大社會財富的轉移力度。
那麼，這是否就意味著應該全面加稅呢？
絕對不是！也不能!
人民對稅是很敏感的，如果你沒掌握稅收執行的種種貼地考慮及怎具體執行，怎影響民生、民心、民意的情況，就盲目隨意作出加稅的決策，最後一定是一場災難 - 中國歷史上這些災難式的加稅做法已見不爽，大明帝國末代崇禎皇帝為這句話自己伸首入草繩結了却一生，丟掉江山。
要掌握稅收的具體情況，首先你得了解稅基的構成——簡單的說，你得了解一個國家主要是哪些人在交稅。
所有市場經濟國家其實都一樣，主要納稅人群都是中間部分的中等收入人群。
低收入人群不但納稅極少，而且還是國家稅收轉移支付的主要對象。
至於高收入人群，因為他們對經濟了解多、懂法懂稅、加上各種專業人才的協助（會計師、律師），又有政府各種各種工、商、金融、服務等的優惠補貼措施，這塊人群其實納稅也很少。
以美國特朗普為例。
身家數十億美元，去年就被政治對手曝出在其擔任總統前幾年實際只納稅750美元，至於美國其他富豪也大同小異，比如著名的巴菲特就公開宣稱，個人繳納的稅款還不如自己的秘書。
世界歷史文明由古至今成就了一個難過及殘忍的真理：
在農業社會，主要納稅人群是自耕農；在工業社會，主要納稅人群就是中等收入人群。
有了這個認識你就會明白，盲目出臺加稅的決策，其實就是增加中等收入人群的負擔，其結果非但不能讓中等收入人群變大，反而會導致中等收入人群變小，從而讓稅基變小，財政收入陷入惡性循環。
加稅導致稅基變小的典型案例。
明朝後期，為了應付後金（滿清前期政權）軍事壓力以及鎮壓農民起義軍的叛亂，明政府在全國加征三餉（遼餉、練餉、剿餉）。
這三餉極大增加了自耕農的負擔，直接導致大量自耕農破產，然後明政府基層官員為了完成稅收考績，又將破產的自耕農的稅額加到其他自耕農的身上，於是更多的自耕農破產逃亡。
最後的結果就是農民起義軍越剿越多，而關外後金軍事壓力有增不減，雙重壓力下明政府財政迅速破產，直接導致了明朝的覆滅。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也是一樣，而且更荒唐，更荒謬。
所以，真正要通過稅收分配來實現共同富裕唯一的辦法就是要加大對高收入人群的徵稅力度，讓國家對高收入人群的名義稅率變成實際稅收收入。
但是要加大對高收入人群的徵稅力度執行起來非常困難，縱觀人類歷史，只有兩個國家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做到了這一點。
這兩個國家就是中國與美國。
特定歷史時期則是中國清代雍正朝與美國二戰之後至70年代。
特別需要警惕的是，這兩個國家在過了特定時期之後，其向高收入人群徵稅的政策也被後來的統治者廢除。
先來盤點這兩個經典的歷史案例。
中國，官紳一體當差納糧與攤丁入畝
從宋代開始，中國中央政權統治的基本遊戲規則就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包括在職的官員，以及官員退休之後就變成地方豪強與縉紳。
共治天下的含義包括政治上士大夫要享受特權，經濟上也要享受特權——這個特權就包括官紳名下的土地不用繳納賦稅。
官紳不用繳納賦稅的特權簡直就是國家稅收的一個無敵黑洞！
一方面，官紳有強大的動力去掠奪自耕農的土地，反正拿下來經營就是0成本；另一方面，大量自耕農非常有動力“自願”將名下的土地投獻給官紳，共同瓜分國家的稅收。
所以，歷代王朝經歷一段時間之後，一定會出現嚴重的土地兼併以及國家稅收銳減的問題，這兩者疊加很容易導致改朝換代的動盪。
清朝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央政權，既沒有歷史包袱而且漢族儒家官僚對中央政權影響力也有限，加上雍正皇帝很有魄力，所以在雍正朝頂著巨大的壓力推動實現了大刀闊斧的稅收制度的改革，包括：
A、官紳一體當差納糧——簡單的說，就是官紳名下的土地同樣也要繳納賦稅，官紳也要承擔差役（如果不願意直接承擔差役也可以出錢雇傭人去當差）。
B、攤丁入畝——簡單的說就是清政府只按照田畝收稅，人頭稅一律免除。
這個政策有兩個好處：
其一，就是增加持有田地的地主稅收負擔，擁有土地越多，納稅也就越多，這就有效抑制了土地兼併，同時可以保障財政收入；
其二，其實就是鼓勵生育，這個政策對於清代人口增長有相當積極的作用。
按：攤丁入畝之後對財政好處也非常明顯。
政府只按照土地收稅，徵稅成本小，而且收入有保障。過去人丁稅存在大量隱藏人口現象，徵稅成本很高。最為重要的是，持有田地的都是地主高收入群體，攤丁入畝其實也是間接向高收入群體加稅，減少了自耕農以及無地農民的負擔。
如果我們把農業社會結構也堪稱一個金字塔結構，那麼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攤丁入畝其實就是向金字塔頭部的高收入人群徵稅。
這種模式在沒有增加自耕農負擔的情況下擴大了國家的稅基，讓中央財政狀況得到極大的改善。
雍正繼位之初，國庫存銀只有700萬兩，但是在雍正大刀闊斧推動稅收體制改革之後——包括官紳一體當差納糧 + 攤丁入畝，中央財政收入迅速增長，到雍正王朝末期，國庫存銀已經超過5000萬兩！
大家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
中央財政強大的財力讓清朝可以大規模開疆拓土，奠定了今天中國疆域的基礎！
在雍正之後，乾隆皇帝雖然廢除了官紳一體當差納糧制度，但是依然保留了攤丁入畝的制度，這就讓乾隆皇帝不但繼承了雍正朝豐厚的家底，中央財政收入也得到相當保障。
強大的財力讓乾隆皇帝留下了赫赫有名的十全武功！包括：
1747至1749年的大小金川之戰;
1755年的平定准噶爾達瓦齊部之戰;
1755至1757年的平定准噶爾阿穆爾撒納之戰;
1758年的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亂;
1762至1769年的清緬戰爭;
1771至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
1786至1788年平定臺灣林爽文叛亂;
1788至1789年的安南之役;
1790至1792年兩次征討廓爾喀;
這十場戰爭對於中國疆域意義重大！
大小金川之戰保證了將四川到西藏的入藏通道牢牢控制在中央政權手裏；
兩平准噶爾以及平定南疆回部叛亂保證了對新疆的控制權；
控制了新疆+控制了四川到西藏的入藏通道就確保了對西藏的控制權。
所以，在乾隆王朝，中央政權能夠直接干預西藏宗教首領的傳承，制定了金瓶掣簽制度並且傳承了200多年（這個金瓶摯簽制度直到今天還保留，清朝制度延續到21世紀的新中國，這是非常罕見的歷史遺產）。
平定臺灣林爽文叛亂，保證了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征討廓爾喀（就是今天的尼泊爾）保證了西藏的穩定；
征討緬甸與安南保證了我們西南邊陲的穩定。
那麼，是什麼支撐了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
是強大的中央財政充裕的財力！
農業社會在邊疆用兵後勤耗費是一個天文數字，僅僅是大小金川之戰清政府就花費了上千萬兩白銀的軍費。
如果不是雍正皇帝打下的財政底子，不是靠著攤丁入畝政策有力保障了中央財政稅收，乾隆皇帝就算是再英明神武，也無法實現這十全武功，今天中國的疆域至少也要少一大部分。
按：我們來比較一下明朝弱勢的中央財政對邊疆用兵的情況。
明朝薩爾滸戰役是決定整個東北地區命運的關鍵，為了準備這場戰役，明政府從全國調集了11萬精兵良將，但是由於農業社會糟糕的後勤效率以及財政力量的不足，這個調兵時間就高達1年，這1年時間花費白銀大概是400萬兩，11萬大軍才調到東北瀋陽，中央財政就沒錢了。
沒辦法，明政府只能反復催促軍隊“急進”——四路大軍必須在8天之內趕到赫圖阿拉與後金軍隊會戰。
這4路大軍距離赫圖阿拉最近的距離也有326里，也就是說，明政府給自己的軍隊下了這樣的命令——要求一支農耕文明的軍隊，在小冰河期的東北零下幾十度的惡劣天氣下，攜帶大批軍資輜重，在8天之內長途跋涉326里路去消滅一只以逸待勞彪悍的後金大軍！
這與千里送人頭有什麼區別？
明朝在至關重要的三大戰役慘敗的原因——不是戰略戰術的問題，而是財政的問題。沒有充裕的財力支撐，任何精銳的軍隊也只會遭受慘重的失敗。
明政府在決定東北命運的薩爾滸戰役投入400萬兩白銀就難以為繼，而清政府光是在一個川藏邊境的大小金川之戰就能砸下上千萬白銀，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耗費的軍費超過上億兩白銀，這就是清朝疆域遠超中國歷朝歷代的根本原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雍正推動的攤丁入畝政策讓中國人口快速增長，在明末中國人口大概是2億，滿清入關經歷一系列戰爭之後，清代順治年間全國人口已經銳減到不足1個億。
在免除人頭稅的激勵下，清代人口增長是歷朝歷代最快的朝代，到乾隆年間中國人口已經突破3個億，1912年清朝覆滅之後，根據當時戶口統計，中國人口達到5.5億。
規模巨大的人口基數就讓清代有條件對邊疆地區進行大規模移民。
地盤不僅要打下來，還得要移民去佔領，最後才能變成自己的地盤，清代向東北、雲南、新疆等地區大規模移民，才讓這些地區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如果沒有清朝，靠著明朝那種悲催的財政，今天中國的疆域將大幅度縮水，包括西藏、新疆、甘肅、寧夏、青海、內蒙古甚至東北大部分地區都統統是另一個樣子。
現在大家明白官紳一體當差納糧 + 攤丁入畝政策意義是多麼重大，甚至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任何時期，只要國家能實現對社會階層金字塔上端人群徵稅，最後都能得到巨大的紅利。
但是官紳一體當差納糧也引發了儒家官僚階層強烈反彈，這種反彈甚至擴大到了整個讀書人階層。
在雍正後期，大量讀書人甚至用罷科舉考試來表達自己對官紳一體當差納糧的抵制，這就嚴重動搖了滿清政府的統治基礎，所以，乾隆皇帝一登基就廢除了這個制度，只是把攤丁入畝制度保留下來。
美國、再來看看美國。
3 羅斯福新政以及對後期的影響
美國在1930年之前也是信奉市場萬能論，然後爆發了1930年大蕭條。
羅斯福上臺推出羅斯福新政，這個羅斯福新政就是執行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與監管。
這個對市場的干預與監管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就是加強對高收入人群的徵稅。
1932年羅斯福上臺之初，美國對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是25%，羅斯福上臺之後迅速將最高稅率提高到63%，1936年再次提高到79%，1941年81%，1942年88%，1944年94%，1946年91%。
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的提高固然有戰爭的因素（因為軍費開支巨大，不得不在高收入人群中徵收更多賦稅來彌補財政赤字），但是二戰結束之後，個人所得稅高達91%的最高稅率卻在美國整整維持了20年！
為什麼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高收入群體能夠忍受高達91%的最高個人所得稅率長達20年呢？
因為蘇聯的威脅。
二戰之後，蘇聯咄咄逼人地向全世界輸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讓西方世界所有資本家感到了莫大的威脅——你不忍受高額的稅收去補貼金字塔中低層人群，一旦在蘇聯滲透下讓左翼共產黨掌權，資本家將面臨滅頂之災！
所以，二戰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資源開始全面向底層人群傾斜，包括福利制度、醫療保險等等逐漸完善。
1945年羅斯福搞了一部《完全就業法案》，這個法案第一句話是這樣描述的：
“所有的美國人，天生就有獲得工作的權利，美國政府有義務確保每個人都有工作，如果私企做不到，政府需要直接創造工作崗位”。
這個《完全就業法案》在羅斯福死之後就變成了《1946年就業法》。
這個就業法貫穿了羅斯福的執政理念，規定政府有責任“促進最大程度的就業”。如果私人企業創造的就業崗位不足，政府就搞基建來創造就業崗位。請記住，政府搞基建其實最大的作用就是給底層民眾創造就業崗位，就是給底層民眾發錢。
而政府能夠給底層人群大規模提供福利保障，能夠通過基建來促進就業其根本就是對金字塔高端人群徵稅導致中央財政掌握了強大的財力。
1967年10月，著名馬克思主義戰士，古巴共產黨領導人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被抓獲，切·格瓦拉在犧牲前留下了一句被廣為流傳的名言：
“我們走後，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
所以，二戰之後延續20年的羅斯福新政其實也是在外部冷戰危機威脅下的結果，這種對金字塔頂端人群大規模徵稅的結果就是給美國帶來了持續長久的繁榮。
到了80年代初期，美國中產階級人數達到了歷史性的巔峰，在總人數中占比達到80%！從1932年羅斯福執政到80年代初期，前後不過50年時間，美國社會結構就從一個金字塔結構變成紡錘體的結構。
但是80年代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
由於蘇聯的衰弱，讓美國外部壓力變小，然後資本家就開始鼓吹新自由主義理論——包括政府應該減稅讓利，減少監管與干預，把“權力關進籠子裏”。
所以，從這個時期開始，美國政府的政策開始向資本傾斜，從8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對資本有了以下變化：
——大企業稅負持續下降。美國上市公司實際稅率從80年代接近50%一路下降到至今20%以下；
——個人所得稅率急劇下滑。1982年雷根把最高所得稅率砍到50%，1987年則砍到38.5%；1988年他快卸任時，則變成了28%，是羅斯福時代以來的歷史最低點。後來個人所得稅率雖然因為不同政黨執政有一定反復，但是一直在40%以下。
——監管從寬。美國司法部針對企業並購重組、不良競爭、壟斷等方面立案調查，從80年代每年500多宗下降到現在每年100多宗；
——融資成本持續下降。美國十年期國債利率從80年代16%一路下降到現在2%以下，帶動整個市場融資成本一路走低，越是大型企業融資成本越低。
美國政府對資本越來越“友好”，那對老百姓自然就越來越“不友好”。美國貧富差距擴大，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正是從80年代開始。
到2017年川普執政時，美國中產階級人數從頂峰時總人數占比80%下降到49%——也就是美國社會結構慢慢又從紡錘體結構再變成金字塔結構。
現在大家明白為什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對中國如此仇視了吧？
原因很簡單，假如中國如同前蘇聯一樣在全世界進行意識形態的輸出，大力宣揚社會主義制度意識形態（即使我們克制著不主動對外輸出意識形態，但是只要中國經濟規模發展成為世界第一，這種無可爭議的事實自然會讓西方國家民眾主動引進中國的意識形態），那麼對於一票資本主義國家而言就會形成巨大的壓力。
這巨大的壓力就會迫使西方國家資本家向平民讓利（如同二戰之後的時代）——雖然這種讓利更有利於社會的穩定，但是畢竟這種模式大幅度減少了資本家的收益，是資本家絕對無法忍受的。
4 共同富裕要做什麼？
瞭解上述歷史之後，再來看看當下中國的共同富裕。
最近中財辦副主任韓文秀在答記者問時明確指出，共同富裕是靠共同奮鬥，不搞“殺富濟貧”，這是中央權威人士對共同富裕的定調。
所以，中共的共同富裕如果要參考歷史，與羅斯福新政還有所區別（大規模提高高收入群體的稅收），應該理解比較類似於“官紳一體納糧”
也就是金字塔頂端的高收入人群如同中等收入人群一樣要按照國家稅收規定實實在在的納稅。
所以，未來對高收入群體偷稅漏稅打擊力度會擴大。
那麼，目前哪塊高收入群體是偷稅漏稅的重災區？
毫無疑問就是娛樂圈。
這就是最近國家出重拳整治娛樂圈的核心邏輯。
對娛樂圈的整治主要針對三個層面：
——偷稅漏稅要打擊。所以鄭爽被追繳並處罰款2.99億，這只是一個開始；
——對於娛樂圈轉行到金融市場瘋狂割韭菜要打擊。所以，小燕子迅速涼了；
——對流量明星現象要扼殺。所以國家最近取締了所有互聯網平臺明星榜單，並且大力整治飯圈，這兩項措施屬於釜底抽薪的打擊。
因為未來明星名字出現只能是跟隨影視作品，那種沒有任何演技，僅靠資本包裝就能一炮躥紅，通過割粉絲韭菜每日收入超過普通人10年以上的勞動所得的現象將成為歷史。
對娛樂明星的整治最大的好處就是既能警示高端人群要老老實實納稅，還不會對實體經濟產生任何負面影響，與此同時，也給無數少男少女的明星夢潑一盆冷水，也有利為年輕人樹立一個正常的人生觀。
對金字塔高端人群實施“官紳一體納糧”然後再向中低層人群轉移支付來改變整個社會的階層結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美國這個過程花了50年，我們管理層顯然不打算用這麼長時間，按照規劃，國家準備用15年時間將我們中等收入人群從4億擴大到8億。
所以，中共還出臺一系列配套措施來促成底層人群向中等收入人群進行階級躍升，包括：
——對互聯網平臺進行反壟斷以及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其核心邏輯很簡單，普通人要實現階級躍升互聯網是最便捷、最有效的管道。在這個領域加大對互聯網平臺的監管力度，強力約束資本的任性妄為，就是為無數普通人撐著這個上升的通道不能堵塞。
——明確宣佈996違法。這是防止普通人被馴化為職場機器，給大家留下更多的個人空間去讀書、學習以及進步；
——教育去資本化、房產去金融化、醫療去市場化。這是減輕普通人在教育、房產、醫療的負擔，讓普通人能夠盡可能輕裝前進；
——大規模反電信詐騙，反網路詐騙。這是幫助普通人守護好自己的錢包；
2015年，中國啟動了偉大的脫貧攻堅戰，在短短5年的時間內讓1億多貧困人群告別了極端貧困，實現了兩不愁三保障，這份成就是人類歷史一座偉大的豐碑；
2021年，中國提出共同富裕這個更加偉大的目標，到2035年，將有4億以上的民眾實現階級的躍升成為中等收入群體，這個目標如果能如期實現，將成為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壯舉！
結語
未來15年將是中國社會階層急劇變化的時期。想一想將有相當於3個日本、8個韓國的人口總量實現階級的躍升就激動人心。
那麼在金字塔下面的9億人群會有哪4億人實現階級的躍升呢？
未來中國能實現階級躍升的人群大概是這樣的畫像——勤奮，能吃苦耐勞，有良好的心態，有自知之明，並且能順應時代的發展趨勢。
至於那些牢騷滿腹，將個人生活與職場的失意歸咎於體制不公，放縱自己的惰性動輒就要躺平的人群，在任何時代也只能沉淪在社會的最底層。
同樣，在金字塔上部的人群也會有相當一部分跌入谷底，很多人靠著機緣巧合賺到一桶金，其實個人駕馭財富的能力很差，被擁有的財富沖昏了頭腦，以為自己能賺錢靠的是個人的才能而不是時代的紅利——對經濟轉型的趨勢茫然無知，這就註定了他的人生是來自塵土最後也會歸於塵土。
今天，中國身處充滿變化以及無數可能性的時代，身處新八國聯軍嫉妒中國的極速發展而以軍事及政治陰謀圍堵的時候， 中國掌政者即使是一個少少失誤都會有估計不到的負面後果，解决貧富懸殊及階級矛盾及基層上流是急不容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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