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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倚天屠龍記原本插畫, 畫家綠雲手筆 |
大俠遠去!武俠泰斗金庸在香港逝世 享年94歲
2018年10月，新派武俠小說一代宗師金庸逝世，享年94歲。
金庸本名查良鏞，1924年3月10日生於浙江海寧，1948年移居香港， 金庸是新派武俠小說最傑出的代表作家，香港著名的政論家、企業家、報人，與黃霑、蔡瀾、倪匡並稱“香港四大才子”。
從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寫武俠小說15部，取其中14部作品名稱的字首，可概括為“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外加一部《越女劍》。“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金庸繼承了古典武俠技擊小說的寫作傳統，又在現代的閱讀氛圍中對這一傳統進行了空前的技法與思想革命，開創了“新派武俠”的風格。六十年來，其作品在風靡了全球華人世界的同時，也使中國特有的武俠小說創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出身海寧查家，與穆旦、徐志摩和瓊瑤都有親緣關係
金庸是海寧査家的第二十二代孫。海寧查家的家族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真正的“以文為業，書香傳家”。查家的發展可以分為3個階段：興盛期在明清，共出了22個進士，康熙年間創造了“一門十進士，叔侄五翰林”的科舉神話；雍正年間，海寧查氏傳到第十一代和第十二代，因文字獄案，不准參加科舉，家族進入靜默期；到第十四代以後，重開科舉，他們又中了進士，進入近代的復興期。由此觀之，金庸的橫空出世並非偶然，而是家學淵源使然。
在近現代文壇，和金庸的名字聯結在一起的，還有兩個大名鼎鼎的人物：明朝中期，海寧査氏第三代中有一支遷往北京、天津一帶，著名詩人穆旦（查良錚）正是“北査”的後代。他中學時開始寫詩，翻譯了普希金、雪萊、拜倫等文學巨匠的作品，被許多現代文學專家推為“現代詩歌第一人”。因為南北兩地，查良錚和查良鏞素昧平生，但兩人的生命中有著驚人的巧合。查良錚是把姓“査”拆開成“木”、“旦”，然後用“穆旦”做了筆名；而查良鏞則是將名“鏞”拆成“金”和“庸”，用“金庸”做了筆名。金庸還有一位近親徐志摩。海寧徐家也是望族，和査家結為姻親，金庸母親徐祿是徐志摩的堂姑媽，金庸喚徐志摩表哥。只不過坊間傳聞金庸對表哥的為人頗有意見，從其筆下諸多負心薄幸的“表哥”形象便是明證。此外，其姑父為民國時期著名軍事理論家蔣百里、表姐為錢學森的夫人蔣英，臺灣知名女作家瓊瑤則是他的表外甥女，著名的古建築“糾偏大師”曹時中是金庸的妹夫，已過世的北京德雲社演員張文良本名叫查良燮，是金庸的親叔伯兄弟。 真可謂一門煊赫，人才輩出。
自小博覽群書，八歲對武俠著迷
查良鏞出生的時候，查家還擁有3600多畝田地，租種查家田地的農民有上百戶之多。所以，他的父親查樞卿實乃“當仁不讓”的大地主。因為家學淵博，海寧查家藏書十分豐富，“查氏藏書”在浙西一帶很有名聲。查家珍藏著900卷之多的《海寧查氏詩鈔》雕版，是查文清生前編寫的。這些雕版置滿兩間房子，查良鏞和兄弟們把這些雕版當玩具，還時常鑽到這些雕版之中捉迷藏。日子長了，對雕版上的詩詞，查良鏞也能耳熟能詳，隨意就能讀出幾句來。可以說，查良鏞是在書堆中長大的。
他曾經回憶說：“家中藏書很多，我幼時雖看不懂，但找書卻方便；而且不單有古書，也有新書，因為我的伯父、父親、兄長都是大學畢業生。我自小與書為伍，培養出喜歡讀書的基本性格，加上長輩的文化修養好，家裏房產亦豐，生活不愁，家人間的活動也很文雅，閑來多是下棋、看書……”儘管那時查良鏞年紀幼小，但所涉讀的書籍已相當廣泛。
在現代知識方面，查良鏞稱小學時代“得益最多，記憶很深”的，是父親、兄長購置的鄒韜奮所著《萍蹤寄語》、《萍蹤憶語》等世界各地旅行記，以及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報》。
八歲那年，查良鏞無意中看到武俠小說《荒江女俠》，“琴劍二俠”的行使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這是查良鏞看到的第一部武俠小說。之後，查良鏞到處搜羅武俠小說，一睹為快。其後，他在當時相當流行的、上海出版的消閒性讀物《紅玫瑰》中讀到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另外，平江不肖生在《順探世界》雜誌上連載的描述清末民初武林真人真事的《近代俠義英雄傳》，更使查良鏞看得入迷。以後幾年，查良鏞看過武俠小說有好幾十本，其中描寫梁山好漢反抗官府的《水滸傳》，寫包青天安良除暴、一身正氣的《三俠五義》及其續篇《小五義》、《彭公案》、《施公案》等等，看得查良鏞如癡如醉。
叛逆少年，先後兩次被中學、大學開除
1936年，金庸小學畢業，入嘉興中學。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日軍不時空襲嘉興，11月打到城池下，師生徒步遷徙至浙江聯合中學。憑天賦努力，他不僅數理化成績優異，英語國文更出色，入高中後利用圖書館，他讀了更多的課外書。初中三年級時，年僅15歲的金庸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書，書名叫作《給投考初中者》，指導打算升初中的學生如何考試得高分。
1940年，查良鏞模仿英國作家卡羅爾的童話小說《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作《阿麗絲漫遊記》一文，刊於壁報之上，影射權勢在校長之上的訓育主任沈乃昌是眼鏡蛇，因此被開除。金庸回憶說：“學校開除，不但失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連吃飯、住宿的生活也發生問題……那是生死系於一線的大難”。
7月，在校長張印通和同學好友餘兆文幫助下，金庸得以轉入衢州中學。這裏生活很艱苦，常有敵機來襲，好在國文老師不錯，圖書館不錯，金庸的精神生活比較富足。1941年底，衢州中學鬧學潮，反對訓育主任，金庸積極參與，再次差點被開除。
1942年5月，金庸高中畢業，第二年去重慶，考上了國民黨“黨立的最高學府”中央政治學校的外交系不收費，希望將來在外交方面為國效力。然而當時校內國民黨學生“特務”橫行霸道，學校縱容包庇，不加理會。金庸打抱不平，向學校投訴這些學生，進而對校方加以指責，又一次被勒令退學。
1947年在時任上海市法院院長、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後併入華東政法大學）兼職教授的堂兄查良鑒的幫助下，他以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的學歷，插班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攻讀國際法專業，於1948年畢業。
因《大公報》遷居香港：以筆名金庸連載《書劍恩仇錄》
抗戰後，查良鏞始到杭州的《東南日報》當記者，4個月後，趕上上海《大公報》招聘國際新聞翻譯，被錄用。1948年3月5日，《大公報》香港版復刊，急需一名翻譯，24歲的查良鏞被暫派前往香港館工作。在《大公報》香港館任職期間，查良鏞先後做過記者、翻譯和編輯。
1950年，當查良鏞的父親查樞卿在內地被作為“反動地主”批鬥時，他在香江也過著窮記者的日子。他向《大公報》辭職，滿懷著做外交官的希望，隻身北上來到北京。然而，在各種條條框框的限制和人事的刁難下，對進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樂觀，於是返回香港，回到《大公報》做國際電訊翻譯和編輯。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香港《大公報》《文彙報》這些左派報紙“一般不用外國通訊社的稿件，特別是關於朝鮮戰爭的消息，更是拒用外電”。可是新華社的消息來得比較慢，為了及時報導戰況，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考慮辦一張“灰色”的晚報。10月5日，《大公報》分出部分人力創辦《新晚報》。
1952年，查良鏞轉入《新晚報》做副刊編輯。這是他踏入報界後第一次大量寫作副刊文章，為此起了“林歡”“姚馥蘭”等筆名。他說，“姚馥蘭”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諧音，因當時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個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來寫影評，沖淡一下。查良鏞說自己本來是電影的門外漢，只是由於工作中要處理關於電影、戲劇的稿件，有時還要自己動筆寫，故除了閱讀理論書，他幾乎每天都流連於電影院。電影看多了，影評寫多了，他甚至動手寫起了電影劇本。1953年，他將郭沫若的歷史劇《虎符》改編成電影劇本《絕代佳人》。那段時間，他還為電影歌曲填詞， 為長城電影製片廠寫劇本，《蘭花花》、《王老虎搶親》等編劇即為金庸(林歡)，其中《王老虎搶親》還使他過了一回導演癮(與胡小峰合導)。
1953年，兩位著名拳師──太極拳掌門吳公儀與白鶴拳師父陳克夫大師打擂比武，由於香港法律禁止武師之間決鬥，遂移師澳門舉行。想不到香港竟有數萬人乘船過海，日夜觀戰，盛況空前。香港各報都予以大版報導，風行一時。《新晚報》由此獲得啟發，便在副刊上試辟武俠小說連載專欄，約請能編能寫的副刊編輯陳文統、查良鏞出陣，陳文統以筆名梁羽生寫第一部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查良鏞以筆名金庸寫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結果一炮打響，《新晚報》一時間洛陽紙貴，銷路倍增，梁羽生、金庸亦因此聲名大噪。《新晚報》之外，他又開始在《商報》連載《碧血劍》，之後是《射雕英雄傳》。
1957年夏天起，內地形勢驟變，反右運動呼嘯而來，千千萬萬知識份子落入“陽謀”陷阱，並波及香港，《大公報》的言論尺度也跟著內地局勢的變化而變化，思想控制明顯比過去加強。香港《大公報》已不是當年獨立的民間報，而是一張不折不扣的左派報紙，政治色彩越來越濃，生性自由、喜歡獨來獨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熱情漸漸消失。
1957年冬天，他辭職離開《大公報》，“我離開左派報紙，是因為那裏不能發表反對當時‘大躍進’錯誤路線的意見，這實在太違反我作為新聞工作者的本意”。他多次自稱個人主義者：“所謂個人主義，是相對於集權主義或國家主義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當權者假借國家的名義，宣稱為了國家或公眾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他們認為國家高於一切，個人必須為國家而犧牲。所謂國家高於一切，就是政府高於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權之人高於一切，生殺予奪，為所欲為。個人主義者某種意義上，其實便等於是人權主義，也就是民權主義。”
創辦《明報》：從小市民報章到知識份子報刊
金庸的武俠小說震動了文壇，具有出色的生意頭腦的金庸見有機可乘，就於1959年借“大俠武夫”和“威名”創立了自己的報紙，是謂《明報》。早期的《明報》以小說及趣味資料為主，每日出版一張。35歲的金庸希望《明報》成為一份“走偏鋒”的小報，利用小市民感興趣的話題， 再配上他的武俠小說吸引讀者，發家制富。
但《明報》創刊初期，虧空嚴重，這一情況隨著《神雕俠侶》在《明報》創刊號連載開始扭轉；1961年，《倚天屠龍記》、《鴛鴦刀》、《白馬嘯西風》開始在《明報》連載，1963年，《天龍八部》開始在《明報》連載；1972年完成《鹿鼎記》宣佈封筆，金庸在退出俠壇仍稱霸武林。
1960年代中國大陸的政治變局為金庸的出人頭地提供了機會，金庸拯救《明報》也靠的就是這個時候的社論。1962年，受“大躍進”影響，內地有大批人員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於上水梧桐山。由於事件敏感，《大公報》、《文滙報》等報都不予報導，《明報》卻“莽莽撞撞”，大聲疾呼，從是年5月12日起，幾乎每天都作頭版全版報導。“難民潮”事件之後， 《明報》一改報格，從一份側重武俠小說、煽情新聞和馬經的“小市民報章”，提升到一份為讀書人、知識份子接受的報章。“文化大革命”也為《明報》樹立了“言論獨立”的形象。當時《明報》開闢“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關大陸的消息，滿足了香港人對大陸一無所知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報》成為報導中國消息的權威。也從此開始，金庸成為自由知識份子的英雄偶像。基於延續中國傳統文化的考慮，金庸1966年創辦《明報月刊》，自任月刊總編。後胡菊人出任總編，將《明報月刊》經營成一份綜合性的高水準讀物，形成了一個全球高級學術刊物。 1968年，又創辦《明報週刊》，經數年發展，也成為娛樂週刊中的佼佼者。
從1970年代開始，金庸成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金庸的名言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少做工夫，多歎世界”，被人認為是“亦正亦邪”的文人。金庸有自己的理想，更有縱橫捭闔的謀略，在香港是“馬基亞維裏型的知識份子”。金庸的“政治現實主義”使得他在臺灣、大陸、香港和港英等多方政治勢力的博奕中得到大家認可。
儘管《明報》與查良鏞在有關中國問題上常被人譏笑為“機會主義者”和左搖右擺的“牆頭草”。但到1980年代《明報》已經被視為一份擁有獨立報格的知識份子報刊，贏得很高清譽。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勳銜。柴契爾夫人首度訪華，金庸單獨會晤柴契爾夫人。他還出任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改制小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會見過鄧小平、胡耀邦和江澤民等許多中國最高層領導人。
1988年《明報》日銷量已是11萬份，1989年躍升到18萬份。今天，香港報界的一些老大如《蘋果日報》社長董橋、《信報》社長林行止、《東方日報》主筆陶傑等，都曾在《明報》幹過。不少名專欄作家，如張小嫻、亦舒等都是從《明報》出的名。 除了《明報》、《明報月刊》、《明報週刊》外，明報機構尚有一份《明報晚報》。金庸還成立了明報出版社與明窗出版社。
強烈的愛國心、永遠相信自己是對的、政治上的實用主義、個人英雄式的競爭心理，金庸創造了文人辦報不但不倒，而且極度成功的歷史先河。這在中國新聞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奇跡，前無古人，後啟來者。也正因為這個奇跡，人們懷念金庸主政時期的《明報》。
婚姻愛情：三次婚姻一次暗戀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金庸在武俠小說中寫盡人間的悲歡離合、恩怨情仇。他在接受中央電視臺採訪時說過：“我的婚姻不理想，我離了好多次婚。”在紙上“笑傲江湖”的背後，他的婚姻曾兩次破裂，心愛的兒子在美國自殺，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
杜冶芬:雙木成林的幸福生活
金庸與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愛情萌芽於1947年的杭州，那時他在《東南日報》工作，因主編幽默專欄而與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認識。金庸在一個星期天下午登門拜訪，邂逅了17歲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門，送去幾張戲票，盛情邀請杜家一起去眾安橋的東南日報社樓上觀賞郭沫若編劇的《孔雀膽》。之後杜冶秋和父親回上海去了，金庸卻成了杜家常客，與情竇初開的杜小姐雙雙墜入愛河。
1948年3月，《大公報》派金庸到香港工作，杜冶芬隨他去了香港，當年10月他們在上海舉辦了婚禮，許君遠是證婚人。金庸曾以“林歡”的筆名寫影評、編劇本，這個筆名的來歷，他本人沒有作過任何說明，杜冶秋說，“林”是因為他們夫婦兩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個“木”字，雙“木”成“林”，而“歡”是他們當時男歡女愛、生活幸福的寫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幾年，金庸忙於工作，沒時間陪她，她一個人在家寂寞無聊，生活過得不愉快。最後她獨自回了內地，兩人辦理了離婚手續。
金庸在《大公報》的其他同事說：“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粵語，在香港感到生活苦悶，加上當時查良鏞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況下，離開查良鏞。”金庸74歲時回憶這段不愉快的婚姻，依然眼含淚光地說：“是她背叛了我。”
朱玫：《明報》初創，共患難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聞記者出身，美麗能幹，懂英語，比他年輕十一歲。兩人相戀時，金庸還在《大公報》。1956年5月1日，他們在香港美麗華酒店舉行婚禮，《長城畫報》刊登了他們的結婚消息。
他們在半山纜車徑(現在的堅尼道)2號租房居住，大兒子查傳俠出生之後，金庸創辦《明報》，篳路藍縷，備嘗艱辛，朱玫與他患難與共，成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記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們夫妻的身影，還有一杯咖啡兩個人分享等故事。那時他們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顧孩子，每天還要給他送飯。1976年1月《明報月刊》十周年，明報王國頗具規模，他們的婚姻卻出現了裂痕，最終走向離婚。
朱玫很能幹，對工作很認真，甚至有點固執，兩人時常因為工作大吵，或許傷了查的自尊心，於是出現了婚外情。據聞，金庸與這位女侍應感情發展一日千里，其後更在跑馬地共築“愛巢”。後來，朱玫發現了這個秘密，兩人離婚。1998年11月8日，朱玫因肺癆菌擴散病故於香港灣仔律敦治醫院，享年63歲。多年後，金庸說，如果可以補救的話，他希望可以對親人好一些，對朋友好一些。在接受採訪時，他臉帶愧色地說：“我對不起朱玫……”
阿May：失意邂逅的女侍應
能與億萬富豪金庸白頭偕老的女子叫林樂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現任妻子。她認識金庸時才十六歲，比金庸小二十多歲。他們倆是在紮角麗池一間酒店裏擦出愛的火花的。林姑娘那時是那家酒店的侍應。那天，金庸剛與第二任妻子吵過一架，正失意至極，就到那家酒店悶坐。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林姑娘想請失意的男人吃碗面，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一見鍾情，二人四目，相投不分。這就對不起朱玫了，再離婚，再結婚，並送小嬌妻到澳洲留學。
她芳名林樂怡，長得很清秀高雅，但亦相當害羞，很怕見報，跟孩子們相處倒是很融洽的。金庸說：“我現在這個太太不是他們的母親，但大家相處得很好。”在《明報》女編輯歐陽碧眼中，阿May跟兩個女兒年齡接近，雖是繼母，卻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她們又說又笑，有時聲音太大，反要丈夫喝止。
據歐陽碧的推算，兩人的年齡應該相差三十二到三十四歲。被問及金庸和現任太太林樂怡“怎樣維繫良好的夫妻關係”，他坦言：“也沒什麼。平時她什麼都很遷就我，到她發脾氣時，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關係不算特別成功，又不算很失敗，和普通夫妻一樣啦。”
暗戀：為大明星夏夢做編劇
相遇夏夢，還是在金庸的第二次婚姻之前，金庸三十出頭，光彩照人的夏夢讓金庸心動不已。為了能常常見到夏夢，他去了夏夢所在的長城影視公司做編劇。金庸到了長城影片公司之後，取筆名“林歡”，為博得夏夢的歡心，他在工作上極其賣力。短短3年就先後創作了《絕代佳人》、《蘭花花》等電影劇本，可謂是多產編劇了。
然而，金庸對夏夢的愛註定只能是柏拉圖式的，因為此時夏夢已名花有主，早已嫁作商人婦，儘管她非常敬重金庸的才華和人品，也明白他對自己的心意，可是她深愛著自己的丈夫，只能把他視作知己，所以，金庸的這段個人苦戀註定沒有結果。但他特別珍惜這短暫而美麗的愛，他在一篇散文中寫道：“其實跟一個人交往，感覺很深刻。也不一定要天長地久，雖說愛情重恩義，但閃電式的愛情也有很驚心動魄的，二三天也可抵二十年。”
不久，他黯然神傷地離開了長城公司，並懷著失戀的痛苦完成了武俠名著《神雕俠侶》。細心的讀者發現：《神雕俠侶》中“小龍女”的一顰一笑，似乎跟夏夢很相似。其實，金庸在“小龍女”身上寄託了自己對理想愛情的渴望和期待：夢中的“她”應該是那種蘭心慧質而又能琴瑟和鳴的女子。可是，理想的佳人又在何方呢？金庸不禁歎道：“念枉求美眷，良緣安在？”1959年，金庸黯然離開長城創辦《明報》，在他的許多作品中，女主角都有夏夢的影子，而這種“恨不相逢未嫁時”的苦楚，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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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 央視 於 2018-10-30 6: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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