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主角“韋小寶”真有其人乎?

“韋小寶”真有其人乎?

早期明報出版社版本的封面

最初版的封面

英譯本的封面

某著名畫家替查先生繪像

雲君(姜雲行)先生是为金庸作品插图的二位名家之一，他亦是為梁羽生絕大部分小說創作過插畫，姜雲行何許人，超低調的插畫大師,很早時候已移民北美。

小說成功, 其實插畫都應有一份功勞。

有歷史學者還懷疑他還告密破壞了興中會廣州起義。

關於金庸的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大家對它的評價莫衷一是，有人認為它水準不高，沒有任何武俠的痕跡，有人卻持相反觀點，認為這是金庸的集大成作品，對於其中的主角韋小寶，他既不會高超的武藝，也沒有俠義的精神，那麼歷史上是否真有此人的？他的歷史原型又是誰呢？

電視劇中眾美女

大家在《鹿鼎記》出版之後，紛紛來信諮詢過金庸，金庸也表示這部小說是“非武非俠，亦史亦奇”，既然有歷史的部分，那麼它究竟借鑒的什麼人物呢？《鹿鼎記》中韋小寶的原型是誰？金庸曾明確表示，“這個人物的由來主要是受海外華人的啟示。”（2007年1月6日人民網）

“韋小寶”原型是有其人, 而有歷史學者還;懷疑他告密清庭, 破壞了興中會廣州起義。 ”很快就有網友通過人物篩選，併發文指出，這個“海外華人”就是香港華人爵士韋寶珊。既為清廷效力，又加入反清團體，多方投機而沒有失手，這是兩個韋爵爺的共同點。當金庸構思這部巨著時，受韋寶珊的經歷和名字啟發，給主角起了這麼個名字，可謂順理成章。當然，以韋小寶經歷的複雜離奇，這個人物形象是糅合多個歷史人物再加想像發揮而成。

韋寶珊爵士，CMG，JP（Sir Boshan Wei-Yuk，1849年－1921年12月16日）, 正式名字叫韋廷俊(1849-1921)，字寶珊(以下統稱“韋寶珊”)，小名玉，祖籍廣東香山，1849年生於香港 。父韋光，（1825年－1879年）13歲時被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收留教養，資助往新加坡讀書，畢業後到港謀生，為當地殷富，任職有利銀行華人買辦。韋寶珊在家中排行最大，其中兩名弟弟名韋安及韋培，兩人後來分別成為律師及大律師。

韋寶珊幼年在家中學習漢學，歷時十年，後來入讀香港首間官立學校中央書院（現稱皇仁書院），當時校長是史釗域博士。在1867年，時年18歲的韋寶珊在家人安排下，前往英國留學， 他是近代歷史上首位被送到西歐留學的華人留學生之一，入讀英格蘭萊斯特的斯東尼蓋爾學校（Stoneygate School），一年後在1869年升讀蘇格蘭大來學院（Dollar Academy）。韋寶珊在大來學院學習四年後1872年畢業，學成返港前曾往歐洲遊歷。韋寶珊是近代首位留學西歐的華人學生之一，自他以後，留學西方漸漸成為東方華人家庭子女升學的其中一種主要途徑。

他1872年學成返港後加入父親工作的有利銀行，繼承父業做了銀行買辦，獲得銀行的重視。韋寶珊父親在1879年逝世後，他繼續留在銀行（韋敦善堂）工作，到1882年更獲擢升為父親生前擔任的華人買辦，直到1910年才離開有利銀行。韋氏父子自1857年任職有利銀行，到韋寶珊在1910年離開，前後合共63年，對該行的發展具重要影響。

韋寶珊離開有利銀行後，自立門戶，從事進出口生意，並曾經與何啟爵士、區德、曹善允及周少岐等人組成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計畫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建造名為“啟德濱”的花園城市。計畫在1916年展開，但後來遭遇挫折，土地終被政府收回，併發展成為啟德機場。　

在1890年，韋寶珊倡議興建鐵路，由香港經廣州通往北京。他曾自行斥資進行研究，但有關計畫最後因為清廷保守派官員的反對而流產。韋寶珊的計畫到後來九廣鐵路的興建才得以落實，隨著九廣鐵路的通車，香港自1911年開始有直通火車通往廣州，但京九鐵路卻一再拖延，遲至1996年方告實現。

韋寶珊以“韋廷俊”的本名，報捐為清廷的候補道

韋玉是韋寶珊另一個為後人熟識的名稱，他是當年香港銀行家、商人及慈善家, 是香港早期少數熱心參與社會公職的華人，他早於1882年2月17日就被港府委為非官守太平紳士。在1880年，韋寶珊當選東華醫院總理，到1887年出任該院丁亥年主席。韋寶珊後與劉鑄伯在1907年成功協助何啟爵士爭取建立廣華醫院，並出任該院倡建總理。韋寶珊另一方面，曾參與創立保良局，保護被迫良為娼的婦孺，並促使該局在1882年成為法定組織，他於1893年獲選為保良局永遠總理。以及在1891年成功協助設立團防局委員會。

團防局早於1866年創立，是一個由華人組成的治安組織，受到港府總登記官監察，早期主要負責在中環及上環地區組織更練，定時巡邏，維持治安，以補充員警之不足。早在1880年，韋寶珊已開始出任團防局局紳，在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下，團防局委員會才得以在1891年正式成立，而韋寶珊亦獲續任，繼續在改組後的團防局擔任局紳。

在1891年以前，團防局雖然設有局紳，並全由華人出任，但局紳卻缺乏權力反映華人意見。有見及此，時任總登記官駱克爵士在1891年對團防局進行改組，倡議設立團防局委員會，以確立該局局紳的的諮詢職能。韋寶珊任內曆侍五任總登記官，並一直與警隊維持緊密合作，對團防局起重要影響。在他出任局紳期間，團防局得到很大的發展，更練規模不斷擴充，在1910年起更進而覆蓋半山區。自1917年開始，該局局紳加入從東華醫院及保良局退任值理的人士，在華人社區中具重要地位。

至1918年為止韋寶珊卸任團防局局紳，1920年獲港府委任為團防局顧問，直到去世。團防局自成立到1941年因日本佔據香港期間，韋寶珊是歷來首位，亦很可能是唯一一位獲委為團防局顧問的人士。

在1894年香港鼠疫爆發時，港府要求隔離鼠疫病患者的做法，受到華人社區的極力反對，後經韋寶珊代政府出面調解，解釋政府政策後，華人家庭才陸續願意讓患病家人接受隔離治療，以及讓防疫人員進入家居消毒。在韋寶珊的協助下，使華人社區的疫情得到控制。為表答謝，他事後在1894年獲港督頒授抗疫紀念金章，同時獲外籍及華人居民團體致感謝狀表揚。韋寶珊其他參與過的公職，包括在1890年出任香港金禧委員會委員，1894年出任節約委員會委員，以及後來參與創立香港大學、出任香港大學校董、及獲委為捕獲法庭成員等等。

韋寶珊亦是當時香港的政治家，自1896年至1917年期間出任定例局（後改稱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894年，港督羅便臣爵士向殖民地大臣里彭勳爵（Lord Ripon）轉呈一份由定例局非官守議員遮打及何啟醫生等人的上書，請求在議政局（即行政局）內加入非官守議席，同時在定例局內加入民選議席，以增加兩局的代表性。儘管有關建議遭到裏彭勳爵的嚴厲駁斥，但在私底下致港督的信函中，裏彭勳爵卻同意增加定例局內的非官守議席，以及在議政局加入兩席非官守議席，而其中一席可由華人出任。然而，羅便臣爵士以華人不能保持中立，以及華人不明暸代議政府為理由，堅決反對議政局加入華人議席。

到1895年，若瑟夫·張伯倫接任殖民地大臣，兩局議席分配才有了定案。當中，議政局首次加入兩席非官守議席，定例局亦加入一席非官守議席，結果港督羅便臣爵士在1896年決定以韋寶珊為定例局非官守議員。韋寶珊是繼伍廷芳、黃勝及何啟醫生以後，，是香港1842年開埠以來第四位擔任該局議員的華人。韋寶珊加入定例局後，定例局華人議席由原本一席增加至兩席，這個情況一直到1929年才有所變化。

韋寶珊在任定例局議員凡21年，先後在1902年及1908年獲得續任，1914年再獲港督梅含理爵士破格續任，至1917年才因年老多病而退休。在任期間，他在議會以沉默寡言著稱，即使1914年至1917年期間成為局內首席議員，亦寧可讓外籍同僚代為就《財政預算案》發言，也不以首席議員身份首先發言。對於這種行為，後來另一位華人議員何福曾解釋，這是因為韋寶珊往往選擇在議會外私下處理問題，所以也就很少在議會發言。此外，韋寶珊的年資雖然比局內另一位華人議員何啟爵士淺，但年紀卻比何啟大，因此亦深得何啟的尊重。

出任定例局議員後，韋寶珊身兼大量不同公職，除參與所有涉及華人事務的委員會外，亦一直出任局內的常務法律委員會及工務委員會委員。此外，他曾在1896年擔任皇后像委員會（Queen's Statue Committee）及不潔財物委員會（Insanitary Properties Commission）委員、1897年出任維多利亞鑽禧委員會及印度饑荒救濟委員會委員、1908年擔任颱風救濟基金委員會委員、亦曾在1901年及1910年分別參與英皇愛德華七世及喬治五世的官方登基公告儀典。

由於韋寶珊長年出任不同公職，又關注華人事務，所以在香港華人社會中具一定地位及聲望。在1898年，英國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派兵新界，計畫將之納入香港版圖，但遭遇新界鄉民激烈反抗，最後經韋寶珊以港英定例局議員身分與有關人等協調， 英國與新界鄉民，在韋寶珊協助調停下，使新界於1898年納入香港版圖，讓英國成功管治。

韋寶珊一直與中國當局保持良好關係，多次代表香港與內地進行交涉，屢獲中方加獎。在1908年，韋寶珊亦獲英廷授予CMG勳銜，以表揚其外交貢獻。另外，在大清仍在執政時，韋寶珊曾協助引渡罪犯予清廷審訊，故此深得清廷信任。

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發後，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向孫中山副手胡漢民投降時，雙方更以韋寶珊擔任保證人，以確保政權平穩過渡。而為表揚韋寶珊對中華民國立國的貢獻，時任大總統袁世凱在1912年向他授予三等嘉禾勳章。不久以後，二次革命在1913年爆發，國民黨人被袁世凱驅逐，袁世凱打算以韋寶珊接替被逐的胡漢民，出任廣東都督之職，但為韋寶珊所婉拒。

另一方面，港英對於定例局華人議員過份牽涉內地政治卻抱懷疑態度。當中，定例局華人議員何啟爵士，就正正因為私底下接觸大陸政府，參與內地政治活動，結果失去港督梅含理爵士信任。梅含理爵士對何啟的政治操守相當關注，曾就此致信英國政府反映，更對何啟爵士展開品格審查，最終促使何啟爵士在1914年離開定例局，不獲續任。

不過，梅含理爵士早於1893年至1901年出任員警司時，就曾經與身兼團防局紳的韋寶珊合作，所以韋寶珊一直深受信用，兩人在定例局內亦保持很良好的關係。

1919年獲英廷冊封為爵士

韋寶珊晚年身體多病，迫使在1917年退出定例局休養身體，並逐漸淡出政壇。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8年完結後，他複獲港府委為慶祝和平委員會委員，以及在1919年獲英廷冊封為爵士，成為繼何啟爵士及歐亞混血兒何東爵士以後，第三位獲勳爵士的華人。不過，這時韋寶珊的身體狀況卻每下愈況，到1920年以後更長期待在黃泥湧道37號家中，甚少露面。韋寶珊臨終前數月一直受水腫困擾，臥病在床，最後在1921年12月16日晚上9時15分病逝家中，終年72歲。

韋寶珊遺體在12月19日出殯，靈柩由靈車盛載，靈車在50名團防局更練列隊帶領下，從家中出發，其家人則緊隨靈車之後。送殯隊伍途經大會堂及皇后大道，沿途吸引大批途人圍觀。隊伍巡行至堅尼地城電車總站停放，供人憑弔。韋寶珊的喪禮以西式形式進行，儀式簡單，遺體則以一個中式棺木盛載。各界人物皆有出席，當中包括代表港督司徒拔爵士的港督私人秘書、首席大法官、律政司、安撫華民政務司、輔政司施勳博士、富商何東爵士、以及定例局非官守議員劉鑄伯及普樂等等，各界致送的鮮花不計其數。韋寶珊的靈柩稍後被移送到東華醫院殮房，再於香港安葬。

回歸文首，“韋小寶”真有其人? 有! “韋小寶”真有其人！他還告密破壞了興中會廣州起義。

韋寶珊就是韋小寶的原型，單是從名字看來，二人就有相似性，其次兩人都被封爵，在《鹿鼎記》中韋小寶被稱為韋爵爺，現實中的韋寶珊頭銜更是多不勝數，主要的有：太平紳士，團防局局紳，東華醫院總理，保良局永遠總理，定例局(立法局)議員。

最為重要的是，他還以“韋廷俊”的本名，報捐為清廷的候補道，這個職位相當於現在的PRC廳級後備幹部，也就是清王朝的儲備幹部，有著無限提升的可能，他出入廣東官場，為清王朝辦事。這也類似《鹿鼎記》中韋小寶為康熙皇帝、清王朝辦事一樣！

同樣韋寶珊還有一個更為讓我們吃驚的角色，那就是興中會革命黨成員。香港興中會一開始是孫中山與楊衢雲兩派的聯合。關於總統之位兩相執，為不妨礙會務進行，曾選舉黃勝之子黃詠商為臨時主席，而黃詠商就是韋寶珊的小舅子，自然韋寶珊也加入了興中會，參與革命活動！這也與《鹿鼎記》中韋小寶加入天地會一樣，作為陳近南的徒弟，籠絡了一大批反清複明的人士！

韋寶珊提供了自己的住宅作為革命黨召開秘密會議的場所，興中會經常在他家裏舉行秘密會議，所以有很多人就懷疑韋寶珊洩密給清廷大量關於興中會的秘密，興中會內部一些革命人士的慘死也和韋寶珊有關，至於事實真相如何，我們已經無法得知！

韋寶珊和《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一樣，遊走在兩大對立派之間，一方面作為清廷官員，為清廷效力，同時暗地加入反清團體，組織興中會在自家開會，兩方投機但沒有失手，這便是這兩個韋爵爺共同特點！

1895年10月26日，興中會第一次廣州起義（也稱乙未廣州起義）失敗，至今已一百多年。起義的領導層孫逸仙、楊衢雲、謝纘泰、陳少白、陸皓東等，都是西式教育的產物, 香港人士!

在背後出錢出力的，是港澳新式商人、知識份子和海外華僑。起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共和國，而不是另立一個朝代。乙未廣州起義，與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農民造反絕不相同，可謂開天闢地的大事件。

乙未廣州起義一槍未發即告失敗，與韋寶珊告密有莫大的關係。興中會臨時主席黃詠商是韋寶珊的小舅子，興中會多次在韋寶珊家裏開會，他擁有告密的絕佳條件。

港澳學者霍啟昌、莫世祥、吳志華挖掘的英國殖民地部檔案、香港政府檔案，將幫助世人揭開韋爵爺的真面目。

告密嫌疑? 興中會機關被破獲、槍械被沒收、重要幹部被逮捕，主流著作都認為是會員朱淇之兄朱湘告密所致。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逃到日本橫濱，少年馮自由追隨之，為興中會重要幹部，對早期史事知之甚詳，並作了多年專門研究。他在《革命逸史》中說，在起義發動前一兩日，負責起草檄文的黨員朱淇之兄朱湘，怕受牽連，用朱淇名義向緝捕委員李家焯自首，以期將功贖罪。李家焯親赴督署稟報。兩廣總督譚鍾麟聞報有人造反，忙問是誰？答曰“孫逸仙”。總督大笑：“孫乃狂士，好作大言，焉敢造反？”堅決不肯相信。李家焯失意而退。

譚鍾麟接到朱湘的情報後並沒有立即採取行動，對李家焯的彙報不予置信，恥笑孫文狂士“好作大言”，又知道他是教會中人，怕引起對外交涉。促使譚鍾麟採取行動的，是一份更加可靠、深知內情的密報。”據說" 這份密報來自香港商人韋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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