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將近, 大部份櫻花都已花淍花榭, 遍地繽紛, 忽然記到一首詩...香港人應該很熟識, 因為某已往生老先生非常...........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出自晚清詩人龔自珍的《己亥雜詩·浩蕩離愁白日斜》

乙亥雜詩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龔自珍，字爾玉，又字璱人，號定庵。清代的思想家、文學家。其祖、父皆為進士，在北京做官。他目睹清王朝的昏庸腐朽，曾寫到“官吏士民狼艱狽厥，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又或餐煙草，習邪教，取誅戮或凍餒以死，終不肯治一寸之絲，一粒之飯以益人。”認為清王朝是“衰世”。他屢試不第，38歲才中進士，只做了幾任小京官，後辭官。他在政治上反對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專制，要求進行社會改革，是近代改良主義的先驅者；他的詩氣勢磅礴，具有浪漫主義色彩。

一八三九年，龔自珍辭官南歸，後又北上接眷屬，在南北往返途中，寫下了短詩三百一十五首，題為《乙亥雜詩》。本詩是第一首，寫他被迫辭官，離開北京時所抒發的感想。

詩意賞析

　　這首詩是 《己亥雜詩》的第五首，寫詩人離京的感受。

雖然載著“浩蕩離愁”，卻表示仍然要為國為民盡自己最後一份心力。　主旨其實是抒發了自己辭官司離京時的複雜感情，展示了詩人不畏挫折、不甘沉淪、始終要為國家效力的堅強性格和獻身精神。全詩移情於物，形象貼切，構思巧妙，寓意深刻。 

詩的前兩句抒情敘事，在無限感慨中表現出豪放灑脫的氣概。“浩蕩離愁白日斜”寫出了詩人離開京城時的感情。一方面，離別是憂傷的，畢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雲，往事如煙；另一方面，離別是輕鬆愉快的，畢竟自己逃出了令人桎梏的樊籠，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裏另有一番作為。

詩人究竟愁什麼呢？詩人離京時，正是鴉片戰爭的前一年，他目睹了清王朝的腐朽，不願意與封建勢力同流合污，辭官回鄉；但是他仍然為國家的命運憂愁，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命運憂愁。“浩蕩”本指水勢浩大，在這裏喻“愁”，李煜曾有詞寫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詩人以李煜亡國被囚之愁自詡，可見憂愁之深。詩人為了襯托離愁，特別把離京時間選在了傍晚，馬致遠散曲“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用晚景襯托離愁。詩人通過喻、襯把愁表現得淋漓盡致。

   “吟鞭東指即天涯”本句雖無愁字，但也能表現詩人離京之愁。天涯是指詩人家鄉——杭州，馬鞭一揮，離京遠去，直至天涯 ，很難再回京城，用誇張的手法，表現離別之愁，傷懷之意，含而不露。

       這樣，離別的愁緒就和回歸的喜悅交織在一起，既有“浩蕩離愁”，又有“吟鞭東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廣闊天涯。這兩個畫面相反相成，互為映襯，是詩人當日心境的真實寫照。

      詩的後兩句以落花為喻，表明自己的心志，在形象的比喻中，自然而然地融入議論。“化作春泥更護花”，詩人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鴉片戰爭爆發後，他多次給駐防上海的江西巡撫梁章钜寫信，商討國事，並希望參加他的幕府，獻計獻策。可惜詩人不久就死在丹陽書院（年僅50歲），無從實現他的社會理想了，令人歎惋。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落花紛紛絕不是無情飄灑，為的是化作春泥培育出更多的新花。[落紅：花朵以紅色者居多。因此落花又稱為落紅。] 

       詩人用移情於物的手法，借落花翻出新意，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極為瑰麗的境界：“落紅不是無情物，化做春泥更護花”！在詩人看來，落花作為個體，它的生命是終止了；但一當它化作春泥，就能保護、滋養出新的花枝，它的生命就在下一代群體身上得以延續，體現出真正的生命價值－－終將孕育出一個繁花似錦、 絢麗燦爛的春天！詩人借花落歸根，化為春泥，抒發了自己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這哪里是落花的葬詞？這分明是一首新生命的歌！ 

　　 

       詩人筆鋒一轉，由抒發離別之情轉入抒發報國之志。並反用陸遊的 詞“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落紅，本指脫離花枝的花，“落紅”似乎成了無用之物，但是，並不是沒有感情的東西，它能化泥護花，化做春泥，培育美麗的春花成長。不為獨香，而為護花。這兩句詩也包含了這樣的哲理：但從另一角度看，仍有價值和作用，它包含著世上的萬事萬物均具有兩面性，“有用” 和“無用”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關鍵在於觀察者的視角，在於自身的價值和功用。 

      這首小詩也隱喻了詩人雖辭官但仍會關心國家的命運，將政治抱負和個人志向融為一體，將抒情和議論有機結合，形象地表達了詩人複雜的情感，不忘報國之志，以此來表達他至死仍牽掛國家的一腔熱情；‘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從而形象、貼切地展示了作者為國效力的獻身精神, 充分表達詩人的壯懷，成為傳世名句。 

龔自珍論詩曾說“詩與人為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書湯海秋詩集後》），他自己的創作就是最好的證明。

老安按: 看古時人,要仔細看, 不要隨便被他們的文字"欺騙"了, 相傳倉頡做字時, 風雲突變, 地動山搖, 老天爺知道一有文字, 人間一定不再有安樂日子, 於是慟哭頓地了。

口中美言、大氣、道德理想, 誰人都會說, 尤其那些飽讀書文, 法律中人、學院教授等等, 拿著書本美言麗句, 政治方程式、理論模式、說三實四、扭横折曲, 美麗圖畫及謊言, 大眾受體, 非常容易墮入這些"文人"都大話的網羅之中,南宋朱熹其中最為禍之一位, 這位龔詩人....而一位已往生的受大部份港人尊敬及崇拜的老先生也是誤墮其中之一位......。

  

 

附: 龔自珍及其遺臭萬年的兒子

龔自珍是名人，龔自珍的兒子，應該也算得上是個名人，因為圓明園是他引領英法聯軍去燒的。

龔自珍，是清代文學史上的一個亮點，他是一位有思想，有才華的愛國詩人，在他的詩篇中，往往表現出憂國憂民的強烈意識。但他的兒子，不但不愛國，而且賣國，當時，就被人視為漢奸，後人讀近代史者，知道這個名父之子的行徑，無不以敗類視之。

萬園之園的圓明園，化為灰燼，固然是英法帝國主義的罪惡，但他為嚮導，為高參，為狗頭軍師，出這惡主意，壞點子，是不能饒恕的。歷史的這一頁，就永遠留下這個丑類的名字，遺臭萬年。

如果龔自珍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冬烘先生，也許人們不至於株及。然而，他是詩壇翹楚，他是文學菁英，他的《已亥雜詩》，家喻戶曉，有口皆碑，這樣，他就不得不吃他兒子的“掛落”——看你生出來的這個禍國殃民的狗東西。幸而他兒子幹這事的時候，他已死去。如果活著，別人指著他的鼻子這樣損他，他也只能沒脾氣。

正如清人趙翼所言，名父之子多敗德，這雖然不是必然規律，但名父不幸而有逆子，而不能辭其咎，也就不能怪罪他人的苛責。所以，如今談到這位詩人，就不能不令人想起他的不肖子，只要談火燒圓明園，就不能不談引英法聯軍燒毀一代名園的龔半倫；龔自珍當然不能為這個喪心病狂的漢奸負任何責任，但他的這個混賬兒子，給他一世聲名抹了黑，卻是事實。這一點，不僅是名父，即使非名父，也是應該引以為鑒的。

“定庵子孝拱，晚號半倫，半倫者，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尚嬖一妾，故曰半倫雲。半倫少好學，天資絕人，顧性冷僻而寡言語，好為狹邪遊。中年益寥落，至以賣書為活。英人威妥瑪方立招賢館於上海，與之語，大悅之，旅滬西人均呼為龔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為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京，焚圓明園，半倫實與同往。橙（龔半倫名橙——編者注）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而歸。”（《清朝野史大觀》卷一）凡是提到火燒圓明園，就會涉及這個敗類，而只要談到此人，無不從龔自珍開始寫起。兒女作惡，父母受譴，清人趙翼《廿二史記》卷二十，在一則《名父之子多敗德》的讀史心得中，舉了很多這樣的例子：房玄齡和杜如晦，都是唐代的名臣，治國有方，政聲卓著，為人所欽敬。而房玄齡的兒子房遺愛，杜如晦的兒子杜荷，最後是以謀反的罪名被殺了頭。狄仁傑在武則天執政時，以堅持正義，抗拒邪惡，著稱於世，可他的兒子狄景暉，為魏州地方官員，很不爭氣，貪婪搜括，酷暴無比，被欺壓的老百姓，對他恨之入骨，遷怒於狄仁傑，將其生祠也給砸了。

宋景也是一代名相，無人不知他正直磊落的名聲，但他的兒子宋渾等行為不檢，流蕩無行，成為社會渣滓，為人所不齒。李泌，在唐朝，曆仕四帝，謹慎自愛，剛正不阿，稱得上為高風亮節的賢相，可他的兒子李繁，卻墮落為奸相裴延齡的一個內應外合的死黨。陸贄彈劾這個無恥的佞臣，讓李繁起草奏書，然後，陸贄親筆改定。這小子將全文默記在心，然後通報裴延齡，使其得以先下手為強。

所以，趙翼歎息：“此皆名父之子，而敗德墜其家聲，不可解也。”

還是在唐代，那個上官儀，更是死憾不盡。他是被武則天殺死的，想不到他的孫女上官婉兒，卻成為武則天作惡的左膀右臂。據《新唐書》：“初，武後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為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後，後自早訴，帝乃悔，及恐後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後由是深惡儀。”

這個怕老婆的皇帝，也夠德行的，一推六二五，自己躲清淨去了。

武則天可不是善碴，老公可以饒恕，背後出主意的傢伙，絕不放過。不久，使人出首告密上官，借這個碴口，大開殺戒，凡上官家的男人，都殺無赦，凡上官家的女人，都沒入宮裏作奴婢。刀架在脖子上時的上官儀，想不到那時在繈褓中的上官婉兒，後來長大成人，忘了國恨家仇，先附武後作惡，後助韋後為逆，成為徹頭徹尾的敗類。

掉了腦袋的上官儀，死不瞑目，同樣，不幸暴卒的龔自珍，更恨的未必是那鴆死他的情敵，而是他那無可救藥的人渣兒子，借帝國主義之手，將圓明園夷為平地，即使在九泉之下，他那熱血沸騰的志士之心，也是無法平靜得下來的。

他曾著文指出：“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蠹國。”他對帝國主義侵略者，對於英國這個殖民主義大國的野心，看得最為清晰。當林則徐到廣東禁煙，他不但賦詩壯行，鼓舞士氣，還出謀畫策，多所建言。他哪里想到，他的兒子偏偏當了英國殖民主義者頭子巴夏禮的謀主。

謀主的說法，出自章炳麟的《檢論》。但也有人說，他在上海，也已經沒落到無以為生的狀態，是靠洋人每月數百大洋，吃花酒，逛窯子，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後，“所以焚掠圓明園者，因有龔半倫為引導。半倫名橙，字珍子，為人好大言，放蕩不羈，窘於京師，輾轉至上海，為英領事紀室。及英兵北犯，龔為響導曰：‘清之精華在圓明園。’及京師陷，故英法兵直趨圓明園。”（據《圓明園殘毀考》）

引狼入室，還沆瀣作惡，這是中國有漢奸以來，恐怕最為十惡不赦的一個了。

鹹豐十年八月癸亥之諭裏，有這樣一段話，也足以佐證龔半倫為敵前驅的罪不可逭：“該夷去國萬裏，原為流通貨物而來，全由刁惡漢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決裂。”逃到熱河承德的奕，在詔諭裏出現“漢奸唆使”之詞，當有所指，絕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有頭有臉之輩，自然是沖著龔自珍這樣有大名聲的人而言，若他地下有知，將何以堪？

名父之子多敗德，敗到龔半倫這種程度者，是很鮮見的。但名人之子多不肖，卻是常見。所以，大樹底下好乘涼的現代少爺們，以先人的名聲，作為生財有道的本錢，以前代的光榮，化作討價還價的資源，以上輩的功勳，充當無惡不作的庇護，以家族的榮譽，幹出為非作歹勾當者，不也時常可見於報紙螢幕，而使人想起《三字經》裏“子不教，父之過”那句話嗎？

因此，龔自珍及其子的這段故事，也許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地方。

轉自大話春秋 編輯:澹臺明